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会计注册师周建人

我们很多人都只知道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可是实际上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也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优秀政治人才。周建人不像大哥鲁迅那样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不像二哥周作人那样一生得到了很多赞扬同时也有很多批评，周建人的人生似乎更为平淡和悠长。周建人虽然文学作品不多，但是在政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建人早年间一直在倡导人民的解放，晚年间一直在从事政治工作，他的一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十分精彩。周建人先生活到了九十六岁的高寿，曾经有过两任妻子给他留下了七个子女，如今我们都好奇这七个子女的现状究竟如何？

周建人的政治生涯

1988年的时候周建人出生在浙江绍兴，家里还有周树人、周作人两个哥哥。周建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是一个书香门第之子，两个哥哥都先后前往日本留学，周建人作为家中最小的弟弟，选择留下来照顾独自一人的母亲。然而周建人并不甘心于平庸一生，而是拥有雄心壮志，即使不能离家远赴日本，也在家自学成才。

周建人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已经自学成才，开始在小学教书，并且一边教书一边采集生物，把自己多年收集的生物整理成为了一本书。后来周建人又参加了哥哥组织的社团，开始随哥哥们一同去北京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周建人在北京帮助哥哥们一起宣传解放思想和提升妇女地位。

周建人虽然没有哥哥们那样丰富的留学经历，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编辑，并且开始发表文章。后来还曾经在多所知名大学任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不仅如此，周建人还在革命时期帮助很多革命人士转移阵地，积极拥护我党的领导。周建人在南京的时候发起了游行运动。

周建人的一生曾经担任过出版署的署长、教育部的部长、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政协常委副主席和民进主席等重要职位，但是他却一直为人低调，从不炫耀或张扬。

1984年的时候，周建人以96岁的高龄去世了，即使是离世之前也特意嘱咐家人不要铺张浪费，一切尽量从简，并且决定捐赠尸体进行解剖。在当时那个年代，周建人并没有选择土葬，而是决定死后火化，不浪费国家的资源。

周建人和第一任妻子羽太芳子的四个子女

周建人这位一生十分精彩的政治人才，一生中总共经历了两任妻子。其中第一任是日本妻子羽太芳子，羽太芳子原本是周建人二嫂的妹妹，在机缘巧合之下两人相识了并且情投意合，在哥哥嫂子的撮合之下两人走到了一起。

但是后来却因为周建人需要远赴上海，而羽太芳子要留在北京照顾孩子，两人多年天各一方导致感情破裂。但是即便两人的感情破裂了，之前的四个子女依旧是他们从前感情的见证。

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共有四个子女，第一个孩子叫周冲，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孩子一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并没有能够长大成人。后来两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叫鞠子，这个女儿一直跟随母亲在北京生活，后来嫁到了唐山，经历过唐山大地震之后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络。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叫周沛，从小跟随母亲和二叔一起生活，从小擅长数学后来也成为了一名中学数学老师。周沛对母亲和周建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十分不满，于是和周建人闹翻，再也没有往来。周沛一生没有自己的儿女，收养了亲戚的女儿最后嫁给了梁启超的孙子，也算是落得一个圆满。

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最后一个孩子叫丰三，丰三原本有着令人羡慕的一切，但是他的成长刚好赶上父母感情不和。当时周建人和妻子断绝关系并声称不会再认自己的儿子，丰三不能接受这一沉重的打击，于是开枪自杀了。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感情最终还是影响到了孩子们的归宿。

周建人和第二任妻子王韵茹的三个子女

周建人在上海工作稳定之后，原本希望接妻子来上海一起生活，但是羽太芳子却坚持留在北京，由于距离的原因两人的感情逐渐变淡，最后导致分离。周建人也和自己的学生王蕴如渐渐产生了感情，两人一起在上海打拼，一起吃苦一起科研一起革命。周建人和王蕴如一共孕育了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后来也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

周建人和王蕴如的第一个女儿叫周晔，他从小就受到了父母先进思想的影响，在步入大学之后很快也就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又成为了一名女战士。再后来，周晔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且在这些年间写了很多本书，自己的三个子女也都十分出色。

周建人和王蕴如的二女儿叫周瑾，周瑾从事的是医学，一生都专注于医学研究，丈夫也是她的同行，虽然周瑾晚年患病离去，但是她留下了一双优秀的儿女。周瑾的儿女分别是大学教师和眼科医生，周瑾作为周建人的后代不仅自己十分优秀，子女更是青出于蓝。

