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

提出土壤生理性的新观点侯光炯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认为，静态的土壤理论无法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无法将农民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丰产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认识。以死体的理论去论述活体的规律将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的。侯光炯认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历史体。为了证实他的这一认识，1960年，他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试验，先后在成都平原灰色水稻土，简阳、南桐、北碚等地的紫色土上，在一个昼夜周期内，定点定时用野外速测和室内测定的方法研究土壤水、热、肥、pH、CO2和微生物变化状况。结果发现，土壤各层次的土性都在不停地发生时变化现象，而且是随着太阳辐射热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土壤类型所表现的动态差异与肥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侯光炯十分重视这些发现，他以科学事实证实土壤是“活”的历史体；初步发现了土壤的动态规律。在这些探索性试验中，侯光炯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常规的采集土样进行室内分析的程序犹如从人体上挖一块肉进行解剖一样，是不能反映活体全貌的。对土壤而言，以一次分析结果来估价它的土壤肥力和发展趋势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结论的。他认为必须对土壤进行原态原位测定。为此，他们研制了有关仪器，在土温、吸力段的水分测定和反映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的电导仪自动记录等方面获得了初步成果。当然，侯光炯也认识到，改变土壤学的某些传统观念，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经过日日夜夜的劳动，侯光炯在1960年发表了《农业土壤生理》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见解。他认为，土壤生理性是土壤在太阳辐射热影响下各种理化生物性质发生周期性变化现象的通称；土壤生理性周期性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变化是否谐调，决定土壤生产力的高低。1970年，侯光炯运用土壤生理性理论解决了重庆歌乐山林场油橄榄青枯病问题取得良好效果。开拓土壤肥力研究的新领域威廉斯的土壤肥力学说认为，土壤肥力是在植物生长的全过程中土壤及时地、不断地满足植物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而团粒结构则是土壤肥力的基础。侯光炯在调查了中国许多农业土壤后发现，除黑土、沼泽土、泥炭土等以外，基本上都属于矿质土，特别是四川盆地紫色土水土流失严重，腐殖质很少，团粒结构更少，但仍具有一定的肥力，因而觉得威廉斯的论断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了探索土壤肥力的秘密，尽管土壤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威廉斯本人对土壤肥力的动力、物质基础、肥力实质和动态规律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侯光炯决心为揭开这个奥秘而拼搏。广阔的农村和试验田是侯光炯探索这个问题的场所。他深入到农村，发现农民评定土壤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热性土、冷性土的差异，而冷、热是太阳辐射热不同所引起的。如果从时间序列上连续观察土温和胶体活性，则可洞察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大量田间测定结果表明，肥沃土壤的土温和胶体活性的日变化都比较小，瘦土则相反。这个事实启发了侯光炯：土壤肥力还应当包含土壤自我调节的功能。于是，关于土壤具有生理代谢性和自调力两大功能的设想产生了。根据这一设想，他把农民的“三看”（看天、看地、看庄稼）经验上升为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根据大量测定数据，提出土温是产生土壤生理功能的唯一动力，太阳辐射热是土温最丰富的能源。土壤肥力是土壤水热肥气的周期性时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时变化谐调的程度。肥土谐调性好，瘦土差。所谓谐调性是指土壤能够稳、匀、足、适地满足植物水肥气热需要的能力。土壤肥力的实质就是土壤生理性。产生这种谐调性的机制是土壤无机——有机——微生物——酶复合胶体体系，这是土壤具有代谢、调节功能的物质基础。根据上述认识，土壤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应随之而改变。侯光炯认为，在内容上应着重研究胶体活性及活化温度以及稳、均、足、适的定量指标及谐调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则提出土壤肥力的短期鉴定法和田块立体土壤图的结合。以上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的论文中。此文受到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并已译成日文出版。比利时有关部门还邀请他参加有机肥料会议。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提出培育土壤肥力的新途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侯光炯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土壤肥力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检验、修正和丰富他提出的观点。因此，他不只一次地组织人员到四川盆地典型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综合考察，力图查明该地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症结，找出培肥土壤的良方。考察中他们看到了水土林综合治理的富饶景象和无林地带的衰竭情景，又用土壤肥力理论研究了水土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比林地和无林地的水热状况，从大气——土壤——植物——人类系统的角度，把农民朴素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培肥土壤的新途径。侯光炯提出的改造环境与改造土体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壤培肥问题。改造环境是通过林网化稳定低空大气层的水热状况，通过立体作物种植稳定近地面的水热状况；通过田间渠系工程稳定土壤层次的水热状况；而土体改造，即腐殖化、浸润化和细菌化，可以稳定土壤内水肥气热的状况。