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有色总经济师

狮子山铜矿（区），包括东西狮子山、老鸦岭、大团山和冬瓜山等一批大、中型隐伏（盲）矿床组成的矿床群，累计探明铜金属储量已逾150万吨，占铜陵地区铜储量的60%，是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产铜的重要矿区之一。矿区位于铜陵市东偏南直距7公里，属铜陵市狮子山区管辖。市区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沿江铜陵港，市内公共汽车与狮子山相通，交通极为方便。矿区所处地质构造部位为大通-顺安复向斜中次一级青山背斜东段的轴部和东南翼。狮子山和大团山矿床赋存在下三叠统以碳酸盐岩为主的岩层中，老鸦岭主矿体赋存在上二叠统大隆组底部岩层中，其中、上部的次要矿体向深部延伸，形成了主要成矿围岩自上二叠统至下三叠统的碳酸盐岩、碎屑岩及其不同岩性层间裂隙、地层分界面；同熔型钙碱性中酸性岩和区域东西向深断裂复合了北北东向、北东向、南北向、北西向多种构造，控制了岩浆和矿床（体）的就位，实质上狮子山铜矿成矿模式是以热液脉型、夕卡岩型、层控夕卡岩及斑岩型子模式组合的模式——“多位一体”（多层楼）模式。诸矿床的矿石类型较为相似，以含铜夕卡岩型和含铜硫化物型为主，含铜角砾岩在狮子山矿床中出现，含铜蛇纹石岩型和含铜硬石膏岩型在冬瓜山矿床中出现。矿石铜平均品位在1.01%—1.60%范围内。诸矿床的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较好。狮子山铜矿床于1966年由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狮子山铜矿建成投产以来，又开拓了老鸦岭铜矿床，大团山铜矿床1995年投产，冬瓜山铜矿床1993年提交勘探报告，现在北京有色设计总院正在进行设计，准备探采结合，以扩大矿山开拓规模。狮子山矿开采规模已由800—1000吨/日扩大到日产2000吨。本区已成为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重要的原料基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狮子山地区的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采掘浅而富的铜矿，不仅支持了铜矿事业发展，而且为脱贫致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矿区古采坑、老窿、废石堆和炼渣分布广泛，自包村后山到沙子堡一线最为密集，炼渣大量堆积于大铜塘、冬瓜山等地，表明采、冶历史悠久，盛况非凡，但始于何时，无确切记载。据铜陵县志记载：“狮子山原名铜精山，……齐梁时置冶炼铜于此”，传闻，矿区东侧的木鱼山曾掘出古冰铜，考古定为西周—东周年间，可见采冶年代之久远。但其产量如何，何时衰竭无据可查。区内地质调查工作大致始于本世纪，从1931至1949年不断有地质工作者前来调查。最早的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孙健初等，曾在鸡冠山测制1∶2.5万地形地质图1幅，对该区的铁矿做过较详尽的叙述；另外，谢家荣、孟宪民亦曾来本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研究，为在该区寻找矿产资源，积累了宝贵资料；1947年，谢家荣又根据铜官山铁帽下有铜的经验，专门来此检查，并做了以下工作：①提出该区有大面积的含铜夕卡岩；②对矿产地质做了较深入研究，测制了地质图；③做了有10万吨铜储量的乐观估计；④发现了罕见的铜白钨矿矿物；⑤提出了进一步工作建议。以上工作为以后的狮子山铜矿地质勘查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工业部矿产勘测处，分别派张兆瑾和刘宗琦及赵宗溥等来狮子山、铜官山一带进行铜矿地质调查。