周建人和妻子的三女儿叫周，周蕖作为最小的女儿一直跟随者父亲，后来考入了清华大学又在机缘巧合之下出国留学，最终嫁给了一个同是教育行业的丈夫，周蕖的丈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两人一起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建人的一生为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纵观周建人的七个子女不难发现，其实周建人和妻子的感情问题无疑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建人和前妻所生的孩子大多没有和现任孩子这么出色，这也与周建人作为父亲的陪伴有关。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周建人的这七个子女都继承了他的优良品质，成为了祖国发展的栋梁之才。

一、周建人后裔：（一）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儿女：1、第一个儿子：周冲（一岁余夭折）2、女儿：周鞠子，又名：马理（1976年去世）3、第二儿子：周沛，又名：丰二（现已退休）4、第三个儿子：丰三（1941年自杀）（二）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儿女：1、大女儿：周晔（1984年去世）2、二女儿：周瑾（2001去世）3、三女儿：周蕖（现已退休）。二、周建人的家庭成员情况：周建人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胞妹，成了周建人的夫人，后来周建人与她分了手。1912年5月，因羽太信子分娩需人照顾，芳子由其兄羽太重久陪同，从东京来到绍兴。鲁迅日记1912年5月23日记有:"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这是羽太芳子到中国的准确的日期。鲁迅日记1912年6月29日记有:"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这该是芳子第一次给鲁迅写信。15岁的芳子到绍兴后，与二十四岁的周建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渐渐产生了感情。在羽太信子和周作人的从旁推促下，他俩于1914年2月28日结婚。鲁迅日记1914年3月17日记有:"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又记有:"下午得三弟与芳子照相一枚。"当是结婚照片。这场婚事必然事先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但鲁迅远在北京，不可能发表什么看法，而且亲上加亲，也是好事。周建人与芳子结婚后，感情尚好。1915年2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男)诞生。鲁迅日记1915年3月1日记有:"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信二十六日发。"鲁迅记得如此详细，表明鲁迅对三弟和三弟妇及其孩子的关心。孩子名冲，不幸于一岁余夭折。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第二个孩子(女)于1917年11月诞生，取名鞠子，又名马理。1919年5月第三个孩子(男)降世，取名沛，又名丰二，家人取绰号"土步"(沙塘鳢)。1922年2月第四个孩子诞生，即丰三。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结婚以来，应该说是和谐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于1919年12月，随同全家，住进北京八道湾周宅。周建人到京后没有工作，在北京大学旁听，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这样生活了将近两年，由周作人请胡适帮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周建人1921年9月离京时，芳子已怀孕。1922年2月芳子生下儿子丰三。周建人曾多次写信给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舍不得离开姐姐和亲属，舍不得八道湾富裕的生活，坚决不去上海。大约从1925年或更早一些时间，周建人和往日在绍兴的学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1926年生女儿周晔，1927年生女儿周瑾，1932年生女儿周蕖。周建人和王蕴如同居并有了孩子后，继续向北京八道湾寄钱，生活十分拮据。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这给了周建人沉重的打击，也给在北京的母亲以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1937年春节，母亲八十岁。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丰二是站在亲生母亲一边的。以后双方又书信争执，经常为鲁迅母亲代写家信的宋琳1937年2月25日给许广平信中说及:"三师母及奉二颇有不直三先生之意";"丰二函三先生有所要挟，或以马理回平责丰二过分，谓三先生将答报不认他为子";"三先生来信责备丰二"，等等。周作人也于这年2月9日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遗弃羽太芳子而和王蕴如同居:"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经过这场大吵，周建人就不再向八道湾寄钱。查周作人1962年11月28日给鲍耀明的信，其中说及:"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不久，芳子这边又发生了一件突发的事:1941年3月24日，她的小儿子丰三，在家里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有人说，这是因为丰三在辅仁大学附中的同学，为了保全周作人一生清白，前去行刺周作人，不料这反而促使周作人落水，因而思想上很苦闷，遂自杀。这说法是不可取的。倪墨炎君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中亦已否定了此说。我以为:丰三的自杀很可能是家庭纠纷造成的。父亲与母亲脱离关系，又声明不承认儿子，这对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丰三当时十九岁，正是又懂事又不甚懂事的年龄里，经受不住家庭变故的打击。羽太芳子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湾，与孩子相依为命。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她于1964年逝世。女儿周鞠子(马理)，于 1976年逝世。儿子丰二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早已是退休老人。《周作人年谱》编著者之一张铁荣君曾去访他，问及关于周作人及其他的事，他表示无可奉告。

