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经济师陈文玲水平怎么样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日前，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邀请业界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代表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策的发言简要归纳如下。深化智库功能认识过去，人们更多地认为智库功能只是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元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智库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带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主流的和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未来先进性和主流思想的阐述，尽管可能是多元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对于智库这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培育思想品市场智库是产生思想品、产生智慧的人才库。现在“库”很多，“智”的质量不高，库里边的生产品、思想品也不够。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要引导一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库去行政化，变成第三方独立智库。使之在深入研究和持续性研究基础上发表独立见解，逐步走向市场，并且在向决策层和市场需求者提供思想品方面，形成平等的智库竞争机制。谁的思想品有影响力，谁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或战略设计对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国家政策及其社会作出的贡献大，谁就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认为，智库是思想库。良好的思想市场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孕育独立精神的土壤。在这个思想的市场上，应该有大量的、多样化的思想产品。在开放的环境下，大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才能集中大量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产品不断产生。王元也指出，在诸多因素中，决策行政机制对智库的影响更为深刻。决策行政机制决定了思想市场的规模、供给渠道和市场的多样性。没有决策的需求，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多样化、大规模的、严肃的思想市场。创新智库运管机制良好的智库运行管理机制是建设新型智库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智库的科研和人员的管理、成果发布等方面。对此，陈文玲主张应借鉴发达国家智库运行管理经验，引进他们的制度设计，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一个部门负责设计、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应给智库参与决策的机会，只有了解国家需要什么，才能提供出适应需求的智库产品。此外，智库还要建立转化机制，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报告、重要论文和有影响力的著作等，拓宽转化的方法和路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为决策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也强调，要推进智库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待遇水平、发展机会、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研究视野、成果发布渠道等，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当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行为。重视战略研究根据我国智库研究现状，国务院参事室刘燕华认为，国外很多知名智库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如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等等，并得出了很多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结论。反观国内，我们有翔实的资料，很好的科研积累，但更注重研究技术，对战略研究却不那么重视。事实上，战略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我们应当建设一流的智库，为一流科学家提供充足的资金，让他们创造思想，营销思想，并且把思想转换为政策。陈文玲也指出，美国有2000多个智库，研究实力非常强。这些智库就一些专题已经连续研究多年，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非常强大的战略储备，甚至深入到具体实施环节、谈判重点，等等。我国智库在竞争力、战略设计能力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专门针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何打破部门分割，在国家层面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战略研究。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强调练好智库内功练好内功也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智库内功包括智库人员的研究能力、智库的产品质量和种类、支撑智库产品生产的数据和知识基础及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对此，葛延风指出，目前，有些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主要是一些成果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行文八股化，而且常常把重点放在过于宏观的改革方向、原则等方面，在具体方案设计尤其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面则很不够。这和研究习惯、表达方式有关，但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智库的整体研究尤其是操作性整体研究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着力提升研究能力，强化理论和实践以及国内外经验的结合，突出操作性政策研究，强化比较分析和政策评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志耘则强调，中国智库面临很多问题，如外部环境问题、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智库首先需要明确自己为谁提供产品，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政策决策层所需要的，质量是不是值得信赖。赵志耘还进一步指出，智库的产品总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参鉴类的研究报告，核心是梳理总结国外的经验做法和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类是分析类的研究报告，分析类的研究报告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其次要把问题分析清楚。第三类是政策类的研究报告。政策类的研究报告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首先要了解政策制定和适应的环境；其次要合理合法，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满足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再次要清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能性分析不够，不掌握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可能产生误导和偏失。王元认为，我国官方智库承担了很多短期的政策研究任务，这些任务使得中国智库对于政策的延续演化、实际的观察、问题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持续的积累。但问题是，中国官方智库并没有就此建立一个很持续的数据基础，没有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因此，他强调中国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和知识支持基础，将过多经验性研究转向更为科学的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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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各级政府流通部门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社会兼职有中国商经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多年来参加了中央、国务院一些重大文稿起草。从1999年到2007年，连续9年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理讲话和每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后参与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相关规划的研究或评审。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实际进行多项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撰写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呈报的《送阅件》、《决策参考》、《研究报告》、《室内通讯》和专送报告170多期（份），其中近100件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和表扬，80多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批示，推动了相关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