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区位优势

———“中部崛起”财政政策高级研讨会观点综述 　　贺利娟 刘晓渡 　　中部地区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28.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3.5%的GDP，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为什么工业基础雄厚，拥有明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丰富人力资源优势的中部，却在全国经济板块中日趋“边缘化”呢？特别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列全国最低。湖南省财政厅总经济师、湖南大学兼职教授欧阳煌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受制于四大“瓶颈”，即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工业发展差距大、城镇化进展缓慢、经济外向程度低。这不仅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整体素质不强的综合体现，也是中部六省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更是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分析提出，城市发育不良、城镇化水平低、县乡自我发展能力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业比较效益低、制造业发展尚未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是制约中部发展的六大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两头抓战略”，即把经济相对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地区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二是“取中战略”，即把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一般而言，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多选择前一个思路，而到了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则多选择后一个思路。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因此，从政府政策的着眼点来看，应采取“取中战略”；中西部共同开发战略是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依据；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内部大循环战略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发展方向；“十一五”时期，我国宏观区域经济格局将增加一条南北向的国家级开发轴线，即京哈和京广(京九)轴线。这条新的开发轴线基本上将中部地区连接了起来，建立全国第四增长极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基本途径。 　　欧阳煌提出，大力推进“四化”，即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加速提升“四化”水平，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举措。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中部崛起”要转换观念、创新思路：一要树立创造优势的观念；二要树立发动群众创业的观念，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要树立一视同仁的观念，不能地方保护；四要树立资源整合的观念，“缺”其实是缺整合，资源、资金、人才的整合。而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茂松教授则建议以强势开放的模式、新型工业化的体系、城市群带动的样式来促进中部崛起。财政政策如何保障 　　中部崛起是全国发展棋局上的重要一步，有赖于中央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分析认为，中央对中部崛起的支持，很难有大量的增量资金，更多的是提供制度保障。因此他提出，要以务实的态度谋划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他说，中部崛起的提出有三个宏观背景：一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二是公共财政强调国民待遇，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三是宏观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的背景。谋划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坚持三个“着眼”：一要着眼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这条主线，在区域发展的棋局上争取中央的支持；二要着眼于公共财政建设棋局上的谋划，排除阶级性，排除所有制，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覆盖中部；三要着眼于转变观念，推进改革，寻求中央在制度创新上的支持。 　　欧阳煌对如何构建“中部崛起”的财政支持体系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夯实中部崛起的基石。鉴于中部地区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和中部地区财政的现实困难，建议中央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三奖一补”资金规模；优先布局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二是支持新型工业化。建议中央设立中部地区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部地区产业开发；比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产业、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三是财政要支持中心城市群做活，中小城市做大做强，小城镇做精做美。建议中央扩大世行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投入规模。四是利用财税杠杆的支持和导向功能，加快区域开放，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加快产业开放和贸易开放。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提出，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应加大国债投资和财政预算安排对中部地区的倾斜力度，而且这两项都应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在财政体制供给方面，国家应给中部地区以必要安排，对现行的税收返还、专项拨款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做法进行改革完善。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认为，中部崛起需要实行亲商式财政政策，亲商式财政政策需要整合政府资源，实行区别性地区财政政策。 　　中部崛起，中央财政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夏杰长认为，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地方税收体系。他说，转移支付是目前中央政府支持欠发达地区的主要手段，但在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的大背景下，很难在“十一五”期间向中部倾斜，在转移支付问题上最多是争取“国民待遇”。只有做大做强地方税收，才能为“中部崛起”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对于如何做大做强地方税收体系，夏杰长认为，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二要逐步明确税权划分；三要确立地方税主体税种；四要建立有效务实的地方税体系；五要尽可能放松政府管制、鼓励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间资本平等参与竞争，壮大经济与培育税源。从比较优势看，发展民间资本对中部地区经济成长和培育税源有着特殊意义。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二）资源环境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 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2）。

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民间投资额（亿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
（四）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
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就意味着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只要市场规模扩大，就有机会提高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扩大企业规模。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大与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就有可能获得递增的报酬。
浙江是"资源小省"，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主要依靠省外）。浙江生产的产品有20%销往国外，50%销往省外，仅30%在省内销售。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商业的尊重是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浙江人历来有重视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自发地办起了工业品市场，通过市场调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趋向合理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市场的领先发育，继而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甚至可以说浙江走出了一条"市场大省"通向"经济大省"的独特发展道路。在闯市场的实践中，浙江人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引进来"（在本地大办市场）和"走出去"（出外经商，或创办外地市场），如今浙江省内市场和外地市场的成交额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
1978年以来，各类市场的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早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1999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总成交额3606亿元，连续9年列全国第一。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产品、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等商品成交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同类市场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已拥有摊位24350个，成交额已连续8年居全国榜首，成为"中国第一市"；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中心；嵊州领带、诸暨珍珠均占全国交易量的80%。
到1999年底为止，浙江专业市场已在外地开办分市场30个，在国外开办市场3个。漂洋过海办市场，成为浙江农民"赚洋钱"的又一条捷径。至今，浙江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已创办或即将创办自己的市场。

