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高级经济师李如柏

努尔哈赤方始发布其“七大恨”，其实恼恨虽称七宗，要旨不外三点：一为先年明军杀害其父及祖，年幼时其父及祖为明军内应，但在明军讨平各部落时被误杀；次之此时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汉人不守承诺，仍往其领域耕种渔猎；三则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计，并干预各部酋长之婚姻。当时努已统一女真各部落，只有叶赫及海西两部尚受明方庇荫，染指于此两部势必与明帝国全面冲突。看来努尔哈赤已下此决心，“七大恨”无异于宣战文书，但明廷如欲避免战争，努传话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其条件包括割地赔款，赔款部分包括金银绢布如传统“岁币”模样。此等要求预计明廷无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国与未来之清朝开始长期斗争状态。 　　当时明廷认为奴酋“务期歼灭，以奠封疆”已义无反顾。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中宿将尽指派于其麾下。增援兵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各镇，又调集云贵各土司，募兵及于浙江、四川，亦即全国总动员，对外宣称总兵力47万。所有经费统由新设之辽东饷司专理。其征派除贵州外及于全国田土，概在正赋外，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预计可得银200万两。仍由各地库房将现存款项扫数解饷司，以后征得垫补。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诸事准备停当，战争即将开始。（一)双方兵力概况及战略指导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甚鲜成功希望；统帅未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系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纠集之兵员出自五花八门，来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御经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又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同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如是之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传统战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上前，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有“养子”。 　　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万历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被攻击指摘无余力，希望迅速图功。传统历史学家谓其“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想系事实。 　　　　满方将领亦亲临前线，但彼等专恃骑兵，组织单纯。从满洲资料看来，不仅努尔哈赤亲率坐骑一千独当一面，而且子洪台吉(皇太极)、安巴贝勒(大贝勒)、侄阿敏台吉均为高级将领，宜其在战场上指挥如意。(二)杜松之覆没 杜松有勇无谋，为人暴躁鲁莽，他曾遇事不如意即自毁甲胄，声称准备削发为僧，努尔哈赤称之“杜疯子”。 他于四月十四日在苏子河汇入浑河附近渡河。当时浑河水势湍激，随从之炮车营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觉。渡河之后，明军连克满人所设栅寨二处，俘敌14名，尚在继续前进中突然遇伏。仓促之间将士拟占据当地山巅，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设伏，因此失去主动，双方鏖战之后，此路主将及副贰人众等全军覆没。 以后杨镐至北京之报告将“违律丧师”之责任完全推付于杜松本人，称其冒险贪功。