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石化副总经济师

1965.8—1970.7 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学习；1970.7—1971.7 南京大学留校；1971.7—1971.12 南京市轻工业局煤矿排长；1971.12—1974.11 南京市煤矿建设工程团干事、计划员、团委副书记；1974.11—1975.3 南京市轻工业局计划科计划员；1975.3—1979.10 南京烷基苯建设指挥部副组长；1979.10—1982.7 南京烷基苯厂计划科、计划技术科副科长（其间：1981年9月至1982年7月华东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进修）；1982.7—1984.9 金陵石化公司经营部、供销公司（进出口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1984.9—1985.3 金陵石化公司副经理；1985.3—1988.6 金陵石化公司党委书记；1988.6—1997.11 金陵石化公司经理、党委常委（其间：1995年3月至1995年7月中央党校学习）1997.11—1999.9 中国东联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金陵石化公司经理（1999.7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9—2000.1 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常委；2000.1—2000.5 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常委，中国石化股份公司金陵分公司经理、党委常委；2000.5—2001.10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01.10—2006.1 任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2006.1至今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党组成员。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省委委员，省九届、十届人大代表。1989年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1990年省优秀企业家，199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石化有突出贡献科技和管理专家，2000年中石化劳动模范。

金陵大学1913年10月14日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后宅镇。1933-1937年 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学习，获理学士学位。1937-1938年 任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实习员。1938-1941年 任资源委员会重庆动力油料厂实习员、课长。1941-1942年 任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炼油厂课长。1942-1945年 任甘肃油矿局驻美代表，同时在美国美孚、壳牌石油公司考察学习。1945-1946年 任资源委员会上海炼油厂厂长。1946-1948年 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室主任兼上海营业所经理。1948-1949年 任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1950-1952年 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1952-1955年 任燃料工业部工程师。1955-1978年 任石油工业部供应制造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其间，1960-1961年兼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供应指挥部副指挥；1962-1964年兼大庆炼油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1978-1982年 任石油工业部外事局顾问。1982-1993年 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其间，1982-1987年兼石油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1990-1992年兼能源部高级咨询委员。1993年3月 离休。1993-1998年 聘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咨询中心特邀专家。 1937年4月从南京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工业化学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良，毕业时膺选为斐道斐励学会会员（即金钥匙奖）。7月参加工作，任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实习员，在植物油提炼轻油实验厂当值班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燃料研究室先后迁至汉口、长沙，但当时南京公共汽车用油全部依赖实验厂提供，他和另一值班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坚持轮流值班，日夜开工，直至日本侵略军迫近南京城郊，遂仓促撤至长沙。1938年春，因进口油品几乎断绝，资源委员会派燃料研究室主任金开英筹建重庆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后改称动力油料厂），邹明被派在现场工地工作，被提升为课长。1941 年3月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工矿实业家孙越崎任总经理，邹明调任该局炼厂工料课长。他深受孙越崎“实业救国”思想的熏陶，一心扑在石油事业上，为玉门油矿的开发出谋划策，竭尽全力。1941年冬从美国订购的一套裂化炼油装置在运输途中遭敌机轰炸受损，邹明等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在内地赶制炼油甑运矿安装使用，使1942年汽油产量比上年提高了9倍。1942年底，邹明被派往美国，任甘肃油矿驻美代表。这时因国际间民用货物运输几乎中断，玉门油矿所需进口器材告急，邹明想方设法成功地通过“租借法案”为玉门油矿提供急用物资装备，保证了油矿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邹明回国，到上海接管日军侵华期间日本石油公司在上海高桥所建的储油所等设施，继又组织人员顺利接管了日本公司在南京、汉口、广州、青岛、天津等地建立的储油设施。其后，他又参与筹建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利用接管的沿海沿江储油设施，开展进口成品油营销业务，以所获利润供恢复和建设炼油厂和油田之用。为此，他调任总公司营业室主任兼上海营业所经理。1948年8月他任总公司协理，9月兼任甘青分公司（玉门油矿）经理。