张兆瑾、刘宗琦完成了铜官山和鸡冠山—狮子山两处矿床地质详测任务，赵宗溥写了一份报告，对矿区地质、矿产提出了自己的认识。1952年，三二一队杨庆如、董南庭、沈永和、段承敬等填制了7平方公里的1∶2500地形地质图1幅，同时做了同比例尺的物探详查。1953年，杨庆如、方云波做进一步检查，圈出铜矿远景地段，指出今后重点应解决夕卡岩中铜的价值问题，首先应把注意力转向含铜夕卡岩，并提出钻探和硐探的建议。由于当时受国外夕卡岩型无大矿的影响，将该区准备进一步勘查的计划搁浅，三二一队由江南调往江北勘查，该区地质勘查工作中辍。（1）狮子山铜矿东、西狮子山矿床 东、西狮子山矿床是狮子山铜矿区发现、勘查最早的重要矿床之一。1956年6月，华东地质局组建了扬子江普查队（即三七四队）来狮子山地区普查，该队地质技术负责人李锡之和苏联专家耶果洛夫等，选择该区有远景的矿带和物探异常布置普查钻孔19个，在大铜塘至西狮子山长约1500米的夕卡岩带上发现了铜矿化，并在西狮子山施工的9号孔中，于孔深150米处见到了隐伏铜矿体，肯定了西狮子山矿段的找矿远景，并指出东狮子山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从而揭开了狮子山矿区普查勘探工作的序幕。但由于当时施工的钻孔太分散，对西狮子山已发现的矿体形态、产状、规模也未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1957年2月，华东地质局指示三二一队来本区继续做详查，三二一队派张启址、刘学圭等到狮子山，和扬子江队办了交接手续。当时由杨澄祥代理技术负责人近半年，之后，狮子山矿区在三二一队总工程师常印佛的组织领导下继续勘查，经过1957—1959年两年工作，证实东、西狮子山两个矿床均为有工业价值的铜矿床，并相继转入勘探。狮子山铜矿矿山采矿准备工作于1958年第一次上马，后因1959—1961年的3年调整，矿山采矿工作暂时下马，特别是1960年春到1961年秋找煤、铁的任务较紧，勘探区内大批勘查力量调去搞煤、铁，对狮子山铜矿的勘探形成了时做时停的半停顿状态，直至1961年秋才逐渐恢复初勘。1962年正式进入详细勘探，在以钻探为主追索圈定矿体的同时，并配合坑道验证，证实狮子山矿床主矿体形态呈似层状和透镜体；矿体最长314.50米，一般长150—200米，厚度8—12米。东狮子山矿体铜平均品位为1.23%，西狮子山矿体铜平均品位为1.17%，全区总的平均品位为1.20%。1963年勘探工作全部结束，同年12月，在以队长苏波、书记谈德明、总工程师常印佛等组成的狮子山铜矿床报告编写委员会领导下，由常印佛主持、参加并组织周作祯、黄广球、阎如燧、陈训雄、孙悦鹏、黄许陈、张兆丰、汪德镛、范奎斌、李孟珠、杨成兴、侯生秀、胡焕德、刘兆连等二三十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安徽铜陵狮子山铜矿床最终地质勘探报告》。先后投入钻探工作量3.15万米，总投资约529万元。1964年7月24日全国储委批准探明铜储量14.73万吨。其中：西狮子山铜金属储量7.04万吨，东狮子山铜金属储量7.69万吨。矿山采掘业于1966年投产，是铜陵冶炼基地的重点矿山之一。（2）狮子山铜矿老鸦岭矿床 老鸦岭矿床位于西狮子山矿床西南处，与东、西狮子山矿床毗邻。矿床发现过程比较简单，勘查进程较快。1949年，赵宗溥在狮子山矿区调查所写的一份报告中讲老鸦岭地表有矿点。现在的老鸦岭矿床是深部的全隐伏矿床，不是赵讲的地表矿点。1963年，普查分队在进行铜陵幅1∶5万区调的同时，开展了一项水化学找矿工作，在整理水化学成果中，反映老鸦岭西侧有铜的化探异常，提供了找矿信息。1966年初，省地质局副局长郭珍、总工程师严坤元等，在青阳审查省地质局三二一队1966年地质设计时，认为三二一队后备勘探基地紧张，矿点检查安排少了，提出要给普查分队增加一些矿点检查任务。根据省地质局意见，去汇报设计的三二一队副队长李勇、队代理技术负责人周作祯、分队技术负责人黄广球和刘学圭，在研究增加矿点检查任务时，着重讨论了老鸦岭矿点。认为1962年在开展狮子山外围填图工作时，周作祯和狮子山填图组的杨澄祥、张慎昭、蒋介狄等到过老鸦岭，当时曾对老鸦岭西坡的凹坑是不是古采坑遗迹就产生过疑问。