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医师法自由量

卫生法的基本原则，也即卫生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法制原则，是指贯穿于卫生行政法律规范和卫生行政关系当中，指导和制约卫生行政立法与实施的卫生法制的基本精神和准则。和其他法律法规一样，卫生行政法须遵循的原则也很多，但根据不同的层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卫生行政法的最高原则，他规定了卫生行政法的发展方向、道路和根本性质。第二，国际法原则。在我国没有加入WTO前，国际法只是我们应当遵循的一种国家行为准则，对我国的立法与执法影响力不是太大；我国加入WTO后，由于WTO规则对各成员国立法、执法的约束，国际法原则特别是WTO规则原则也成为我国卫生行政立法、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卫生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卫生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位于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国际法原则之下的，产生于卫生行政法并指导卫生行政法的创立、实施的、贯穿于卫生法律规范和卫生行政关系当中，指导和制约卫生行政立法与实施的卫生法制的基本精神和准则。卫生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义务本位’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应急性原则”等等。第四，卫生行政法的其他原则。在此，我重点介绍我国卫生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卫生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义务本位”原则所谓“义务本位”，是指“义务”是人（国家、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生（设立）俱来的一种“责任”即“天赋的义务”，是根本性的、第一位的即“本位”；“权利”或“权力”，只不过是为人们“履行义务”服务的，是保障人们“履行义务”手段或者工具。“义务本位”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推崇的“天赋人权论”是相对对立的。“义务本位” 思想与我国的“权利（权力）义务相一致（统一）”的法制原则也是不同的。我国的“权利（权力）义务相一致（统一）”法制原则，虽然没有明确“谁是本位”，但从大多数法律规定来分析，其是将“权利（权力）”确定为本位的，不是“统一”的；而“义务本位”思想是把“义务”确定为“本位”的。卫生法中的“义务本位”原则，是指“义务本位”的思想和原则，是我国的卫生行政机关和卫生法律关系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准则。其具体要求是：卫生行政机关和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把“履行义务”、“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所在岗位的第一位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或责任，“义务”是根本性的、是本位。而依法行政或行使权利则是为自己履行义务服务的，是保障自己“履行义务”的手段和工具。“义务本位”思想和原则，贯穿于我国现有卫生法律体系中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中。例如，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制定本法。”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突发事件致病的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对就诊病人必须接诊治疗，并书写详细、完整的病历记录；对需要转送的病人，应当按照规定将病人及其病历记录的复印件转送至接诊的或者制定的医疗机构。”再如：我国的《执业医师法》第三条规定：“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对医务人员医德规范的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了“义务本位”原则的基本要求。此外，卫生法规定的“依法行使职权”等，也都体现了“义务本位”原则的基本要求；等等。可见，根据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和大多数主体的基本职责，“义务本位原则”不可辩驳地应是我国卫生法的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应坚决落实、深入宣传“义务本位原则”；应当在学校特别是医学类学校中广泛开展“义务本位”教育，使“义务本位”思想在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特别是青少年人的思想意识中深深扎根，并开花结果；应当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都自觉以“履行义务”为荣、以不履行义务为耻，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霸权主义”、“土皇帝”等腐朽思想！“义务本位”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推崇的“天赋人权”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天赋人权”论，是以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于17-18世纪提出的一种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人生而具有生存、自由、平等的权利，和追求幸福、财产以至反抗暴政的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是以“天赋人权”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义务本位”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推崇的“天赋人权”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义务本位”思想尊崇“义务”是人（国家、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生（设立）俱来的一种“责任”即“天赋的义务”，是根本性的、第一位的即“本位”；“权利”或“权力”，只不过是为人们“履行义务”服务的，是保障人们“履行义务”手段或者工具。意在“从灵魂上”改变人的“以我为中心”、“个人权利为中心”、“本位主义”、“追崇权利（权力）”的思想意识，培养以“履行义务”为荣、“不履行义务”为耻的“服务型”“人才”、“政府”、“国家”；而“天赋人权”论，则是主张“以个人权利”、“国家权利（权力）”为中心，使人们（政府部门、国家）产生“个人（本政府部门、国家）权利（权力）第一”的思想，只能将人们（政府部门、国家）“造就”成“权利（权力）的崇拜物”、“个人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国家）”。“天赋人权”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忽视了“纯粹的权利（权力）是不存在的”， 而且不“履行义务”就得不到、也不享有“权利（权力）”这一最基本的常识！（二）合法性原则所谓合法性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的存在、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我国卫生法是国家行政法体系的组成部分，行政合法性原则当然也是卫生行政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在卫生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卫生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卫生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我国的卫生行政机关的立法时要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实行行政管理时不仅要遵循宪法、法律，还要遵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同时，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对卫生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1．