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执业药师姚文安

以解释《公羊传》的《公羊》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最重要的经学派别。但是，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公羊》学与今文经学一并败落，东汉末年虽然何休解诂《公羊》，对《公羊》学作出了具有总结性的理论建树，使《公羊》学在理论上走向完全成熟。但是，何休的努力并没有引起《公羊》学的兴盛，相反，倒是自汉以后迄晚清《公羊》学的复兴，《公羊传》极少有人研究，《公羊》学也基本上默默无闻。较之《左传》的流行，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称为《公羊》学衰落的历史时代，而这一历史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三国迄五代十国的阶段，二是从宋到清中期的阶段。 一．从三国迄五代十国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公羊》学虽然已经明显衰微，但是，汉代经学的影响还存在，研治《公羊传》的人与著述仍时见于史记。并有《春秋公羊传疏》的成书。 《三国志》无《艺文志》诸志，但是，有清儒侯康谟所著的《补三国艺文志》，其中载有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十余种，而《公羊》学的著述仅有荀爽问、徐钦答的《春秋公羊传问答》九卷一部，另有魏国大长秋韩益的《春秋三传论》涉及到《公羊传》。《三国志》亦无《儒林传》。但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出魏蜀吴三国的儒学家，绝大多数治《春秋》者是治《春秋左氏传》的，而绝少有研治《春秋公羊传》的。例如《三国志·蜀志》载，蜀国的大儒来敏、尹默、李撰等人都好《春秋左氏传》，而治《公羊春秋》的仅有张裔、孟光两人。 　　《晋书》有《天文志》等，却无《艺文志》。从常熟人丁国钧所著的《补晋书·艺文志》中，可见有散骑常侍王衍期的《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河南太守高龙的《春秋公羊传》十二卷，王接的《公羊春秋注》，庚翼问、汪衍期答的《公羊论》二卷， 孔衍的《春秋公羊传》十四卷，刘义的《公羊春秋达义》三卷。另有博士刘兆的《春秋公羊谷梁传》十二卷， 江熙的《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三卷， 王长文的《春秋三传》十二篇，汜毓的《春秋三传集解》，胡讷有《春秋三传评》十卷、《春秋集三传三师难》三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都有《公羊传》的内容； 李轨、汪淳有所注的《公羊音》各一卷，只是对《公羊传》读音的注解。看起来似乎《公羊传》的著述也不少，但是，较之同书关于《左传》与《谷梁传》著述的数量，这又少得可怜。 　　在《晋书·儒林传》中不见专门研讨《春秋公羊传》之人，仅有两条记载，一条是董景道“明《春秋三传》”；氾敏“合《春秋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范隆“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另一条是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 　　三国两晋，在时间上直接于汉代。汉代经学的还有较大影响，因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于专研《公羊传》的人与著述，但是，这样的人与著述已经很少了，而且，无有著名的人物与有影响的著述。另有一些人只是在将《三传》合而研治时，才涉及到《公羊传》，而这部分的人较之专研《公羊传》的人要多。皮锡瑞在《经学历史》论宋代经学时说：“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 但是，兼采《三传》不是始于宋代，从这些材料来看，在三国魏晋时兼采《三传》已经较为普遍了。自此以后，《公羊传》及其《公羊》学的得以流传，也主要通过兼治《三传》的形式而得以延续。这是《公羊》学在流传中一个重大的变化。 　　但是，专研《公羊传》与涉及《公羊传》的人数也远远不如研治《左传》的人数。研治《左传》的人物成为研治《春秋》的主要力量，其著述也十分可观，尤其是出现了杜预的《左传集注》，影响很大，后来还成为了《十三经注疏》之一。这与在东汉《左传》的影响就超过了《公羊传》与《谷梁传》，以及郑玄在汉末以古文经学为主遍注群经，自此后郑学风靡二千年的学术大势是一致的。 　　南北朝史无《艺文志》，亦无《经籍志》，但有《儒林传》。《南史·儒林传》载涉及到《公羊传》的学者仅有两人，一是崔宁恩“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著有“《左氏传义》二十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二是沈文阿“通《三礼》、《三传》，位五经博士。” 《北史·儒林传》同样没有没有专治《公羊传》之人，仅有四人同治《三传》，对《公羊传》有所研讨，他们是：李铉，撰有《三传异同》；熊安生，“从陈达受《三传》”；房晖远，“明《三礼》、《春秋三传》”；刘炫，自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 可见，南北朝研治《公羊传》的人物较三国两晋又少得多，表明《公羊》学在南北朝的进一步衰落。 　　这种情是与当时儒林的大势是相一致的。《北史·儒林传》说： 　　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 　　又说：“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 《春秋》通行的是《左传》服氏学与杜预之学，尽管何休的《公羊》学仍未废绝，但是，几乎没有专治《公羊传》的人物了，《公羊传》已经明显受得了冷落。这可以说是北朝经学的大略。 而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隋书·经籍志》述南北儒林之异同说：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约南人约间，得其精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 可见，南北朝于《诗》、《书》、《春秋》诸经，皆主古文经学，而《公羊传》所属的今文经学都处于被冷落的地位。