以后普查分队又发现有水化学异常，结合该区位于背斜轴部以及地质构造、蚀变情况和矿化特征等，认为成矿条件是不错的；经过讨论，就在那个会上，决定给普查分队增加一个老鸦岭矿点检查项目。回队后由普查分队王乙长组织安排周全兴、杨关照等开展地表检查。经过半年的检查，确证老鸦岭西坡有古采迹存在，并在施工的槽、井工程底部发现了致密块状的原生铜矿体（层）。同年10月，三二一队决定由狮子山工区（原一分队）以地表矿化和浅井中见到的矿体（层）为依据，部署钻孔验证，从而发现了深部全隐伏矿体。它的发现显示了狮子山矿区找矿思路的一个转折性认识——层位控制矿体。后经广大地质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对比，认识到老鸦岭主矿体赋存的层位是上二叠统大隆组底部，钻孔所揭示的矿体，基本上在这一部位，所以，老鸦岭主矿体的形态简单、呈似层状，并随岩层变化而变化，随岩层褶皱而褶皱。主矿体长1117米，平均厚度7.81米，铜平均品位为1.60%，（全区平均品位为1.04%）。说明狮子山矿区的矿床成因类型不仅有接触带夕卡岩型，还有层位控制这一成矿特点，从而丰富了矿床学的成因理论，进一步扩大地质工作者的找矿视野。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老鸦岭矿床中见到的小矿体（如T-3和Q-1），也得到合理解释，认为实际上是分布在下三叠统层位中和下二叠统栖霞组层位中的矿体，为以后进一步普查找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967年开始，增开钻机，进行了普查—详查—勘探三阶段的连续勘查，于1970年10月，由队革委会组织编写、提交了老鸦岭铜矿勘探报告。1973年2月又对11线以南的矿体进行了补充勘探，勘探结束后，由刘学圭、陈达源等人于1974年12月又编写提交了一份新的《老鸦岭铜矿床补充勘探报告》。两次总共完成1∶2000地形地质测量1.96平方公里，投入钻探工作量3.95万米、探槽2509立方米。1976年11月15日经省地质局批准，探明铜金属储量11.88万吨、伴生金4.374吨、银93.70吨、硒412.90吨、硫38.10万吨。（3）、狮子山铜矿大团山矿床 大团山铜矿位于老鸦岭铜矿的东北、西狮子山与老鸦岭之间，为老鸦岭矿床第11勘探线、标高在负500米以上的浅部见到的上三叠统矿体向深部延伸部分。是狮子山矿区继东、西狮子山矿床、老鸦岭矿床之后发现的又一个中型以上的铜矿床。1967年10月—1968年8月，为寻找“西狮子山式”夕卡岩铜矿，曾在大团山施工3个普查孔，未发现工业矿体而结束野外工作，编有《狮子铜矿区大团山铜矿点普查找矿小结》。1969年11月，三二一队在勘探老鸦岭铜矿床时发现了赋存于三叠系小凉亭组底部的铜矿体，当时只控制了浅部。1970年10月，全面开展了大团山铜矿的普查，于1973年2月结束野外工作，初步了解了矿床基本地质特征、控矿因素以及矿体大致分布范围，并求得铜地质储量17.68万吨，编有《狮子山矿区大团山铜矿床普查评价报告》。1978年4月到1981年6月进行初步勘探，以100×100米以及100—150米×80—150米勘探网度求得铜金属储量19.38万吨，编写了《安徽铜陵狮子山矿区大团山矿床初步勘探报告》。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狮子山铜矿，自1966年建成投产以来，已开拓了东、西狮子山和老鸦岭三个矿床，现有生产矿山保有储量严重不足；大团山铜矿床的发现和勘查，作为狮子山矿的接替矿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应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多次要求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规划安排，经省地矿局研究，并经地质矿产部同意，1984年3月省地矿局给三二一队下达了《关于进行铜陵大团山、冬瓜山铜矿床勘探的通知》；同时，矿山为了开采大团山铜矿，开拓井巷已作了前期准备，现有的混合井井简已下延至负390米，在负200米中段开凿一个盲井，从负200至负700米中段与老鸦岭坑道采掘系统衔接起来，作为大团山矿床深部的坑道采掘系统。