《明史》亦根据官方解释，谓其行军“日驰百余里”。渡浑河时水深流急，“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 杨镐给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实录》中，内称“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计道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当官兵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辽阳集合誓师时，即推出去年作战“在阵先逃”之指挥一人(有如今之旅长)当众枭首，所以统帅之行动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气氛。杜松所授予之行军日期为四月十四日。所部于十三日夜间启程，翌日军覆。所以《明实录》编者加注“师期已泄，奴备我矣。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至于浑河水急，“将士多溺河中”，则当日此路全军数万人均已涉渡，作战于浑河之南。 杜松亦被指摘将炮车置放于浑河之北而背水作战，但日后调查时即炮车营长亦自承将炮车置放北岸系彼决心。因炮车无法徒涉，火药必被浸湿。但杜松疏忽于派遣斥候，侦察地形，本人随先行部队到达南岸，未注意后续部队，亦未指定副贰管制渡口必为事实。 满方文件对战役报道比较详确。当杜松渡过浑河时，满军在萨尔浒者为步兵15,000人，其装备不全，正在筑构工事。及见敌军来临，即迅速避入苏子河东之吉林峰，不久他们即为明军2万人包围。但满军尚有骑兵400人藏匿于谷地深处，他们出敌不意，于界藩附近突袭明军之背，且立即与吉林峰之步兵会合。当日午前又仍与步兵协同，向敌方攻击一次，斩获约100人。此时行动并无决定性之效果，但已能争取时间，使努尔哈赤从容调度。 资料未叙明当日清晨努之出处，但称此时南北同时告警。努之判断：南方刘綎一路实系佯动，只派骑兵500人前往监视。此与日后朝鲜文件之报告吻合。正午或稍迟时，努尔哈赤即已到达萨尔浒战场。满军部队亦陆续到达，他们至前线接触约10里处开始批御盔甲。此时萨尔浒一带山地亦为明军占领。 满军首一行动在解吉林峰步兵之围。为节省兵力，只用骑兵1000人从侧翼投入。他们不久即达成任务，已与作工之步兵会合。 当时努与部下将领集议，众意以八旗兵对分：四旗用于苏子河东，四旗用于河西，但努决心以五旗兵力先消灭萨尔浒之明军，东岸三旗暂取守势。所以从叙述看来：萨尔浒战役实为典型的遭遇战。明人未料及对方可能以全力出击，才称杜松一被制于埋伏，又再受害于埋伏。 满军人数迄未见于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必具数量上之优势，且除原所谓“作工”之部队外，增援者全系骑兵。 苏子河西满人冲锋系由山麓至山巅，如此时明军纪律严明，阵容齐整，似仍可将之击退。我们可以想见杜松一军见满洲铁骑漫山遍野而来，早已心寒，记录未提及杜松之出处，只称其中箭多处。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东岸，亦即最初明军取攻势企图围击满兵处。满军提及明军曾以“炮”抵御。杜松之炮车既留浑河之北，此间满人所谓炮，可能为明军使用的一种原始型之手榴弹，以竹管内置炭硝，点火向敌掷去，其爆音能震骇对方人马，但杀伤力微。再则亦可能为朝鲜派出之鸟铳手。朝鲜曾派鸟铳手3000人，隶属于本军参与刘綎一路，又因杨镐征派，另遣鸟铳手300人，于役杜松军中，他们多于此役罹难，日后极少幸存返韩。 关于战斗行动，满文所载至为简短。“我们跑马向他们阵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萨尔浒之明军逃避至硕钦山。苏子河东部分，三面被围，一面背水，又承受全部满人八旗之杀戮，其处境必更凄惨。 (三)马林之被击溃 　　继杜松之后，马林之一路亦于翌日(四月十五日)被击破。明军统帅部自巡逻后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传令兵始获悉马林兵败，因此《明实录》载：杜松全军覆没消息，当夜传入马林军中，以致军士震恐，主将提兵后撤，独有监军文官潘宗颜等挺身杀贼，鏖战之后殒身。 　　看来此项记载亦系文官推卸战斗指导之失误，而将战败责任卸及武将之辞。满文记载当日清晨马林一军4万人尚以堂堂阵容应战，迄至黄昏方始溃败，潘宗颜之死亦经查出箭由背入。此间值得注意者：马林兵败之后，径北撤扼守开原，明廷对之仍须倚重。但3个月后努尔哈赤攻占此城，马林死难，其情形亦如杜松，生前行止已无可分辨。 　　满文记载，四月间其部队被击溃之地区为尚间崖。