卫生行政权或职责是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才存在的卫生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其法定的权限内行使职权（责），没有法律根据的职权是不存在的。例如，公安机关从事卫生行政机关的卫生管理活动，则违法合法性原则。此外，法定权限是不允许非法超越的，“超越职权”等于违法。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超越职权”，是司法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2．卫生行政权必须依法行使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是行政合法性原则为行政主体设定的一项“义务”或者“职责”，我们认为，职权和职责是统一的，职责是职权的基础、是本位，职权是为职责服务的。卫生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对于卫生行政相对人来说是在“行使职权”；但对于国家、社会和人类来讲，其是在“履行义务”。卫生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卫生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既不能违反卫生行政实体法的规定，也不能违反卫生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更不能怠于或者拖延行使法定职责（履行义务），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3．卫生行政授权、卫生行政委托必须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旨在一般情况下，卫生行政职权是由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卫生行政机关行使的，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事务十分复杂、新的疾病层出不穷，有时由其他组织代为执行法律可以节约大量社会资源，可以更好地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往往规定可以授权其他组织代为行使职权，即将应由自己行使的职权的一部或全部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行使。但是，卫生行政机关的授权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必须按程序进行，不得违法法律的要旨。卫生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三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的统一体，我们应当全面地理解、认真贯彻执行。（三）合理性原则卫生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卫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客观、适度、合乎情理。合理性原则，是对卫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卫生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卫生行政机关根据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主要表现在：1．在法律没有规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卫生行政机关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采取的必要措施。2．法律只规定了模糊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的范围和方式的，卫生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法律的合理解释，采取具体措施。3．法律明确规定了范围和方式，由卫生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采用的。卫生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行政行为应符合立法的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不能考虑不相关因素；（3）平等地适用法律法规，不得对相同的事实予以不同对待；（4）符合自然规律；（符合社会公德）。（四）应急性原则卫生行政应急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制的重要内容，是指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命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卫生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法律依据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具体措施。国家和社会在运转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紧急情况，如战争、重要疫情、新型疾病的流行等。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威胁国家的安全、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在正常的宪政、法律体制难以运转的情况下，卫生行政机关采取的必要的应急措施，即使没有法律规定或与法律相抵触，也应视为有效。卫生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是，卫生行政应急性原则也并非排除任何法律的控制，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应急权是没有的。一般地讲，卫生行政应急权的行使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存在明确无误的紧急危险；（2）卫生行政机关作出应急行为前和行使应急行为过程中，应受到有权机关的监督；（3）应急权力的行使应当适当，应将负面损害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我们认为，应以足以有效控制住紧急危险为限）；（4）非法定机关行使紧急权力后，必须由有权机关予以追认，否则无效。卫生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是一项非常原则。其没有脱离卫生行政法制原则，是卫生行政法制原则的特殊的、重要的内容。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本罪的理解和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本文主要对非法行医罪的特征、非法行医罪的共同犯罪问题、非法行医罪与其他罪的界限以及非法行医罪的刑罚适用等争议较多的问题进行了粗浅的论述，在此求教于方家。一、非法行医罪的特征（一）客体特征非法行医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了规范我国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卫生管理制度，以保障和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非法行医不仅扰乱了业已建立的良好的医疗卫生管理秩序，而且往往由于非法行医者不具备执业的基本条件，医疗服务质量差，同时也侵犯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客观特征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必须有擅自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医疗活动主要是指诊断和治疗，即通过各种检查对疾病作出诊断，借用药物、器械和手术等方法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延长生命、改善病理或生理状况的活动。