鲁迅没有和周建人不和。

鲁迅原名叫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是鲁迅的弟弟。说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会提到他的两个哥哥，即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周家三兄弟常与同一时期的宋家三姐妹进行对比，从文化角度上来说，宋家三姐妹的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远远不及周家三兄弟。

扩展资料

周建人和鲁迅是一对亲兄弟，但是俩人个性截然不同。周建人一生坚持独立思考，虽然周建人生活在两位哥哥的光环下，但是他敢于直面生活，敢于独立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众所周知，鲁迅和周作人闹僵了，俩人承诺老死不相往来。但是，鲁迅和周建人关系还不错，虽然没有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血浓于水的感情是无法割断的。

周建人和鲁迅的个性都很倔强，敢于直面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毛泽东曾说，鲁迅骨头最硬，面对各种言语攻击时，鲁迅依然以强盛的姿态来面对这些非议。周建人和鲁迅一样，骨子有一种不肯服输的精神。周建人曾自学成才，凭借努力好学的精神，开辟了自己一片天地，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最难得是，周建人和鲁迅都在封建家庭出生，但是兄弟没有被封建思想所荼毒，他们看清社会弊端，因新文学、新科学来拯救民族。从某一方面来说，周建人和鲁迅都是新文学先驱者，他们为引领了社会进步。

因为周建人的妻子和鲁迅有矛盾吧，也是在课堂上老师说的。还有讲鲁迅的《故事新编》里《铸剑》中帮眉间尺复仇的“宴之敖者”可能就是在影射那个日本女子，'宴"字，分解开就是，“家中有一个日本女人”。嘿嘿，这是我老师讲的，你再查查吧

周鞠子、丰二先生、周晔、周瑾、

一、周鞠子，又名马理，1917年11月出生。小时候曾经在北京孔德学校读书。她结婚后，随丈夫去了唐山，生育有一女二男，后来不幸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去世。

二、丰二先生，1919年出生。本来是学经济的，后来到北京95中学做起了数学教员。文革期间曾经进了劳改队关进了地下室，但他在地下室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全套的木工活，还能做无动力抽风节煤灶，像个工匠。据后人回忆文章描述，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三、周晔，1924出生。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194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工人日报》记者，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秘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等，后调入中央统战部，协助父亲整理有关史料。

先后整理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在上海》两部专著。她与丈夫生有三子，大儿子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二儿子曾在北京的铁路部门工作，三儿子过继给了妹妹周藻。

四、周瑾，1927年出生，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1948年随父亲到解放区。解放后，参军到解放军卫生部工作。

1954年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总后药物研究所工作，曾任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她与丈夫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女儿也在美国，当眼科医生。

五、周蕖，1932出生于上海。1948年随父母到解放区，曾在贝满女中读书。1951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未读即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

回国后曾在幼儿园当教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担任教授。她的丈夫是顾明远，他曾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他们生有一女，嫁到了荷兰。

扩展资料：

周建人的原配夫人是周作人夫人的妹妹羽太芳子，后因他到上海工作而太太要长住北京而感情破裂。羽太芳子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湾，与孩子相依为命，直到1964年逝世。她生育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915年2月出生，取名冲，不幸于一岁余天折。

第二个孩子（女）于1917年11月出生，取名鞠子，又名马理。第三个孩子是1919年5月出生，取名沛，又名丰二，家人取绰号“土步”。第四个孩子是1922年2月出生，即丰三，1941年3月24日，丰三在家里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

周建人的第二任夫人是王蕴如，她于1900年出生，是周建人在绍兴时的学生，生育有周眸、周瑾、周蕴三个女儿，解放后她曾在高教部工作，后辞职1900年去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周建人

是周树人和周作人终身绝交 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PS：鲁迅先生和其二弟的失和一直是文坛的一个迷，后来反复的淘，终于在网上找到了一篇，但其文章不全，于是我就结合第11期的名人传记，纠正了一番，将原文放好。供各位好有欣赏品读，品读鲁迅曾经的秘密。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文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时人这么评价一家三兄弟，说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内奸，一个大干部。这便是绍兴赫赫有名的周家三兄弟—— 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

