兰州银行总经济师

十大明星企业家:　　杨纪强 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　　刘玉林 甘肃东部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黄登贵 平凉百兴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宋有年 张掖市有年金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茅德贤 甘肃锌宇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永平 甘肃金发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福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啤酒原料公司经理　　张万瑞 武威市金羊建筑工程公司经理　　魏世杰 酒泉飞翔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敏文祥 甘肃华羚乳品集团公司董事长

甘肃省十大个体企业家有：杨纪强 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 ；刘玉林 甘肃东部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黄登贵 平凉百兴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宋有年 张掖市有年金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茅德贤 甘肃锌宇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永平 甘肃金发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福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啤酒原料公司经理；张万瑞 武威市金羊建筑工程公司经理 ；魏世杰 酒泉飞翔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敏文祥 甘肃华羚乳品集团公司董事长 。

张云，男，1959年5月生，高级经济师，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财富》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张云榜上有名，排名第39位。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200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2009.01至今，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

国内银行体制有问题，人力资源以及绩效考核都有问题，人才留不住，员工工作积极性级差，部分领导水平低，特别是工商银行。。。。。

慢慢看看： 金融全面开放迎来最好时机 ■相比韩国和日本的被动性开放，我们的情况好很多。韩国的开放是因为金融危机，是迫于形势的开放，而中国的开放则是履行入世时的承诺，是主动出击 ■开放肯定会使竞争加剧，但是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十年之内，外资银行的份额还会上升10％，但那还是很小，大头还是中国的 ■引进外资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即便被认为最为开放和充分市场化的美国及欧洲的许多国家，至今境内外资银行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固步自封固然要不得，但过分依赖外资同样要不得 ■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平衡道路：一方面既要通过开放对国内金融机构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开放又不能对国内金融体系形成过大的冲击。既要对本土快速成长、开发不够的金融市场做适度保护，但又不能置开放不顾保护落后 再过81天，中国金融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 2001年12月11日，在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金融服务贸易被浓墨重彩地书写。有意思的是，站在外国政府背后的跨国金融巨头，在这份议定书中，表现出对中国保险、证券和基金行业的浓厚兴趣，但是对占据中国金融体系主体地位、比重高达80％的银行业却似乎兴致不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无感慨地披露说，入世谈判时，鲜有外国政府和跨国金融巨头对进入中国银行业的比例提出要求，当时即便邀请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中国银行业，恐怕也没人愿意来。 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中国经济持续5年的高速增长、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幅度推进，刺激了外国投资者蜂拥而来，他们的目标直指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业。 8月末，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施瓦布访华，她语气强硬地要求中国政府遵守WTO承诺，加快金融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从去年年末开始，中国国内也在日益关注有关金融开放的系列问题：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是否过度？怎样在承诺兑现市场开放的同时推进中国金融架构的重塑？在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国家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中国银行业是否有能力应对全面开放的到来？ 值此全面开放前夕，记者特别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花旗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美国高盛集团亚洲地区总经济师胡祖六、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肖耿，就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和策略进行探讨。 金融开放进展较快 记者：再过几个月，中国金融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目前国内有声音说我们开放过度，国外则有声音说中国开放不够。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金融业在过去五年的开放进程，中国目前的金融开放程度如何？ 巴曙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开放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的开放；第二部分是自主的开放，指超出承诺之外的开放。 在金融领域，中国在这两个部分的进展都还是比较快的。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加入WTO的承诺到2006年底基本上都会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方面的自主开放，实际上已经超出当年我们加入WTO的承诺。例如对商业银行的持股比率限制，人民币业务开放，银行零售业务等等，或者比原定的开放期限提前，或者比承诺的开放程度更大，或者是中国当前特定领域的开放现状较之发达国家更高。 在过去五年金融行业的开放中，一个最大的进步是，各方面对金融开放认识的深入。原来存在截然相反的认识，一部分人认为不开放就是封闭，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开放就是外资金融机构随便进来。经过数年的渐次开放实践，现在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平衡道路：一方面既要通过开放对国内金融机构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开放又不能对国内金融体系形成过大的冲击。既要对本土快速成长、开发不够的金融市场做适度保护，但又不能置开放不顾保护落后。 沈明高：从总体上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比对内开放的程度要充分得多。至于到今年年底金融业对外开放能否完全满足WTO规定的条款要求，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在操作层面(例如，如何定义外资银行等)，在原则性问题上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在过去五年中遵循了渐次开放金融行业的原则，这是中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的一种策略，它的银行体制并不是很好，很难想象中国银行业一下把大门打开，会是什么情况。 詹向阳：有人提出，外资银行在中国国内银行市场上仅仅占有2％的市场份额，据此他们认为，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还十分有限。据我所知，2％仅指外资在华独资银行机构占有的市场份额，外资通过对中资银行的参股而间接占有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统计在内。目前，外资通过合资参股已经进入我国的18家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总资本中，外资已经占到了15％以上。资本控制资产，这是经济学常识。