这样以区域水热状况的稳定为前提，以保证土壤内部水热状况的稳定，加上合理的耕作措施，可以实现土壤肥力稳、匀、足、适的要求，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这种从生态系统观点提高土壤肥力的作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农业生产实践证明了侯光炯提出的土壤培育途径的正确性。很多典型地区进行了水土林综合治理，实现了林茂粮丰的新局面，农业系统抗逆力增强，系统生产力提高，由原来旱涝频仍，生产歉收，转化为水肥基本平衡，农业增产增收的新气象。农业生产实践使侯光炯土壤肥力观点不断趋于完善，其提高土壤肥力的新途径正在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实际上这也是农业的一项基本建设。为此，他在1979年向四川省有关领导建议，要特别重视土水林综合治理研究基地建设，受到了重视。制定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1979年，侯光炯到四川省长宁县相岭区建立农业综合研究基点。这里冬水田面积大，产量低。当地的光热资源是可以一年三熟的而冬水田却只能一年一熟。提高冬水田生产力的问题引起了侯光炯的注意。他总结了水稻半旱式栽培和小麦湿板田免耕栽培法的经验，通过垄作、浸润、免耕等对比试验以及增产机理研究，逐步完善了冬水田自然免耕耕作技术。这是人们根据自然土高肥力的生理生态特征进行人工模拟而成的。在技术关键中特别强调连续垄作，连续浸润，连续免耕和连续植被的配套，具有省工省水，一田多用，增产增值的优点。与冬水田常规耕作法不同，它用重建土壤垄沟生态条件的手段，改变冬水田长期淹水的水热状况，改善耕层土壤的生理机能，使水热肥气逐步与作物生长需要相谐调，为高产创造了条件，同时加强土壤与植物的抗逆力，减少了冬水田秧苗坐蔸，使作物正常生长，是发挥冬水田生产潜力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这个方法已在全国13个省市推广，增产效果显著。1986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这项成果正向冬水田综合开发，多层次利用方向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日趋显著。另一方面，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将与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及改造土体相结合，为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现代化目标而努力。为农业高产而不断进取关于土壤科学理论与农业实践的关系，侯光炯打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土壤肥力理论是灵魂，高产是肉体，只有灵魂附在肉体上才有生命力。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虽然30年代时在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坚持主张土壤归土壤，农业归农业，但是侯光炯仍然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行事，显示出科学家应有的本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坚持从生产中找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回到生产中去接受检验。他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课题，无一不是紧紧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侯光炯坚持在为生产服务过程中发展土壤科学。他认为脱离农业生产研究土壤，就无法掌握土壤的演变，预告土壤的归宿，就难以窥测土壤的奥秘。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不是为土壤而研究土壤，而是为农业生产而研究、考察土壤的变化和发展。从1973年起，他已在农村深入研究了18个寒暑。中共四川省委、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及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领导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劝他回到学校从事培养青年人才的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还幽默地说“高楼大厦是不会产生土壤科学的”。仍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五省一高”（省水、省肥、省种、省工、省药和高产），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就是实现“五省一高”的典型实践。侯光炯反对以大水大肥的手段获取高产的作法，提倡培养土壤自调能力。这一独到的见解，正在不断完善，并逐步得到实现。侯光炯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十分关心国家的农业科学发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有的已经付诸实施。侯光炯为了实现土壤科学为农业丰产服务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显示了一个科学家的高贵品质。1976年他剧烈胃痛，医生诊断为“胃体小弯后壁溃疡型癌”，需要立即动手术抢救。侯光炯坚决不同意，给党组织写信说：“我的工作时间已经不长了，农业土壤学有许多事需要我做……我不怕疾病恶化而死，只怕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了……我绝不能牺牲最后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病情刚有所好转，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侯光炯在政治上要求是高标准，在生活要求上则是低标准的，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50年代，他拒收国家给每位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补贴经费；60年代将8000元稿费除交党费外全部交给学校；70年代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交了党费。1990年5月，在四川各界为庆祝侯光炯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及85岁寿辰的集会上，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四川省农牧厅、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作出“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这是党、政府和人民对他数十年的忘我工作和取得的卓越成绩的最高奖赏。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侯光炯早年立志科学救国，投身农业科学。“土生万物”使他爱上了土壤科学，那时，中国土壤研究刚起步，主要靠外国专家。一开始侯光炯搞土壤地理，和外国专家一起或独自进行了考察，先后发表了大同、哈尔滨、南昌、渭河流域及中国北部、西北部、江苏东部等地区的土壤调查报告。