擅自从事医疗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利用巫术、封建迷信行医。行为人大多不懂医术，有些略微懂一点医学常识，主要是凭烧香、念经、看手相以及各种封建迷信方式愚弄就诊人。（2）利用气功行医。气功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但有些人根本不懂气功，却号称自己的气功如何了得，挂牌行医，骗取钱财。（3）利用现代仪器进行非法医疗活动。如利用电脑为人诊断病情，开具处方。（4）非医疗机构超越服务范围进行医疗活动。如一些不具备外科整形手术资格的美容医院，擅自开展医学整容活动。（5）具备一定医学知识的人擅自开办诊所，进行医疗活动。这类人员一般经过一定的医疗培训，有些已经行医多年，有些甚至曾经在合法的医疗机构依法进行过医疗活动，但在其擅自开办诊所期间没有医师执业证或其所开办的诊所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6）利用非法行医的手段推销产品。如有些厂家雇佣没有医师执业证的人在公共场合以医生的身份向人介绍产品，并为人诊断病情，开具处方，推荐患者使用该厂家的产品。其次，擅自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我国刑法336条第1款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属于定罪情节，而非单纯的量刑情节。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属“情节严重”的行为，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急需作出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参照《执业医师法》并结合司法实践，以下几种情况可视为“情节严重”的行为：（1）没有基本的医疗知识而冒充医生为他人进行诊疗，延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的；（2）医疗条件严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造成严重后果的；（3）因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多次，继续进行非法行医活动的；（4）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造成严重后果的；（5）严重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医疗技术规范，在医疗过程中对就医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6）雇佣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证的人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7）自定收款标准，乱开药方，牟取非法利益数额较大的，等等。（三）主体特征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包括中国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单位不构成该罪。那么怎样才算取得执业医生资格呢？我们认为，必须是已经取得执业医师证并在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行医才属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执业医师法》对执业医师证的取得作了明确规定：该法生效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并经申请获得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职称；该法生效之前，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医学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由所在机构报请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获得相应的医师资格。对于开办医疗机构，根据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理》和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还需要经过所在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审查，发给执业执照或者注册登记。因此，医疗行业从业人员，既要注意本人是否有医师执业证，还要注意本人所在的医疗机构是否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非法行医的主体。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执业医师法》对医生执业的地域没有明确规定，但有些地区对医疗机构的设置申请又有特殊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执业医师的范围。如上海市1997年公布的《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第6条和第11条规定：“本市对医疗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医疗执业活动”；“申请设置个体（包括合伙）诊所或者个体护理站，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10条第2项至第4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本市长住户口；二、根据申请执业范围取得相应的医师或者护士执业资格后，从事同一专业临床工作5年以上；三、非在职人员。”显然，外来人员即便在原籍已取得医师执业证，但若在上海开办诊所，则将因不能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不具有在上海行医的资格，也就有可能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仅起不到打击非法行医的作用，而且限制了执业医师的正常流动，应予修正。另外，对于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或执业医师，因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医疗活动而造成严重后果，对行为人是否按非法行医罪进行处理？对此，有人认为应以医疗事故罪处理，因为行为人具有行医资格，符合医疗事故罪的主体要求；有的人则认为应以非法行医罪处理，因为，尽管该医生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具有行医资格，但超越范围行医，与其他人员非法行医没有本质区别：行为人虽然取得了医师资格，但故意超越职权和能力范围，从事医疗活动，主观上的过错表现为故意而非过失，这与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主观上表现为过失是有严格区别的。 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四）主观特征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具有行为故意，而不是犯罪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不具备行医资格，仍然从事医疗活动。但行为人对造成就诊人死亡、身体健康受损的后果，则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即其应当预见非法行医行为有可能造成就诊人死亡、伤害的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或者已经预见到可能发生上述后果而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犯罪构成要件主观特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犯罪目的。