说起周树人，大家听过最多的一定是他的笔名 “鲁迅” 。而提及鲁迅，那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民族斗士，他的文采、视野、才华在当时的文坛都是首屈一指的。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想必大家也是如雷贯耳，但对于其人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有人欣赏他的才华，有人说他不是好人……大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其实周家除了这兄弟二人外，他们的三弟—— 周建人 ，同样是一个卓绝群伦之人，他甚至官至副国级，但是相较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出名，这一位真真是一个不露圭角的人物。

他在文学上绝不输其大哥鲁迅、二哥周作人，在生物学上的研究造诣也是十分出色，出版过众多科普读物，在思想上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96岁去世，前后有过两位夫人，共育7个儿女 ，那么如此伟大的一个人物的他的子女后代又是一副什么光景呢？

周建人，字乔峰，原名松寿 ，1888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南城都昌坊周家新台门。

他虽是家中的幼子，却有着苦难的童年，周建人出生时，他的家族正开始走下坡路。

周家本也有过“购地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的显赫时期，祖父周福清曾做过十多年的京官。

父亲周伯宜虽多次考取乡试而名落孙山， 但却思想开明，有一颗爱国之心。

母亲鲁瑞来自一个乡下的小村庄，但她靠自修也能达到看书的水准，有着普通老百姓一样坚韧的性格。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也因为当时时局动荡而逐渐衰败下去。

在周建人5岁时，祖父又因科场案发而入狱 ，这让本就元气大伤的家族，再也没了翻身的机会，只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周建人，虽被时局所迫，但也在长辈们的良好品行的影响下 成长为了一个坚韧、懂事、自立自强、思想开放的人。

周建人可以说是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为了营救祖父、为父亲治病，小小年纪的周建人就跟着两个哥哥四处奔波，靠着变卖旧衣服和首饰来维持生计。

因为家庭的衰败，周建人自小就营养不良，十分瘦弱， 但是他却很聪慧，很好学。 小时候祖父教他认字，即便还没有开蒙，但只要教过他，没过多久就能都记住。

8岁父亲去世，9岁入学，他热爱读书，尤其爱抄书，他曾说：“无钱买书就借书，要看书，更要抄书，抄书胜于看书。”因此，他不仅读书万卷，而且还写了一手好字。

他祖父在世时曾称赞他写的字苍劲有力、“落笔有秀气”。

周建人也曾希望如两个哥哥一样去南京，进洋学堂，学新知识， 但却因为母亲的一句话留了下来。

那时周家已经非常困难了，母亲鲁瑞寡居多年，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好出面，因此，周建人在听到母亲流着泪说：“你一走啊，我身边就没有人可以给我支撑门面了。”

最终，周建人还是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行李，选择留了下来，并走上了一条自学之路。

1906年，经人推荐，年仅17岁的周建人 成为了绍兴僧立小学的教师兼校长 ，他每天要担任不同的角色，有时是校长，有时是教员。

也有时要承担着学校的教务、账目和总务，除此之外，他还要帮请假的老师代课，去学生家里家访，批改作业等等。

尽管身兼数职、分身乏术，但他依旧将学校办得井井有条。直到1912年学校因经费紧缺而停办， 周建人才被聘去了其他学校教书。

也是在这一年，二哥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怀孕分娩，需要人照顾，于是其妹羽太芳子在哥哥羽太重久的陪同下来到了中国照顾姐姐，并与此后留在了周家。

而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两个未婚男女也在此时渐生情愫。

1914年在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的撮合下， 周建人与二哥的妻妹羽太芳子结了婚 ，并写信告诉了远在北京的鲁迅。

鲁迅在其日记中这样记载了周建人寄给鲁迅的书信，信中称他与羽太芳子在旧历二月四日结婚，并于第二天收到了两人结婚的照片。

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刚结婚时感情也是如胶似漆，并于次年生下一子 ，但可惜的是孩子不到一岁半便夭折了。

1915年，周建人一直与绍兴明道女中教书，直至1919年离开绍兴。

在此期间，周建人不仅从事教学实践活动，而且还潜心钻研植物学。其中不乏受到鲁迅的影响。

从他与鲁迅来往信件中得知， 鲁迅鼓励他自学，可以以植物为主 ，因为植物材料易得，成本小，加之周建人本身喜爱植物，便开始了植物的研究生涯。

鲁迅还从日本寄来了相关书籍和解剖显微镜等器具，使得周建人在学习上更加得心应手。

尽管寄来的书籍都是英文，但周建人还是一本一本查字典读了下来， 这也让他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周建人和羽太芳子一儿一女也陆续出生， 分别是女儿周鞠子和儿子周丰二。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周建人渴望去往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于是他也如愿随着鲁迅一起，举家搬迁到了北京八道湾十一号。