这时治《春秋》者，主要是治《左传》的人，与此相应的变化是以前的《春秋》三传之争，这时也变成了主要是《左传》内部的服虔之学与杜预之学的争论，如：“（崔）宁恩先习《左氏》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宁恩，世并传焉。” 又如：“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解谬》。” 这一南一北的两条史料都说明，《左传》的服虔之学与杜预之学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而这种激烈恰好说明了《左传》的兴盛，它与《公羊传》衰落的 “儒者多不措怀”正形成鲜明的对照。 　　《隋书·经籍志》中，除去有关前代典籍的《艺文志》、《经籍志》所载有关《公羊》学的著述之外，仅有鲜于公的《春秋公羊解序》一卷，刁氏的《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及潘叔度的《春秋经合三传》十卷，无名氏的《春秋公羊疏》十二卷。而且，到隋代连晋人的有关《公羊》学的著述也多有失散。在《隋书·儒林传》中，几乎不见有新的研治《公羊传》的学者。倒是对《公羊传》的衰落情况有明确的述说： 　　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永平中，能为《左 氏》者，擢高弟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晋代的《公羊传》虽然也被立于学官，但是，仅仅是有人颂读，却“不能通其义”；南北朝是“儒者多不措怀”，到了隋代，《公羊传》进一步失落，“今殆无师说”，连其师说也几无流传了。可见，《公羊》学自汉代以来的每况愈下。 　　在《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中，除去两书的重复部分，以及在以往《艺文志》、《经籍志》中已有的著述，关于《公羊传》的著述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几乎没有新的著作出现，而《唐书·艺文志》也同样没有一部关于《公羊》学的专门专著，仅有唐开元时的李氏所著的《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的《三传异同》三卷，刘轲的《三传指要》十五卷，韦表微的《春秋三传总例》二十卷对《公羊》有所言及。另外有刘实作，刘宴注的《春秋公羊违义》三卷，是明确批评《公羊传》“违义”之作。唐代是中国著述较盛的时期，儒家典籍的《正义》多成书于此时，而关于《公羊传》竟无一部专门的著述，只是在研讨《三传》异同时，有人涉及到《公羊传》，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著述数量也是少得可怜。这是隋代以来《公羊传》已经“殆无师说”的进一步加剧。 　　《公羊》学的这种萧条状况，也可以从《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儒林传》中看出来。在《旧唐书·儒林传》中，整篇《儒林传》却除了有冯伉一人言《三传》异同，对《公羊传》有所涉猎外，再没有其他治《公羊传》的任何人。倒是研治《左传》的著名学者不绝于书。《新唐书·儒林传》的情形也差不多，仅有两条有关的史料。一条是王元感提出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而张柬之在与其辩论中，曾引《公羊传》与诸经传互证，说明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被时人许为“不诡圣人”。一条是啖助著《春秋集传》，在其纲条例统中，引公羊子：“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这说明即使在《公羊传》不受人重视之时，也有人时引以为说。啖助的弟子陆淳著《春秋集传篡例》十卷，进一步推许《公羊传》、《谷梁传》，甚至贬斥《左传》，说《左传》“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谷》之于经为密。” 　　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一年的诏书中，还将公羊高、何休两人诏配孔庙祭享：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何休、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 在诏配孔庙的21人中，有《公羊》的公羊高与何休两位代表人物，可见，《公羊》虽然受冷落，几乎无人专研，但是，官方并没有否定《公羊》学，《公羊传》还是被视为经典，受到推崇。 　　在这个阶段上有《春秋公羊传疏》的成书，这是继何休《公羊解诂》之后，《公羊》学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但是，此书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皆不见著录。始见于《崇文总目》，但却无作者姓名。宋以来被称为是徐彦所著。但是，徐彦的生平史无记载，因此，徐彦是何时人，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异说。《辞海》该条说： 　　《春秋公羊传疏》作者，或谓唐人；或谓北魏人，即徐遵明。里第生平不详，所撰的书收入《十三经注疏》。 　　清代学者王鸣盛以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朝文，而以为徐彦即是南北朝时的徐遵明。但是，从《北史·儒林传》关于徐遵明的记载中，并无徐遵明治《公羊传》的记载，倒是说他早年“受《毛诗》、《尚书》、《礼记》”，曾“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庭，凡经六年。……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写。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服氏即服虔，为东汉古文经学家，他曾注《左传》，在南北朝与晋代都很受推许。所以，徐遵明治《春秋》应是《左传》，而不是《公羊传》。他的《春秋义章》虽然没有说明是关于《三传》的《左传》，还是《公羊》、《谷梁》，但是，应该是有关《左传》的“义章”。尽管他的《春秋义章》三十卷的卷数与《郡斋读书志》所说的《春秋公羊疏》三十卷的数目一致，然而，一位专精《左传》服氏学的经学家，很难想象会有著作《公羊传》达三十卷之多的疏注来。 　　而宋代学者董逌在《广川藏书志》中，提出徐彦为唐人说： 　　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 　　此说亦为《四库全书提要》所接受，故将徐彦“定为唐人焉”。