根据这点，外资对中国银行业资产和市场的控制力至少应与其进入的资本比例相当，即是15％。从这个方面看，过去五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不小。 必须指出的是，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侧重于在中国重要的金融区域、金融业务领域发展，瞄准的是创造更多价值的高端客户。因此，我国金融的开放度和外资进入的深度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还要全面地看，多角度地评估，仅用一两个数据是难以为凭的。 现在是最好时机 记者：中国金融行业是最后一个对外全面开放的领域，从目前的情况看，经过五年过渡期，中国金融体系是否已经做好全面开放的准备？ 胡祖六：相比韩国和日本的被动性开放，我们的情况好很多。韩国的开放是因为金融危机，是迫于形势的开放，而中国的开放则是履行入世时的承诺，是主动出击。因此中国在这五年中，在有步骤地开放的同时，也有步骤地推进了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这五年中，我们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建行、中行都已成功上市，成为市值超过千亿美元的大金融机构，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大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回归了财务健康，并且搭建了一个有效率的平台。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现在可以利用金融改革带来的成果，加大开放。全球最新的管理理念、产品、技术的进入，能够提高竞争的层次，光光是在现有的体制内展开竞争，那就很难真正知道经营水平的高下。尤其是中国金融体系跟国际先进的体系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国内金融机构还是需要向国外学习，提高管理水平。 沈明高：目前可以观察到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政策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国有银行改革还没完全完成，尽管中行、建行已经上市，但这仅仅是迈开第一步，另外农业银行改革还没进行，这些都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对内开放也不足，国内民营资本进入银行的限制很大，民间信贷还没有合法化，虽然试行了一些小额信贷，但步骤很慢。在对内开放不足的情况下，我觉得一下子做到完全开放的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银行改制基本上完成了，大家对银行都比较有信心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先把对内的门打开，然后把对外的门开得更大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最近一个消息是建行的利润下降了很多，大概18％左右，未来我们的宏观经济再有波动的话，银行的盈利能力经不经得起考验？或者说，现在引进的战略投资者能不能真正地把国外的管理技术引进来，然后把风险控制的水平提上去，我觉得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但是开放并没有停止，它是停不了的，它肯定是要往前推进。至于以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去推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 肖耿：我同意胡祖六的观点。现在是我们的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好时机。这里头不仅有金融改革带来的金融体系改善的积极因素，宏观经济也提供了有利时机。 中国经济有没有过热？我认为没有，我们的宏观经济势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也为中国金融的发展带来很多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们金融开放以后，外资银行、金融业对中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中国政府来说，也需要通过引入外来竞争者，来改进每个金融机构的效率。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银行、金融机构存在破产的风险，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有望降低。通过增加个体风险来降低系统风险，这应该成为金融对外开放国家战略的核心部分。 开放并不必然导致金融风险 记者：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全面开放已经势在必行，现在国内有一种担心，认为金融开放将危及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各位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沈明高：一般而言，开放以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肯定会加大。谈到金融开放的风险，要看怎么去理解，如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控制的，尽管金融机构效率很低，但是经济波动却很小，这样的经济在短期之内看上去风险不是很大，但它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改革风险。因此，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能说明保护就没有风险，而开放就一定有风险。金融安全实际上与监管部门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监管部门关注的应该是整体金融的风险，而不是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 胡祖六：开放肯定会使竞争加剧，但是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因为事实是我们处于一个制高点，我们有一定的优势，2005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量是很小的。根据我们的预测，十年之内，外资银行的份额还会上升10％，那还是很小，大头还是中国的。 不要把外资进入这个事情夸大，目前就是夸大了。 巴曙松：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简单地说是封闭更安全还是开放更安全，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案例证明封闭的金融不安全。 就举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说，开放得少使本土金融机构没有太多外部竞争压力，没有竞争压力它就安全吗？比如四大国有银行前前后后剥离2万多亿不良资产。2万多亿不良资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国民储蓄的一种浪费，银行没有把国民储蓄用到更能发挥经济增长潜力的企业和地区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这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如果通过竞争、开放，然后学习到好的风险管理经验，改善整个运行机制，使资金配置更有效率，那么这种开放就是有价值的。 所以关键是要评估，能否通过引进外资达到改进风险管理、改进资源合理配置。 该采取何种金融开放策略 记者：依我的理解，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金融开放策略，各位专家怎样看？ 詹向阳：我个人认为，包括金融在内的国内市场在入世背景下一定要对外开放，这是前提。投鼠忌器，因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存在风险而关闭开放之门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忽视这种风险的现实存在，以善良的愿望对待开放和引资问题是幼稚的。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注意把外资进入的“量”控制在国家金融安全不受影响的限度内，特别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一定要有限制。这点我们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即使被认为最为开放和充分市场化的美国及欧洲的许多国家，至今境内外资银行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另外，对引进外资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固步自封固然要不得，但过分依赖外资同样要不得。 巴曙松：对外开放的策略的确非常重要，银监会最近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去年11月，我去美国考察，结果发现，美国在遵循WTO条款下，对外资银行的管制远比我们来得紧。美国从1991年开始，就有一个关于外资银行的法案，外资银行要在美国做零售业务，要加入存款保险公司，这是根据世贸原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但要加入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必须是一个法人机构。这样你就还要向美国有关机构申请银行牌照，还要注入资本金，符合美国的资本充足要求等等。 我曾经问美国货币监管总署的官员：你们这样做可以理解为一种美国本土保护吗？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实际上我们主要是对存款保险资金的一种保护，对本土银行体系的一种保护。