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1080）的春节，苏东坡是在奔赴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境内）的路上过的。本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他和长子苏迈却顶着冰雪往南赶。他和苏迈当然不是自愿在开年的第一天就和家人分开的，可他们却无可奈何，因为前一年苏轼不幸卷入了乌台诗案。按现在的标尺去衡量，苏轼这样嫉恶如仇的人因为不向恶势力低头而陷入困境，着实是奸邪们太猖狂了。可是，当时的政坛就是如此。苏轼在谢恩的奏章上直言为政者无能，几乎公开地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叫板，王安石等对号入座的人又怎么会愿意放过苏东坡呢？元丰二年（1079）六月，一个御史弹劾苏东坡，说他在此前呈上的谢恩表中的某四句话，是在蔑视朝廷。这封弹劾奏折呈上去之后，苏东坡还安然无恙。待到数日后，当时正在御史台为官的舒亶又把苏东坡以前写的一些诗文翻出来，逐字逐句地批驳，说苏轼不仅考虑不周就乱写，还不忠于君主又胡说。时为御史中丞的李定也跑来凑热闹，“有理有据”地罗列了四条苏东坡的过失，并给了个结论：此人必须为自己的无礼付出生命的代价。闹到这个地步，宋神宗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堆弹劾苏东坡的奏章，所以他也不能再压着这件事，只得命御史台按规查办此事。可御史台是个什么地方？弹劾苏轼的奏章皆出自此。李定在得到宋神宗的指令后立马派出一个酷吏去苏东坡当时任职的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三下五除二地免去苏轼的职务，并把他押解进京。在朝廷官吏到达湖州之前，先一步得到消息的苏东坡之弟苏子由曾派出使者告知苏东坡此事，但子由也不清楚这次朝廷传唤到底是为何事，事情有多严重，所以只是给苏东坡通了个气。而苏东坡在被捕时，虽然看到了朝廷传唤的公文，但公文写得简简单单，他也不知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数月的监禁和来年春天的贬谪。在苏东坡带着长子前去京城的途中，他也担心过自己此次凶多吉少，怕牵连自己的朋友，因而在船行至太湖时有过投湖自尽的念头。但想到若自己一了百了，那可能祸患就要降落到子由身上，所以还是作罢。八月进入京城后，御史台二话不说就将苏东坡关入了监狱。这一关，就关到了除夕这天。关押期间，御史们把苏轼写过的东西几乎都扒拉了个遍，一点点地在字里行间寻找苏东坡的罪证。这群御史确实查不来不少“东西”，还把当朝驸马、苏子由、张方平、司马光等人全都牵扯进来，看起来像是要把变法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也是因为牵扯太多，事关重大，最终的裁决权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中。因为皇后临终时还在为苏东坡正名，宋神宗自己也相信苏轼并无谋反之心，所以苏东坡最终还是没有如御史之意命丧于此，只是被贬去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朝廷的催促声中踏上前往黄州的路。整个正月，他都奔波在路上。二月初到达黄州，他也没有什么安居之所，故而住进了当地的一座寺庙定慧院。“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黄州和繁华不沾边，苏东坡在此的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可是在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的审讯之后，他也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春天，从乌台诗案之中脱身的苏东坡，在偏远的黄州走进了乡野，时而与朋友交往游玩，时而踽踽独行，沉思生命的意义。这个春天，苏东坡还和宗教结缘。从这个春天起，苏东坡和曾经的自己好像做了一个道别。元丰四年（1081），这个年少就成名的大学者开始扛起农人才用的锄头，带上农人才戴的斗笠，在绵绵的春雨之中开始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正是在这个春天，他开始称呼自己为“东坡居士”。黄州的贬谪生活，明明平淡无奇，但苏东坡却过得有声有色。他在这里建起自己的茅屋，也建起闻名遐迩的雪堂，更迎来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孩子，悟出了当年陶渊明享受过的隐居之趣。可以说，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春天，于苏东坡而言是自己一生中最有韵味的春天。他在贬谪地黄州用自己的双手和别人抢不走的心境过上了神仙一般的生活。他在黄州泛青的田埂上唱自己改编过的《归去来兮辞》，在黄州融冰的湖泊之中与好友泛舟饮酒，在荠菜遍野之时把野菜摘回来做成“东坡汤”……因为一场乌台诗案，苏东坡失去了湖州的风景，但有了只有他能看见的黄州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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