那么，从犯罪目的看，是否要求具备牟利性呢？这一问题，新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非法行医者一般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而且根据我国刑法第336条的立法意图来看，该条在规定刑罚时，规定对犯非法行医罪者并处或单处罚金，而罚金作为附加刑之一，其制裁对象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因此，我们认为，从犯罪目的看，非法行医罪应具备“以牟利为目的”这一要件。二、非法行医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是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对共同犯罪所下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二是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三是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犯罪只存在于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类罪过形式中，在过失犯罪中不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况。如前所述，非法行医罪的主观特征表现为直接故意，而对于造成就诊人死亡、身体健康受损的后果则是间接故意或过失。在一般情况下，共同犯罪可以在任何一类故意犯罪中出现，那么在非法行医罪中，在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共同犯罪呢？我们不妨对以下几种情况作一分析：一是雇佣没有执业资格的人行医，对于被雇佣者可作为非法行医罪之主体，自无疑问，但对于雇主是不是一定构成非法行医罪呢？这应分情况对待之：明知受雇者不具备执业资格，仍然雇佣的，为适格之主体，但由于受被雇佣者欺骗（如用假医师执业证）而雇佣没有执业资格的人行医的，则不应将其按非法行医罪论处，因为这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即没有共同的故意。二是数人合伙非法开办诊所，其中一人诊治行为单独导致严重后果，应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对其他合伙人应按共同犯罪处理。因为该数人合伙开办诊所，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尽管其他合伙人的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严重后果，但非法诊所的存在为非法行医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对于该数人处罚应分清责任，即对于其中的负责人和直接行为人以主犯论处，而对于其他人一般以从犯论处。三是出借（出租）、转让、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他人利用该许可证进行非法行医，造成严重后果，对于出借（出租）、转让、出卖人可否按非法行医罪论处呢？我们认为，应按非法行医罪的共犯论处。原因在于：行为人对于他人没有合法的许可证，并利用其许可证进行非法行医这一事实是明知的，而且行为人的行为使他人的非法行医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使他人的非法行医行为更为便利，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我们应看到，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的非法行医行为一般只起到辅助作用，故宜按从犯从轻或减轻论处。四是对于亲戚和朋友为非法行医者出资、免费提供场所，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的共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实践中，亲戚、朋友为非法行医者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往往不知道开办医疗机构应具备哪些条件，而且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对于此种情形，亲戚、朋友有审查的义务。 一般情况下，亲戚、朋友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帮助，不具有从中牟利或其他非法目的，主观上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因此不宜按非法行医罪的共犯论处。但对于明知非法行医者没有“两证”，仍为其提供便利，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应按非法行医罪从犯论处。五是对在非法医疗机构中工作的护士、勤杂人员，如会计、保安等应如何处理呢？这主要看前述人员主观上是否与他人具有共同的故意，即是否明知其所在的医疗机构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若明知该机构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则说明上述人员至少已经知道该机构处在非法状态中，且其行为客观上对严重后果的造成具有帮助作用，自然应按非法行医罪的从犯论处。当然，对于加入时间较短、对严重后果的造成所起的作用较小者，则只宜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而不必追究刑事责任。三、非法行医罪与其他罪的界限。（一）非法行医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非法行医罪的客观特征有多种表现，但其中一种危害结果是造成就诊人员伤亡，这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的后果有相同之处。在刑法修订以前，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非法行医罪，对于非法行医行为一般按照后四罪定罪处罚。因此，在实践当中非法行医罪与上述四罪很容易混淆，特别是对于没有固定场所，不经常进行非法行医活动的非法行医行为，尤其难以认定。那么非法行医罪和后四罪有何区别呢？它们区别主要表现为：（1）客体不同。非法行医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而后四罪所侵犯的客体仅是特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2）客观方面不同。非法行医罪发生在非法从事医疗活动的过程中，而后四罪的发生一般都不在医疗活动的过程中。（3）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限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后四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4）主观方面不同。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人对严重不良后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或间接故意，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二）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的界限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都属于危害公共卫生方面的犯罪，二者在客观上都可能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1）客观方面不同。前者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关医疗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后者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医务人员在合法的诊疗护理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2）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后者的主体是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3）主观方面不同。