在调查中侯光炯深感土壤科学理论基础薄弱，技术性差，脱离农业生产。于是他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着手水稻土壤的研究。1935年，他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上以娴熟地道的美语向世界各国与会代表宣读了自己的研究论文《江西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初步研究》，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其观点为各国土壤学者认可和采纳。会后，侯光炯应邀去欧美八国考察或短期研究。侯光炯深感适应机械化的欧美土壤学不符合我国传统精耕细作自然农业生产的国情。回国后坚定地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发展之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侯光炯从调查总结农民经验着手，开展水稻土、红壤、黄土、紫色土等多种土类的耕作土壤研究，同时开拓理化研究方法和把土壤与作物生长紧密联系起来的“土、植并析”工作，创造出土壤粘韧曲线的测定，写出了《土壤粘韧率与粘韧曲线》等三篇论文，被收入《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论文集》，前苏联和匈牙利等国也相继转载。五十年代，侯光炯接受国家任务，带领师生赴云南边陲，完成西双版纳橡胶宜林的考察规划，创造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实现橡胶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六十年代，侯光炯常带领师生和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土壤肥力和农业土壤研究，从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定管理措施”中，发现土壤水、热、肥、气随太阳辐射热周期性变化规律和在土、植并析中发现这种变化与植物生长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协调关系，从而提出“土壤生理性”的观点。同期还创立了“PH八联”、“立体土壤图”、“土壤肥力短期坚定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七十年代，在农村蹲点进行高产示范试验推广，同时继续土壤研究，将“土壤肥力生理性”发展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作指导，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农业土壤学专著《中国农业土壤概论》。八、九十年代，继续在农村蹲点，从事水土保持、防灾减灾和高产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并侧重“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应用技术——“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的研究。这种免耕与欧美免耕迥然不同，也破除了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实行连续垄作、连续免耕、连续植被、连续浸润，以保持土壤水、热、肥、气与作物生长需要间的协调，从而获得高产、稳产，进而发展为大面积“生态治洪、免耕治土”的一整套技术。该项目正在推广中。侯光炯在土壤地理、土壤分析分区、土壤物理化学、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及生态农业等学科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有很多新的发现和创造，尤其在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科和坚持土壤科学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为三高农业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严谨治学，教书育人侯光炯自幼学习刻苦，勤思好问，平时谨言慎行，一心扑在学习上，在校学习期间一直品学皆优，外语功底扎实，受到嘉奖。侯光炯知识广博，学术造诣精深，但他却从不满足，一天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学习和对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的了解。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著，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例如：他在编写《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一书的《中国农业土壤分类系》时，竟反复修改达14次之多。尽管侯光炯英语很好，但他的英文论著常常都要请专业英语教师审查，唯恐有疏漏。在教学上，无论是担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是农业领导干部，农业技术员及农民技术培训班的教学，他都坚持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着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野外考察时，要求学生做到边行、边观察、边记录、边思考。当某一成土因素发生变化时，都要进行土壤剖面观察、讨论。每天野外工作结束后，还要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心得进行交流评讲，并做好日记。在科学研究上，他始终坚持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他不仅注意将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十分重视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经常教育学生爱党、爱人民、学农爱农、处处为农民、为农业生产着想，言传身教、教书育人。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必须联系实际选题和开展试验研究，还要求研究生们经常向他汇报试验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为了培养研究生的观察能力和深入实践的作风，他常常亲自带领学生深入田间，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生产问题。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有一次，为了按时赶回学校给研究生授课，81岁高龄的他彻夜赶路，终于准时站在了讲台上，学生们深受教育。不仅如此，他爱生如子。学生家庭闹矛盾，他亲自做工作；学生生病，他自己拿钱抓药买饭送到学生寝室。在学生眼里，侯老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母。

正厅级，通常是部门副职待遇。

就是副部级，通常总经济师、总工程师都相当于该部门的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