当两军相遇时，马林行军向东。努尔哈赤之部队于十四日夜渡过浑河，置杜松之炮车队未问，军行向北，两纵队成T字形。但马部发现满军北上，立即西撤，据占昨夜宿营之地，排成正方队形，四面有三道壕沟，沟前有鸟铳手，后携有火炮。壕沟后之骑兵，则已下马准备作徒步战。满军正考虑行动中又发现另有明军一机动部队，处于其营地之南、满军之西，其兵力判断为1万人。明军主力之后，又有另一方阵，两方阵相去约2公里，其兵力亦判断为1万人。 　　似此努尔哈赤估计马林一路之总兵力6万人，无疑已高度夸大。本文根据明廷内部文件判断，杨镐之总兵力无逾10万人，则马林不可能掌握6万，且侧翼之机动部队亦不宜多至万人。至于后方之方阵，似为潘宗颜所辖。 　　我们判断马林兵力亦如杜松部，应在2万人至3万人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损失有限，应仍在数量上占显然之优势。 　　两军近接时，努尔哈赤亲率1000骑应付马林之机动部队。此时明军已将藤牌车辆等构成障碍物。满方骑兵则分作两部，一部500人下马拆除障碍，此任务完毕后，另部500人立即冲锋。满文资料仍保持其一贯作风，对战斗经过之细部详情，甚少缕述，只称明军侧翼机动部队经此冲击已不复存在，正午之前，明军给予满军之侧翼威胁即已扫除。 　　努尔哈赤冲锋之后，正重新收拾其兵马，预备聚集于附近一小山岗，得以将骑兵由上坡至下坡之冲力再度予敌打击。但明军主力亦开始移动，并变更队形，壕沟后之徒步骑兵亦已向前推进。 　　安巴贝勒以时机紧迫，在战场上大声呼叫，促使乃父注意，勿为敌方所乘，本人即立率两旗兵力，冲向正在移动之明军，其他六旗又立即构成第二道攻击波，使敌方无暇整顿。如是马林所部溃不成军，被驱入附近一沼泽地区，容战胜之满军从容宰割。至此，对付明军后卫更不成问题。 　　以后满方文件坚称他们以骑兵1万人击灭明军6万。明方虽承认战败，但称有一万骑终能退出战场回归原部队。满人认为，其成功得自较优势骑术及弓箭术与安巴贝勒之领导力量。(四)刘綎殉国之谜经过整二日无休歇的战斗之后，努尔哈赤至此已能轻松地呼吸。杨镐之所谓47万人总攻击已被凿穿，北方之两路兵马业已击溃或消灭，自此他可以从容将事。四月十六日满军休息整顿，努本人在尚间崖宰牛祭天，感谢上帝恩德。对付南路敌人，他先遣派蒙古部队，十五日他已遣去2000人，十六日又遣1000人，缘在此数日满人与杜松、马林激战时，赫特阿拉防御空虚，人心惶恐。至十六日夜，努尔哈赤始决定自己率骑4000防御都城，以备万一李如柏乘机扑人，从此终全战役他不再往前方。南路刘綎之敌由子侄安巴贝勒等应付。满军主力自北行军向南，四日后与刘綎部接触。据此他们与刘交锋时，最早应为四月二十日。杨镐之四路中，李如柏之直线距离去敌牙城最短，但山势险阻，古木葱蓊(据说今日已不复如此)，行军不便。努尔哈赤只派200骑前往监视，终战役两军亦未在此路接触，是亦杨镐不知兵之明证。他的攻略计划无重点配备，以致紧要关头大部兵员与武器闲置。刘綎一路去赫特阿拉最远，其部队指定四月九日出发，称3万人，实际可能远低于此数。姜弘立率领之朝鲜军13,000人于四月五日渡鸭绿江。两方集丵合后，自宽甸与怀仁间北进，不久遇敌，刘綎给予杨镐唯一喜讯，他之塘报云：“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明军一游击亦云：“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应战，连诱连退。”此节与满洲文件吻合。当时努尔哈赤派往之部队，为500骑，其任务为迟滞刘綎之进展。此500骑中牛录3人(此处“牛录”用作官名，有如连长)，2人战死，当时满军后方空虚，如中、韩军兼程急进，甚可能改变战局，至少亦当迫使努尔哈赤同时两方应战。此战机逸失，联军之不能和丵谐，可能为一大主因。双方文件看来：彼此推诿责任。朝鲜人尊北京为“天丵朝”，称明军为“天兵”。但除此外貌之尊敬外，实际对之轻蔑鄙视。文中指出明军大量缺员，兵器窳朽。姜弘立奏光海君云：明人轻重器械全无，纯赖韩国军实。罗荣邦教授之《刘綎传》引用中文资料则又称韩军装备低劣，一部藤牌纸甲。李民寏之《栅中日录》则称道路泥泞，朝鲜步兵无法跟踪明方骑兵，而且在国境之外作战，粮秣仍须本国供应，不时运输不及，将士饥馁。韩人又称明军抢掠居民，争割敌尸首级请赏，因之行动淹迟。刘綎与安巴贝勒决战之处为阿布达哩山，但以附近之牛毛砦著称，去赫特阿拉约60公里。当杜松与马林两路兵败后，杨镐曾以令箭制止李如柏及刘綎继续前进。杨致万历帝之奏疏载在《明实录》，内称李如柏已遵令回师，但刘綎仍与满兵交锋。以后北京传闻：此令箭为努尔哈赤所得，他即令军官乔装杜松军使，持令箭邀刘迅速北进会师。刘不悉杜松已战死，于是轻装急进，于山谷中遇伏死，罗著《刘綎传》即采用此说。但《满文老档》对两军交锋情形叙述较详：当时明军取防御态势，盛陈火器；八旗兵攻击数次，未显功效。