次年，经鲁迅介绍进入北大攻读哲学，旁听科学总论等课程。北大开放、包容、科学的精神，让周建人有了更加深刻的学习与认识。

他开始对恋爱、婚姻和离婚的思考愈发深入透彻，注重个体的自由与价值，批评封建道德下的媒约婚姻制度和娼妓制度，反对物化女性，鼓励受到压迫的妇女勇敢追求自我。

1921年，经鲁迅介绍， 周建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 ，这一待便是二十余年。

周建人离开北京时，羽太芳子已经怀孕，有了他们的第4个孩子，因此，周建人也没有要求妻子和自己跋山涉水，一同前往上海。

但是， 1922年羽太芳子生下孩子后，仍不愿前往上海 ，她不愿离开北京繁华的生活，周建人甚至回了一次北京想要劝说妻子一起离开，但被拒绝了。

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分居两地，感情也日渐生疏，交流更是渐行渐远， 双方不能相互理解，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

之后，周建人在上海兢兢业业地进行编辑出版和科学研究工作，而羽太芳子则在北京过着安逸舒心的生活，她不仅不理解丈夫的工作，还时不时地写信问周建人要钱。

周建人开始反感妻子的行为 ，直到他碰到了曾经的学生 王蕴如 ，王蕴如和羽太芳子不同，她陪着周建人一起经历了困难、坎坷，这让周建人找到了灵魂伴侣。

1924年，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离异后，在上虞蒿坝与王蕴如结婚， 两人先后孕育了3个女儿，都十分的出色。

周建人一边在商务印书馆承担着编译工作，一边又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号召人民群众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之中，为国家解放而接续奋斗。

建国后，周建人参加了协商会议，开启了他为国建设的生涯，周建人一生清廉，贡献卓越。

在周建人的一生中与前妻共同养育的4个孩子，可能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其境遇总归是没有周建人与王蕴如这一对“灵魂伴侣”所生的3个女儿要好。

1915年长子刚刚出生，周建人为其取名 周冲 ，但这个孩子却没能活过一岁半。

1917年，第二个女儿的出生缓解了夫妻俩的丧子之痛。

女儿叫马理，又叫鞠子 ，鞠子自幼时随父母去往北京，在北京长大，长大后学习音乐，去往上海求学，还曾住在鲁迅家中。

解放后，她和丈夫定居唐山，可惜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中逝世，时年59岁。

1919年5月，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第3个孩子， 周沛（又名丰二） 出生。但是后来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感情破裂，这给孩子带来无尽的伤害。

因为父母离异，他长期跟着母亲生活，于是他对父亲恨之入骨，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1937年，鲁迅过世近一年，周家母亲鲁瑞晚年丧子心情一直悲痛，于是二哥周作人提议恰逢母亲八十大寿，就准备大办一下，或许能给母亲带来些许安慰。

而此时周建人也携新夫人王蕴如前来祝寿 ，但其实在当时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两人的离婚事宜迟迟没有一个了断，而王蕴如又在这些年里为周建人生儿育女。

于是周建人此番也存了给王蕴如一个名分和与羽太芳子做个了结的想法去的。

寿宴当天，羽太芳子见周建人明目张胆地带来一个陌生女人回来，立刻就和周建人争执起来，而后哭着跑回到了房间，还打电话给日本大使馆，让日本宪兵队来抓人，好在因为接电话的人喝醉了，没有当回事。

而其子周丰二看见母亲哭得撕心裂肺，非常生气， 就拿了一把军刀冲到了周建人和王蕴如面前 ，要不是周围人眼疾手快，这刀就要刺进周建人的身体。

所发生的一切都让人心惊胆战，周建人气愤的同时，说道：“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而后匆匆与王蕴如离开了北京。

周丰二从此以后再未与父亲有过任何联系，毕业后他成为了北京九十五中的数学老师， 他与他妻子一生都没有生过孩子 ，而是之后过继了妻子妹妹的孩子周玲，周玲后又与梁启超之孙梁任堪结婚。