前者对行为人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但对于违反医疗管理制度的行为，则是直接故意。后者对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过失。（三）非法行医罪与非法经营罪的界限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法规，非法进行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它与非法行医罪的共同之处表现为，都是违背国家许可证制度，都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二者的区别表现在：（1）客体不同。非法行医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一般并不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2）客观方面不同。非法行医罪表现为非法从事医疗活动，而后者表现为非法从事医疗活动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3）主体不同。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通常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后者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四）非法行医罪与诈骗罪的界限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诈骗罪与非法行医罪中行为人根本不懂医疗知识，却号称自己精通医术，牟取就诊人钱财的行为极为相似，但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1）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单一的，即公私财产的所有权。（2）客观方面不同。前者行为人主要是利用就诊人缺乏医疗知识，假装自己医术高明而欺骗被害人。后者行为人则是使用骗术，即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似乎“自愿”地交出财物。（3）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后者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能够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4）主观方面不同。前者表现为间接故意或过失，后者表现为直接故意。四、非法行医罪刑罚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的规定，非法行医罪的刑罚分为三个量刑幅度，一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二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以上三个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于“情节严重”，既要将其作为定罪情节加以考虑，又要将其作为量刑情节处理，即在定罪时，要看情节是否严重；在量刑时，也不能撇开“情节严重”这一刑罚幅度。第二，对于第二个量刑幅度“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标准，不应以医疗事故的标准为依据。因为非法行医行为不属于合法、正常的医疗活动，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若以医疗事故等级标准为依据，又按“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进行处罚，则与医疗事故罪法定最高刑仅三年的差别太大，特别是对于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只是因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就导致在定罪量刑上与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有如此大的差别，自然难以服人。因此，新刑法对于该罪规定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应理解为符合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的重伤。尽管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法定幅度与该罪中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基本相同，但鉴于在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情况下，非法行医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相比，除了都侵犯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外，非法行医罪还侵犯了国家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管理制度，社会危害性要大于过失致人重伤罪。因此，对于非法行医过程中，因过失造成就诊人重伤的，仍应在第二个量刑幅度内裁量刑罚，即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对于第三个刑罚幅度，即“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认为，该规定有不合理之处。在讨论之前，不妨先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杨某是某厂医务室一名内科医生，从事医疗工作25年。杨某下岗后，擅自开办诊所。张某多次找其看病，并有所好转。但在杨某最后一次为张某输液时，出现不良反应，张某不治而亡。经鉴定，杨某的治疗手段与张某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第二个案例是：刘某从某市卫生学校毕业后，在未取得行医资格的情况下，擅自开办诊所，行医3年。在一次诊疗活动中，刘某为董某注射青霉素，因刘某认为一般人都不会出现过敏反应，即便出现过敏也能及时救治，故事先未做皮试。滴注进行20分钟后，董某出现不良反应。刘某查看输液情况，发现点滴速度正常，断定董某为过敏反应，当即进行抢救。在抢救过程中，患者亲属认为刘某的技术不行，便背负其转院，患者在转院途中死亡。经法医鉴定，董某是在青霉素过敏反应休克情况下，因严重违背“休克病人应就地抢救，不能搬动”这一医疗技术原则而直接导致死亡的。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均出现了就诊人死亡的情况，但就情节来看，并不恶劣。第一个案件连第一幅度“情节严重”的标准都未达到，是否也要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呢？ 在第二个案例中，刘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且违反规定事先未给患者作皮试，对董某的死亡有一定的过错，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行医罪。但患者刘某的死亡是多种原因所导致的，即除了董某未按规定进行皮试外，家属擅自搬动患者也是引起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董某不应当受到十年以上的刑事处罚，至多按第一刑罚幅度进行处罚，否则就难免“罚不当其罪”，以致被处罚者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对其教育改造，也就违背了刑罚的初衷。因此，我们认为，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对第三个量刑幅度做必要的修正，即不单纯以是否有就诊人死亡作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依据，而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修正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般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