这与《五经正义》出现在唐代的大的学术环境是相符合的。 　　除了徐彦之外，还有唐人殷侑也为《公羊传》作过注解，韩愈在《遗殷侍御书》中推许殷侑注《公羊传》说：“非先生好之乐之，味于众人之所不味，务张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但是，《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有殷侑之传，却无关于他注《公羊传》的记载，此书后来没有得到流传。因此，此书的情形不可得知，但是，殷侑的注在历史上没有多大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 二，从宋到清中期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由于以朱熹为代表的新经学的出现，《四书》取代了《五经》的显赫地位，成为经学的主流。而自唐代以来啖助等人主张的“信经不信传”， 在宋代影响甚大，以至清儒江藩说：“至唐，赵匡、啖助、陆淳，始废传谈经，而三传束置高阁，《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诸儒之说《春秋》，皆啖、赵之子孙而已。” 以至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致使整个《春秋三传》皆出现了衰微的迹象： 　　宋自孙复以后，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唯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原本已经是式微很甚的《公羊》学，在这个阶段上更是奄奄一息。 　　《宋史·艺文志》中载有《春秋》类的著作240部，2799卷，但是，关于《公羊》学的专门著述，仅有徐彦的《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及其陈徳宁的《公羊新例》，涉及到《公羊传》的仅有姜虔嗣的《春秋三传篡要》，王日休的《春秋公羊辨失》一卷，王应麟的《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数书而已。而《宋史·儒林传》仅有杨泰之的《公羊类》一书的记载，《宋史·道学传》没有关于《公羊传》相关的一点记录。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刘敞的《春秋传》十五卷，“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谷梁》”，“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专主一家”。孙觉的《春秋经解》（十三卷）“以《谷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陈傅良的《春秋后传》，被赵汸的《春秋集传自序》推为宋人说《春秋》者最著称之书，“以《公》、《谷》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得《春秋》之要”。 从这些记载来看，宋代关于《公羊传》，相对宋儒著述的数量而言，其比例远远逊于前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部像样的专书，即使言《三传》涉及《公羊传》，也很少以《公羊传》为主。而像陈傅良那样的著作，能发明《公羊》的“书”与“不书”诸义例，确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 　　至元代，程朱所表彰的《四书》成为朝廷钦定的科试标准答案。“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到皇庆二年十一月，元仁宗又下诏规定：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 　　自此以后，《四书》成为利禄的敲门砖。更多的士人对《四书》以外的经典不再关心，这更加剧了《公羊传》的失落。在《元史·儒林传》中，仅有程端学的《三传辨疑》，是一部涉及到《公羊传》的著述。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元人郑玉的《春秋经传阙疑》一书，“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谷》；立论则先以《公》、《谷》，而参之以历代诸儒之说”， 应该有对《公羊传》义理的发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赵汸著有《春秋属辞》一书， 是一部在这个阶段上最重要的《公羊》学著作。对清代庄存与等人治《公羊传》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赵汸的书对《公羊传》的发明不多，因此，庄存与虽然“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 但是，却以《春秋正辞》为其书名。 明代沿袭元代，仍以《四书》科举取士。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是儒家经学的衰落，连《明史·儒林传》也说： 　　要之，有明诸儒，衍尹、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专精，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伴随整个儒术的衰微，一直微弱不振的《公羊》学更是雪上加霜。明代《艺文志》有《春秋》类的明人著述131部，无一部关于《公羊》的专书，仅有朱睦桔《春秋诸传辨疑》，可能有关于《公羊传》的论说。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仍有人对《公羊》学有所论及，如朱朝瑛《读春秋略记》就引用了董仲舒、何休两位《公羊》学大师之说，以明《春秋》。而王介之的《春秋四传》评价《左传》、《公羊》、《谷梁》及其胡安国《春秋传》，以为“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谷》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征可信也”， 也承认《公羊传》的独特价值，在其书中时取《公羊传》为说。 　　清代在科举上几乎完全承袭明代。《清史稿·选举志》说：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皓《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义。 　　