四、浙江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
兴旺的各类商品市场为浙江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以贸带工、以销促产，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使浙江经济如此充满活力。浙江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是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的是原来没有丝毫基础，但产品小而专，投资少、上马快、资金回收快、凭借市场信息灵即可赚钱的轻小型产业。
服装、丝绸、茶叶是最具浙江特色的传统产业。在全国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中，浙江的服装、纺织业可说是一支独秀。如今浙江服装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近40%，浙江服装企业在中国服装双百强企业中"四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服装业三巨头"茉织华"、"杉杉"、"雅戈尔"同样也是全国服装业三巨头。一省有2个城市（宁波和温州）都一年一度举办"国际服装节"，争创服装名城，全国也唯有浙江。
温州和台州地区是全省特色产业发展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地区。温州目前已建有30多个特色工业园区，如龙港的包装印刷、平阳的皮鞋、温州的服装、乐清的低压电器、瓯海的眼镜、永嘉的桥头纽扣等，其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均在30%以上。

五、浙江企业经营机制的比较优势
历史上，浙江企业具有"轻、小、集、加"的特点。即轻工业为主、小企业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加工型企业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所有制成分经济的增加，特色产业的发展，浙江企业的特点越来越表现出"轻、小、民、特"的特点。
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全国居第二位，属工业领先省份。浙江工业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轻型工业为主，企业规模小，与市场联系紧密。浙江是工业结构轻型化最典型的省份之一。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8%，重工业只占37.2%，而且相当部分重工业属于轻小型的机电、金属加工业和精细化工业。轻型工业对企业规模的要求较低，因此浙江小企业地位重要。目前全省工业小企业占企业数的99.8%，改革开放以来小企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
小企业机制灵活，适应现代社会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更适合搞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如今，浙江的小企业已经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方向发展，加强了专业分工协作，许多产品的生产企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
浙江工业的特点还突出表现在非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比重大，个私经济发展基础好。在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占89%，其中个私工业占45.6%（表3）。浙江个私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在全国最大私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数量也列第一。温台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济的比重甚至超过90%。民营经济大多决策迅速、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我省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从而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表3：浙江与全国工业不同经济类型所占比例比较（%） 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城乡集体工业 个体私营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浙江 10.2 31.9 45.6 12.3
全国 28.2 35.4 18.2 2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浙江年鉴2000》
1999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5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更高达7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
1979-199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新增量的78%来自乡镇工业。1999年浙江农村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为76%。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利润总额、实缴税金的绝对额和增幅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
近2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市场带动、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崛起、轻型工业的基础较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制约瓶劲 资源短缺阻碍浙江经济发展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 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按一年使用50万亩的速度计算，8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颈。 濒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贯穿市区，为名副其实的水乡，但事实上，宁波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15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线。据有关部门预测，如今宁波、舟山地区年缺水总量约为6亿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边地区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库建成，但因经济一直飞速发展，这一缺口仍将维持在6亿立方米左右，情况相当严峻。 宁波市的缺水形势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浙江省工商联的一份议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国家动能经济研发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的电力短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2003年上半年以来，浙江省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04年夏季，全省实际最大电力供应缺口在700万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电损失电量达56.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59%。 “不到一个月诸暨城区就涌出了12家自备发电机的经销商，由于供不应求，公司仓库里放了好几年的存货也一销而空。” 诸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力短缺，去年浙江几乎每家企业，连理发店都自备发电机。在全国百强、浙江十强县(市)的诸暨，全市共有自备发电机约11655台，发电容量26.05万千瓦。 电力短缺等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量浙江企业迁往外省。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 “百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 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浙江经济是典型的“百姓经济”。民营经济在浙江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浙江经贸委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浙江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中小企业是浙江工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处境尤为艰难。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可能优先保证大企业。”浙江温州一位建材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尽管浙江省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但仍然是并不被优先考虑的群体。” 浙江经济模式急需转型 “浙江民企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术，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要找出新的推进工业化方式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要转型，浙江的经济模式也急需转型。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以2003年为例，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浙江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受土地、能源、水资源瓶颈制约相当突出。受此影响，浙江企业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业出口订单无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资受阻，企业纷纷外迁，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宏观形势、体制条件尤其是资源环境情况的变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资源约束将会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因素。所以，要考虑如何保障资源供给、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要选择适合浙江资源供给状况的发展战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向高级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