于是安巴贝勒占领东部山岗，又派出支队抄袭明阵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队则渗入敌方前、后部队之间遮断其交通，至此刘綎军始见动摇。随之洪台吉又攻其东北角，最后安巴贝勒遂行中央突破。至此明军三面被围，才全面地溃乱。满人并称刘綎并非战死，而系被俘后被满人斩杀。《老档》不动声色地述及：“将他杀了。”但后方之明军及朝鲜军仍继续抵抗，他们的火炮及鸟铳排列具有纵深，文件未提及持续时间，但最后天候干预。大风突起吹向防御者之阵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队估计为2万人才因之被歼。后列之朝鲜步兵至此投降，他们并将明兵捆缚交满洲军。朝鲜文件称此中、韩联军分作三部。前列明军由刘綎亲自指挥；中层为韩国部队，内有鸟铳手3000人；后卫则为朝鲜步兵，由姜弘立控制。最后姜与其部下4000人降。文件证实满方所谓大风突起火器失效。韩方对刘綎之殒身另有说法：他见局势已无可如何，乃与部下将领数人点燃火药自爆焚死。中国编修《明史》时已在康熙年间，内中《刘綎传》关于牛毛砦战役一段大致摘自《满文老档》，但不称綎被杀，而系“战死”。刘綎死事日期所叙亦有差异。韩国文件称四月十七日，《满文老档》未具月日，但从安巴贝勒行军日程看来，应为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安巴贝勒于四月十五日尚活跃于尚间崖战场，十六日应已参与努尔哈赤之宰牛祭天，不可能又于十七日奋战于200公里外之牛毛砦。今日事隔380年，无人能断然地坚持何说为真。我们只能比较消息来源之可信度。当中以明方资料最差。其官场文字经过吏员修饰，上供御览，下避监察官纠弹，即难能存真。战败之后，其原始资料得自逃归之士卒，亦不能使读者综览全局。所以一军惨败，动辄即谓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当事人，始终暗中摸索，才用此种粗率说法。韩国资料大概根据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录》外，尚为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见诸官方文牍。从朝鲜资料看来，其症结在韩国君臣对明人无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丵0年前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犯境又赖杨镐、刘綎等人撑持，所以勉强从事。姜弘立已渡鸭绿江，犹且向国王光海提出辞呈，即表示对战事前途怀疑。外间盛传努尔哈赤赠光海貂皮500张，彼此先有默契。4年后光海君被废，新朝廷公布其本身宗旨在拨乱反正，至缕述光海无人君资望时，当中一端即为辜负明廷，为人不忠。有了这些复杂背景，则在各人作见证时，亦影响其左右取舍。韩人对姜弘立之降满不能无介于怀。李民寏在《栅中日录》提及当时他竭力反对，及见事实无可挽回即准备自尽，只因长刀短刃同被爱侄与忠仆夺去。但即《光海君日记》亦指斥其不实。《日记》指出李民寏为唯一可以左右姜之决心，事实上他赞成投降。此种背景如何影响史料？虽说此端尽属臆度，但外传刘綎行军迟缓坐失战机乃朝鲜军拖延之故，则将交战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种指责。“天兵”主将如战死或被满人杀戮，韩人见死不救为可耻，则称其自尽，至少可以稍释罪咎。满文资料亦有不能尽信之处。其夸张八旗战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战役双方参与者逾10万，又鏖战南北，苦斗镇日，而满方战死者“不及二百人”。满方高度估计对方兵员数，既为以寡敌众，又能包围对方。但除此类瑕疵外，其战史以胜者姿态写出，努尔哈赤及安巴贝勒之口语，无官僚集团之忌顾，无责任问题之推诿，亦无不可告人之阴私。其所叙战场情景虽仍不能符合现代要求，但提及部队投入程序、重点主义、中央突破、侧翼迂回已较对方之所提供，职业化多矣。(五)战役之后果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缘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成梁以努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与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至此已有通敌嫌疑。当时万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以上！

是 舒尔哈齐 吧??