到矿不久，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岌岌可危，盘踞在西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溃逃之际破坏油矿。在爱国爱矿爱石油事业心的驱使下，邹明冒着生命危险率领全矿职工护矿，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使玉门油矿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受到当时解放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表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明满腔热忱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工作勤奋，勇于负责，先后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燃料工业部经理司工程师。1955年石油工业部成立，他调任石油部供应制造局副总工程师（后升任总工程师），经常去基层蹲点。1960年2月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兼任供应指挥部副指挥，负责组织会战所需设备器材的供应。当时数以万计的各路兵马奋战在800多平方千米的大草原上，勘探、开发、油田建设齐头并进，需要设备器材品种多、数量大、时间急，由于精心组织，未雨绸缪，及时调度，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了会战的正常进行，当年生产及外运原油近百万吨。1962年初，邹明任大庆炼油指挥部副指挥，分管炼厂建设所需物资装备的供应。由于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第一期工程仅用18个月便提前建成投产。1964年，他又主持石油部机关新成立的配套办公室，自力更生，及时解决了五大新型炼油装置和当时被誉为我国炼油工业的“五朵金花”（1962年石油工业部召开炼工作会议，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有关的催化剂和添加剂等，被称为炼油工业的“五朵金花”）在建设中出现的设备、管件阀门、仪表等的配套问题，加快了石油产品“三年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目标的提前实现。“文化大革命”中，邹明受到了极大冲击，被拘留审查达7年之久，最后的审查结论是：“这是根据一项假口供搞的一起错案，应予平反”。1978年，邹明恢复工作，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外事局顾问（1982年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他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以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海洋石油对外合作这项新工作。他对国际上石油勘探开发合同和石油经济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引进和建立了经济评价机制，参与拟订了各种对外合作文件以及招标评标和合同谈判工作，培训干部等。他还在渤海石油合作论证会上通过经济分析有力地捍卫了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政策。他于1993年离休，时年80岁。邹明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石油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1982年至1987年），能源部高级咨询委员（1990年至1992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咨询中心特邀专家（1993年至1998年）。1990年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1980年至1985年曾先后参加海洋石油代表团赴英国、挪威、埃及、美国、法国等考察交流，1986年应邀参加英国《金融时报》在香港主办的太平洋盆地油气研讨会并作专题发言。在能源部高级咨询委员座谈会上曾多次提出有关我国石油工业管理体制和经营发展战略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玉门油矿从美国订购的裂化炼油装置等设备在运输途中于印度仰光遭敌机轰炸。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决定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商定在内地赶制炼油设备应急。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邹明和业务处长郭可诠到重庆立即组织人员开展从炼油设备的设计、选厂制造、监制验收到装箱发运环环相扣的工作。钢材不足，就拆储油罐、船舶等，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先后制成了阶梯式连续甑炼炉6组，经2500km的长途运输，当年在玉门陆续安装投产4组，提前完成了1942年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奋斗目标，为上年产量的9倍，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玉门油矿生产建设所需设备器材，很大一部分需依赖国外供应。当时国际运输因战争几乎中断，玉门油矿进口器材来源告急，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曾多次设法将玉门油矿急用器材纳入美国“租借法案”提供，但终未成功。1942年冬，邹明任甘肃油矿局驻美代表。他到美国后，向美国有关部门大力宣传玉门油矿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终于得到美国战时石油局的支持，促使租借法案管理局同意将玉门油矿急用器材视作军用物资列入租借法案内申请供应。这样，从1943年至1945年玉门油矿所需从国外进口的钻、采、炼设备，配件，工具，仪表，管材等都是通过美租借法案项目源源提供的，有些急用器材如井口设备、钻具、钻头、配件、仪表等还多次由空军空运到印度加尔各答，转运国内，保证了玉门油矿生产建设的需要，提高了技术水平。另外，他还通过美国工程设计公司的协助，从租借法案内引进了炼制润滑油的真空蒸馏装置和离心脱蜡装置，配齐了达布斯（DUBBS）裂炼装置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和矿上已消耗或挪用的器材。这些装置在玉门油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都先后投产，使玉门油矿的炼油能力和产品品种、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 早在1949年4月时任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的邹明回到玉门油矿后，就着手组织护矿工作。他们先后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一是大量购运粮食，筹集金银，并抢运从上海买来的日用品、布匹等，以保障全矿职工及家属生活所需。二是为了安定人心，采取“留职停薪”办法，送走了近千人，包括一些不安心在矿的人。三是7月成立了以老工人和技术骨干为主体的护矿队，作为保卫矿区内生产部门的核心力量，并指定专人作好国民党驻军的工作，使之不成为破坏油矿的工具。