其实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感情问题影响的不只是周丰二一人，破裂的家庭关系更是让小儿子周丰三的心理留下了道道创伤。

1922年2月周丰三出生 ，此时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已经分居两地，尽管矛盾还没有激化，但已经是不可调和了。等到夫妻二人彻底闹掰后，周建人已经不认这个儿子了。

周丰三当时年纪还很小， 但他从小没有体会到过父爱 ，一方面他向往着父亲能够看到他，一方面他又恨父亲抛弃他和母亲。

纠结的心理让他在敏感卑弱的青春期，用极端的方式，拿起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而和周冲、周马理、周丰二、周丰三的命运不同，周建人后面与王蕴如所生的三个女儿，每一个都是各个领域的人才。

1926年周建人与王蕴如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 周晔 ，周晔曾是杭州之江大学英文专业的学生，后来又进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习。

解放前周晔就南下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王蕴如从上海搬家到北京。

在火车上偶然碰上了许久未与家人联系的大女儿 ，又惊又喜，此时，站在母亲面前的已经是一名飒爽英姿的女战士了。

此后，一家人长住北京，周晔被安排到了全国总工会工作，时任总工会妇女部部长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而周建人与瞿秋白曾是好友，于是周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杨之华的秘书。

1966年初，父亲调回北京，她先是与丈夫张攸民一起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出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后又回到北京，专门从事写作。

她先后整理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在上海》等， 其中《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入选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 ，表达了对鲁迅先生怀念与敬仰。

周晔在1984年因肺癌逝世 ，为了让周建人不再体会到丧子之痛，家人们并没有向他透露这件事。

周建人也经常询问，为什么他的女儿周晔没有来看望他，直到不久后，周建人也去世了。

周建人与王蕴如的第二个女儿叫 周瑾 ，出生于1927年，周瑾是医学领域的人才，她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

1948年，周建人秘密入党，他把全家从上海带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二女儿周瑾和小女儿周蕖也中断了学业，跟着他一同前往。

之后周瑾就和姐姐周晔一样，选择了军人这一条道路，她被分配到军区的卫生部。

周瑾于1954年被派往苏联学习 ，从事化学药剂的研究，回国后，又将她分配到了药物研究所，后还担任了药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她的丈夫金经得，也是军人，两人同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

金经得毕业后就参军了，曾在空军司令刘亚楼身边担任过一段时间保健医生，后任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空军司令部门诊主任等。

可能与其自身职业有关，因长期药物和放射性影响， 周瑾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后因患上红斑狼疮，于2001年去世。

而小女儿周蕖的人生经历可就称得上阴差阳错了。

1932年周蕖出生在上海 ，在上海读完中小学后，随父亲去往西柏坡，因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马上就解放了，回北平读书也是一样的。”

于是周蕖就没有西柏坡读书，后回北平继续完成学业，但正是这一延期，她在报考清华时，又恰逢国内大规模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每个部门都分有名额，出版总署派不出人去，就把周蕖选上了。

这样，她只有放弃清华已经寄到的经济专业的录取书，转赴苏联。由于周蕖是出版总署派来的， 于是专门给她安排了莫斯科的印刷系进行学习。

但在学习了大半年之后，周蕖却发现苏联的印刷术和中国的印刷术并不匹配，所以她决定转专业。

她征求了父亲周建人的意见，周建人建议她“女孩子还是当教师最好了”。

周蕖因此转学到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教育系 ，学了幼儿学前教育，同时还结识了四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她未来的丈夫 顾明远 。

周蕖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幼儿教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后又转向了比较教育的方向，41年间，她从一名普通的老师成长为一名教授。

5年前，85岁的周蕖女士还与88岁的丈夫顾明远先生一起受邀返回绍兴老家祭祖，周老称这是她自1948年以来， 时隔70载再次祭祖，真的感慨万千。

父母给予孩子怎样的童年，可能影响着孩子未来的人生轨迹，既然带给了他们生命，那么就要承担起责任。

上一代的恩怨情仇已经画上了终点，但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他们或多或少的依靠血脉与“周建人”产生了联系， 但是生活总是自己的 ，他们既不会再见面，也不会成为了“周建人”这一形象的缩影。

他们会带着祖辈的荣光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光发热，成为更好的自己。

1、《大家风范——我所知道的民主党派领袖》.肖伟俐.新华出版社.

2、《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彦奇.华夏出版社.19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