明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明亡清兴一场重要的战役。明军为了扫平盘踞于赫图阿拉的努尔哈赤，咬牙扣出300万两饷银，兴八万精兵，近乎倾尽整个辽东的兵力。明军在督师杨镐的带领下，兵分四路进攻后金。由于明军过于轻敌，且四路之间毫无配合，导致被精锐的女真骑兵各个击破，三路大军全军覆没，只有李如柏的这一路全甲而还。此战明军败得之惨，造成的后果之严重，简直令人惊讶。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战后，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吧。辽东精兵为之一空辽东是明朝防御女真和蒙古的重镇，大量精锐可战之兵都集中于此。辽东兵参与过历次针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以及壬辰抗日战争，可谓是兵强马壮。此次征讨后金的战争，明军一共出动了88500余人，四路兵人数大体相等。由于被歼灭了三路，明军损失在六万上下。据后来王在晋说，明军此战光阵亡就达到45870余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兵可不是普通士兵，而是经过长期作战锻炼出来的精兵。其中，还有不少是辽东将领的精锐的嘉定。这样的损失在短时间内，是完全无法弥补的，毕竟精兵难得。而与之相比，后金的损失简直微不足道，据他们自己说阵亡不足两百，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连努尔哈赤自己都说，这是犹如天助，特别是明军枪炮如雨，然而却根本打不死人。在女真人看来，这不是天助是什么？实际上，努尔哈赤说了谎，据后来学者统计，后金的损失也大约在5000上下，主力基本没有受到损伤。辽东名将大量死亡经过长期的战争，辽东明军培养出大量能征惯战的将领，然而在此战中，这些将领大部分阵亡。据统计，明军总兵以下各级将领死亡310多名,从高级到基础将领大部被杀，其中包括许多名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相比于死亡的精兵，这些将领的损失更难弥补。明军将领之所以会阵亡这么多，与后金蓄意狙杀将领的战术是分不开的。比如明朝大将杜松，他便是身中18箭，很明显遭到了弓箭的集中射击。而且明军盔甲水平十分低劣，根本抵挡不住满洲弓的射击，这也是将领多死的重要原因。此战中被杀的名将有这几个。杜松，他与胡人作战百余次，战无不胜，结果在此战中被射杀。刘铤，他在朝鲜和中国西南战场屡建奇功，他手持120斤的大刀，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然而在此战中，也战死了。后金势力大大加强明军惨败后，丢失的辎重均为后金所有，使得本来穷困的女真人骤然富了起来。据朝鲜人说，此战前满洲有带甲兵八万余，此战后，带甲兵上升到十余万名，加上不带甲的士兵，人数达到了近20万。他们通过掠夺增加了巨大的财富，原本女真人缺衣少食，贫者衣不遮体，战后由于抢掠，都穿上了鲜艳的衣服。更重要的是，辽东明军基本失去了战力，无法主动进攻自己。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附近放心大胆地经营农牧业，势力越来越强。明朝心气的丧失与后金气势如虹的相比，明朝因这次惨败朝廷出现了极大震动，一股沮丧的情绪充斥于朝中。就如内阁学士方从哲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朝中也不认真总结这次惨败，而是陷入无谓的互相埋怨中。

萨尔浒战役　　萨尔浒战役萨尔浒战役明清之际重要战役。也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萨尔浒之战本由明方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然而该役竟以明军之惨败而告终，并由此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役之后明朝对后金之战略态势由主动变为被动，明帝国于东北地区的藩篱逐渐丧失，日后虽调兵谴将、征加粮饷却再也无法获得对后金的战略主动权，并直至王朝覆灭。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 年），由于建州军侵犯明朝边境,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 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西，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铤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兵四路实则10余万。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李永芳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努尔哈利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功烈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5 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310 多人，士兵身亡者45800 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历史背景　　一六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步骑二万征明，以“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分兵两路向明军发动进攻。努尔哈赤亲率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攻打抚顺，明军守将李永芳举城投降，同时还命左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攻占东州、马根单等地。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总兵张承荫率明兵一万去镇压，遭后金兵伏击，全军败没。七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雅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储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战领一堵墙、碱场二城。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二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二十七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三万人对付杜松的八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 之战 双方兵力概况　　杨镐　　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　　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杨镐之攻略计划　　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甚鲜成功希望；统帅未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系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努尔哈赤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纠集之兵员出自五花八门，来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御经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又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同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如是之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传统战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上前，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有“养子”。 