在此之前，他在6月1日召开的全矿职工大会上着重提出，油矿是国家的宝贝，人民的财富，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油矿保护好，他慷慨激昂地说：愿和大家一起与油矿共存亡。赢得了广大职工的衷心拥护。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在必要时破坏油矿，邹明深感自身力量有限，若兰州解放之后时间拖得过长，油矿将难以支持。为此，通过电报联系，他于8月中飞到香港向已辞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的老上司孙越崎详细汇报了护矿措施和忧虑。孙越崎除表示赞许外，立即通过中共香港组织给北平的邵力子和钱昌照去电，请他们转陈中共有关方面关于玉门油矿的护矿情况，希望兰州解放后大军不停顿地继续向西北进军。邹明在香港时还和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商妥筹款接济玉门油矿。邹明从广州回到兰州后，立即将详情面告兰州勘探处处长孙建初和兰州营业所经理高琨，并详细研究了兰州的护产措施，相约作好各自的护产工作。邹明回到油矿时，矿上各单位已开始对生产设施进行防护。他继续组织矿长刘树人、炼厂厂长熊尚元等分头在矿场将油井封埋伪装或围护起来，炼厂将炼油装置和油品库用空油桶装上砂石重叠3层并用铁条焊死筑成严密围墙，各单位将暂可不用的重要设备如钻机、柴油发电机组、油泵、仪表等以及80多辆卡车隐藏到山沟里，等等。玉门油矿解放时，矿上存粮达1万多石，约折合500t，金银约折银元30多万元，足够全矿职工及家属半年生活所需，全矿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生产建设一刻未停，使玉门油矿在解放以后很快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石油工业部党组将加速发展炼油工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解决我国石油产品的自给问题。1961年冬，负责炼油基本建设的副部长孙敬文选派邹明到正在筹建中的龙凤炼油厂兼任基建总工程师。这个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安装的现代化大型炼油厂。当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之际，邹明到厂后首先解决了水、电、通讯、公路交通等问题，为施工作好了准备。1962 年春，该厂正式改名为大庆炼油厂（大庆石化总厂前身）。邹明任建厂指挥部副指挥，分管设备、器材供应等工作。他组织设计和供应人员共同编制用料计划，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对非标准工艺设备由设计人员到制造厂蹲点，解决各种问题。在设计、施工、供应协同配合下，第一期工程仅用18个月就提前建成投产，受到石油部表扬。“五朵金花”之一延迟焦化装置为了确保新型炼油装置即当时国内外知名的中国炼油“五朵金花”所需设备、配件、阀门、仪表等配套工作，1964年春，孙敬文副部长决定在部机关成立配套办公室，由邹明负责，组织设计、基建、供应部门有关人员协同解决建设中的配套问题。他们一面及时解决新产品试制和关键设备、仪表等在制造中出现的问题；一面协助建设单位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如石油二厂催化裂化装置的关键设备双动滑阀，在兰州炼油厂机械厂试制完成后，因稳定性达不到设计要求，不能使用。孙敬文副部长亲自布置邀请二机部、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上海热工仪表厂、上海汽轮机厂等厂的自动控制专家和机械制造专家并指定邹明组织协调到兰炼联合攻关。邹明带领大家奋战三天，使稳定性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并通过专用线连夜运往抚顺石油二厂，保证了我国第一套催化裂化装置顺利投产，为石油产品“三年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的提前实现作出了贡献。 1978年，我国政府批准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邹明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外事局顾问。他以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一工作，通过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和外国石油公司等专家的咨询与交流，加上原先对国际石油经济有所研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引进和建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经济评价机制，并在高级经济师施洪熙的协助下，组织建立了计算机室，为合同经济条款分析和油气田开发评价创造了条件，在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首轮招标评标和合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邹明对国际上各种类型的石油勘探开发合同形式及其特征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积极参与了物探协议、《标准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的拟订、首轮招标评标工作和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合同谈判。1978年底，他及时向石油部领导反映了当时对中日渤海石油协议拟采用“总承包”方式的危险性，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邹明等还通过向外国税务专家咨询，并在石油部领导支持下，向财政部提出建议将在拟订中的外商合作企业所得税法的税率采用累进制，即以高税率解决外国石油公司所关切的双重税抵免问题，同时又不影响我国特区当时对外商企业实行的低税率的优惠政策，这一建议被财政部采纳，使海洋石油第一轮招标得以如期进行。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曾引起国内外一些人士的疑虑，怕丧失主权，怕上当吃亏，特别是对1980年签订的中日渤海合作区勘探开发合同认为中方吃了大亏，有的甚至不赞成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为此，国家能源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于1981年春联合召开渤海石油勘探开发论证会，邀请国内各方专家、学者、工程技术干部和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就渤海石油合同进行论证。会上，邹明用了一天半时间，就渤海合同经济条款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通过用计算机程序按各种不同方案测算出来的大量经济数据，包括双方经济效益比、外商盈利率、投资利润比等上下幅度，说明中日渤海合同的经济条款对我方是比较有利的，保障了资源减距的经济权益，与英国、挪威北海石油合同的经济条款相比，日方的盈利率是不高的，中方没有吃亏上当。通过论证，基本取得了共识，排除了干扰，维护了我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开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