因此，在清初主要是程朱的宋学占据统治地位，并有重视音韵、训诂、考据的汉学的出现；随后则汉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清代所谓汉学以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为宗，而贾逵、马融、许慎、郑玄是汉代古文经学或以古文经学为主的代表人物，所以，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以东汉的古文经学为宗。汉学至乾嘉时期达到如日中天的兴盛，以至如梁启超所说：“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如日中天矣。” 当时虽有庄存与研治《公羊传》，却默默无闻，不被社会所认同。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所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述《春秋》说： 国朝为《左氏》者，吴江朱氏、无锡顾氏。……宋以后贵文章，《左氏》、《公》、《谷》，竟为绝学。阮君伯元云：“孔君广森，深于《公羊》之学。”然未见其书，不敢著录。 　　因此，正列的清儒8篇关于《春秋》的书目，全是《左传》的著述，只有所附惠士奇的《春秋说》，涉及三传的内容。而江藩此书刻于嘉庆23年（公元1818年）。清代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两广总督阮元刻成《皇清经解》，收集人物70余家，著作180余种，除了有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外，基本上再没有治《公羊传》及其今文经学之书；光绪十四一年（（公元1888年），江苏学政王先谦，收罗乾、嘉以来的经学名著，并补阮元刻书所遗，刻成《续皇清经解》，收书209部，仅有几部今文经学的著作，如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故皮锡瑞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批判说：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蒐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一知半解，可置不阅。 　　皮锡瑞否认两部《经解》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带有今文经学家的学术偏见，不足为定论。但是，只有不以学术偏见所左右，就应该承认两部《经解》包括了清代经学尤其是乾嘉汉学的最重要著述。要认识清代经学特别是乾嘉汉学，这两部书实具有不可或代的价值。 　　从东汉以来至清代庄存与出现之前，整个今文经学都绝少有人研究，《公羊》的命运更为可悲，历代许多学者与著作都说自东汉以后《公羊》是默默无闻。如唐代的韩愈在《遗殷侍御书》说：“近世《公羊》学废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圣经贤传屏风而不省，要妙之义无自而尊。”清儒孔广森说：“晋唐以来。《公羊》、《谷梁》竟成绝绪，惟《左氏》不绝于讲诵。” 但是，《公羊传》一直被列入经典之中，公羊子、何休也被作为配祀孔庙的人物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几乎各个时期都有人研究或涉及到《公羊传》，《公羊》学也时有被人称引的记录。所以，《公羊》学自东汉以后，虽然少有人关注，但是，它并没有逝去，一旦有适合的社会条件，《公羊》学就会重新兴起，而在清代晚期就是这样一个时运济会的时代。随着《公羊》学兴起的带动，今文经学在晚清亦兴盛一时。 三，《公羊》学衰落的历史意义 　　《公羊》学在西汉兴起与晚清的复兴之间，却走向了一千多年的衰落，这是《公羊》 学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这一历史命运是由《公羊》学的性质所决定的。 　　《公羊》学在儒学中，属于偏重于外王的政治学说。他在《春秋》的解释上，强调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严君臣上下之分，这特别适合西汉武帝时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在当时显赫一时。当着中央集权制巩固之后，《公羊》学就失去了当运者王的王者地位，所以，宣帝时出现了以《谷梁》代替《公羊》的趋势，而自东汉《公羊》则再无西汉的风光了。这其间有今古文经学消长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的作用。 　　而《公羊》学其后一千余年的消落，并不在其政治学说本身，因为，强调尊王及其君臣上下之分，本是整个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公羊》学一千余年衰落的原因，一是在于《公羊》学的理论形式，具有准谶纬的性质。《公羊》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以素王改制说为其哲学根据而建立的，素王改制说的本意是神化孔子，以为孔子改制立法制造天命论的依据。但是，汉王朝可以说孔子为赤制，其他野心家也可以说孔子是为自己王天下立法，因此，这是具有极大危险性的。正如谶纬在东汉后，再也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样，以素王改制说为其理论形式的《公羊》学自然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默默无闻。二是《公羊》学的改制、革命的观念，言改制、革命是对现存社会统治的否定，这对任何一个已经获得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来说，都是最为忌讳的，所以，即使是在《公羊》学兴起的西汉，《公羊》学主张的汤武革命也受到皇帝的冷落，甚至按照这一观念提出要汉王室禅让皇位于贤人的《公羊》学者睢孟，还落得个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只有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前夕，《公羊》学的这两大内容才有发挥作用的历史舞台，而晚清《公羊》学的兴起，正是极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