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万历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被攻击指摘无余力，希望迅速图功。传统历史学家谓其“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想系事实。 满方将领亦亲临前线，但彼等专恃骑兵，组织单纯。从满洲资料看来，不仅努尔哈赤亲率坐骑一千独当一面，而且子洪台吉(皇太极)、安巴贝勒(大贝勒)、侄阿敏台吉均为高级将领，宜其在战场上指挥如意。　　战局　　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缘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成梁以努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与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至此已有通敌嫌疑。当时万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官场　　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经济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萨尔浒、吉林崖战斗　　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八万明军，出抚顺关，十四日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尚间崖、斐芬山战斗　　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年，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　　四月十日，刘綎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十五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綎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綎战死，全军覆没。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揊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这一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五天之内，在三个地点进行了三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第一次，四万对二十万第二次，七万对十六万

萨尔浒战役是发生在公元1619年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战略决战，此战以明军大败而告终。那么明军为什么会输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明王朝此时已经建立近200年，国家统治腐朽，官僚阶级忙于党争，荒废国事，下层人民不堪重负，连续的天灾大旱和沉重的税务负担使得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明王朝军队四处镇压起义，疲于奔命，主力无法顾及辽东的防务，而驻守辽东的关宁部队腐化堕落，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名义上有十余万部队，但各级将领吃空饷，虚报数量，实际上不过数万人，战斗力极差。后金政权在公元1616年，此刻已统一女真建州，海西，东海诸部，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每旗定额出兵7500人，都是骑兵部队，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战争时期全民皆兵，相比于明军的被动迎战，后金政权在战争前则积极准备，包括在前线囤积粮草，给各旗补充武器和马匹，积极备战，操练部队，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2，战术上的优势注定了战争的直接胜负：1619年初明王朝从国内各地调集部队到辽东，以兵部左侍郎杨镐为统帅，纠集部队约11万人，又以朝鲜，叶赫部为外援，但是粮饷准备不充分，而且明王朝仍旧抱有避战和畏战的思想，企图求和，作战决心摇摆不定，包括坐视后金击破叶赫部而不发兵救援，而聚集在前线的明朝军队分属各个省，高层将领配合不足，内斗严重，缺少训练，更由于明朝朝廷财政紧张，无力长期供养辽东集结明军作战部队，明中央朝廷不顾战场实际，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仓促间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在军事上犯了仓促应战，轻敌冒进的错误，在作战中又不集中兵力与敌接战，各部队距离过远，救援不及时，又因为统兵将领保存实力，畏惧不前，结果被后金部队各个击破。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的强权统治下，首先发布明七大恨，确立了政治上对敌的正义性，强化了军队士气。借明军主力集结的时间，首先击败了明军的外援叶赫部，确保了自己后方的稳定。在战争中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达到局部战场的兵力优势，各个分割包围歼灭明军，即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先后打败了明军四路大军，取得了萨尔浒战役的胜利。综上所述，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在国家战略上不积极整军备战，因为政治原因仓促应战，接敌过程中不集中使用军队，致使在局部战场实力弱于敌人，援军救援不及时，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坐镇沈阳的战役总指挥杨镐脱离战场实际，在接敌过程中不能协调各进攻部队统一行动，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及时调整兵力部署，手中握有机动预备力量，却不投入使用，坐视各路明军全军覆没，失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萨尔浒战役，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元气大伤，后金军的胜利，稳固了其自身的统治，还掌握了辽东战局的主动权。而明军遭此惨败，开始陷入被动，此后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明朝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