如果一个经营不善的银行分行在这经营，出了问题，他要动用存款保险机构去救助它，在一个庞大的跨国银行网络下，一个分行的经营好坏，显著地受到它总行的影响。但如果是子行就好一些，监管机构可以查你的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的充足率等多个指标。这样在客观上加大了外资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同时也使得很多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经营业务。它的做法，既遵循了WTO的原则，又在客观上起到了适度保护美国本土金融机构的效果。实际上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也就在寻找这个平衡。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是，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金融监管如何完善和强化？ 沈明高：在金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或者说在金融对内开放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监管技术和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变化。比如说，多元化监管模式，即征信机构、存款保险公司等都应该是整个监管体系的一部分；在监管技术上面，应该引进透明机制，提出及时校正措施；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帮助金融机构化解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金融机构应该是可以破产的而且是能够破产的，破产对投资者是一个损失，但对整个经济而言是一种保护。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金融因为被别人控制、或者说经济命脉被别人控制而出现大的经济风险，小国例外。 肖耿：金融监管机构应该考虑，一方面允许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外部环境要一样；另一方面要考虑，对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要一视同仁。比如说，国有银行一般不会破产，它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收购、兼并，或者以以前的一些方式想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是外资银行，它们要破产了，我们有应对方法吗？海外的金融机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金融机构，开放之后我们怎样去应付那些有问题的外资金融机构？这些比较基本的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金融开放的长远目标和战略 记者：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应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长远目标和战略呢？ 胡祖六：在我看来，中国应该两条腿走路，对内来说是市场化，减少国家或者政府的控制，很多机构要更加民营化，吸引私人资本参加；对外则是开放，让外国的投资者能够到中国来经营金融业，经营一般的业务。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巴曙松：短期目标就是年底如期全面开放，这里头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全面的法律法规清理和规范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管理办法与世贸协定有冲突的地方，要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比如说国民待遇，另外，一些超国民待遇要收回，现在一些外资银行实际上是享受超国民待遇。 从长期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要建立开放、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而不是管制下的金融体系、保护落后的金融体系。一个市场化、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跨时间、跨地域地进行风险资金的配置，谁的配置效率高谁就有竞争力。 只要每一个金融机构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得到了更好的服务，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就能整体得到提高，这样的路径就是正确的。 中资银行如何应对开放挑战 记者：刚才谈的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从微观来说，中资金融机构该如何应对全面开放的挑战？ 詹向阳：目前，随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正在快速演变为不同中外资金融机构联盟体之间的竞争，竞争格局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由竞争更多地向着竞合方向发展。 国内商业银行应对后过渡期加速开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业的综合经营要能够尽快地有所突破。国际商业银行已经纷纷走上综合经营的道路，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这种综合经营模式也正在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显然无法置身其外。因此必须在这一方面给中国的银行业松绑，减少制度障碍，创造一种可以促进金融创新的监管机制和法律政策环境。第二是要解决好人才短缺的问题。 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把人才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予以的重视，应该允许国内银行特别国有银行的薪酬制度逐步市场化，摒弃平均主义的薪酬制度，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成本承受力设置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人才留在国内银行，提高国内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胡祖六：外资银行的优势在于它的品牌、服务和产品。中资银行应该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在服务上，应该面向市场、针对客户进行细分；并逐步调整业务机构，目前中资银行零售业务的比例还很低，业务还非常单一。 总体上说，中国银行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能瞧不起自己，说自己什么都不行。在竞争上，可以考虑多种策略，这就好比体育竞技，中国商业银行既可以考虑增强体质，在一些力量型项目上获胜，也可以向小巧方面发展，比如开展跳水、体操等项目，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建行已经走出国门，购买了美洲银行的亚洲分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很好的证明。 (本报实习生李千亦有贡献)(P1180311) ■背景 入世承诺摘要 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客户从事外汇业务，无地域限制。 人民币业务先放开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入世一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两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三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和厦门；四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入世两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 五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具有完全的市场准入，允许开办人民币零售业务，在指定的地区可享受国民待遇。 实际开放进程 2001年已全面放开外汇业务2003年12月，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对象扩至中资企业。已有13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超出承诺的开放包括：将单个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比例从15％提至20％。减少外资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档次和数量要求。允许外资银行从事衍生品业务和保险公司外汇资金境外托管业务。 截止到2005年12月，人民币业务的开放地域已扩大到25个城市，其中西安、沈阳、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比承诺的时间表提前开放，人民币业务对象也由外企、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扩大到内资企业，已有25家外资银行向20家中资银行投资入股。

农行现任行长是蒋超良

是我妹夫的爱人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