1986年4月—1990年7月，大团山矿床结束野外勘探工作。勘探证明，大团山主矿体长830米，呈透镜状、似层状产出，平均厚度29.21米，全区铜平均品位为1.02%。从普查到勘探共施工钻探7.10万米，其中地质探矿孔6.79万米，专门水文孔1897米，制图孔1165米，抽水试验10层/8孔。1990年7月由省地矿局三二一队总工程师诸骥、副总工程师兼矿区技术负责人杨志佳和报告主编人张慎昭等编写提交了《安徽省铜陵狮子山矿区大团山铜矿床勘探报告》。1990年12月29日安徽省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查批准探明铜金属储量26.38万吨、伴生金11.685吨、伴生银301.86吨。勘查总投资911.70万元，勘探成本为每吨铜金属储量约33.74元。（4）狮子山铜矿冬瓜山矿床狮子山矿区原来有个冬瓜山矿点，指的是铜塘边上的冬瓜山地表小矿点，现在的冬瓜山矿床是与上述矿点不同的深部全隐伏的冬瓜山大矿床。老鸦岭矿床被发现后，省地质局三二一队常印佛根据狮子山矿区多层位控矿的特点，在1969年和刘元玺研究进一步扩大找矿问题，商定以位于老鸦岭北部的一个钻孔（即198孔）中见到大隆组底部主矿层为依据，将198孔继续加深500多米，以探求铜陵（乃至沿江）地区最有利的容矿层位——石炭系，因钻孔进入闪长岩体于孔深833.36米处被迫停孔，虽未达到目的，却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这个孔即为现在冬瓜山矿床南缘外的边界孔。以后唐永成、刘学圭等亦提出在青山背斜轴部隆起部位打深孔了解黄龙—船山组赋矿情况的建议。后来发现了大团山三叠系底部含铜夕卡岩矿层，进一步证实了狮子山矿区多层位控矿的规律，更增加了向深部探索石炭系层位的共识和决心。1974—1975年，在酝酿选点和决策上项目时，董庆山、陈达源、汪德镛、黄许陈、杨志佳、蒋耀明等做出了积极努力，指导、编制、修改了普查工作设计，并认真组织了实施，终于在1976年4月，当设计的6311孔施工到880米时见到了石炭系中赋存的铜（硫、铁）矿体，厚度达50米。同年，又布钻孔2个，均在同一层位见到了同一矿体，确定了冬瓜山矿床的远景，从而使狮子山矿区深部找矿获得突破。由此可见，冬瓜山铜矿床的发现，是经过长时间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探索、反复实践的结果。深部矿体发现后，紧接着开展扩大规模的追索和详查工作。随后即以200×100—200米的网度对这层矿体进行追索控制，工业部门得知这一找矿成果后，提出了与大团山矿同时加速勘探的要求。1983年省地矿局指出：“根据工业部门的要求，冬瓜山的34—75线的详查应作为重点，并于1984年第一季度提交详查报告”。据此，于1983年9月结束了冬瓜山矿床野外施工，转入报告编写。在省地矿局三二一队总工程师刘宗权的领导下，由刘大生、刘仲山、胡富娥等于1985年6月编写了《安徽铜陵狮子山矿田冬瓜山铜矿床详细普查地质报告》，1986年10月27日省地矿局审查批准了报告中获得的铜金属储量93.70万吨、共生硫铁矿石储量7356万吨，折标矿4083.39万吨。根据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矿产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联合发文，以及1991年元月22日，地矿部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北京就冬瓜山铜矿勘探方案进行协商，并通过《关于冬瓜山铜矿床勘探方案意见》的会议纪要，在肯定冬瓜山铜矿床可以勘探的前提下，考虑到主矿体规模巨大，长1810米，平均视厚度32.24米，全区铜平均品位为1.01%，为尽快地给矿山生产部门提供资料，确定了以整体勘探、分段实施的最佳方案。首期勘探34—58线之间区段（现正在此区段进行勘探工作），1993年提交该区段的勘探报告；后期勘探58—75线之间区段，野外工作结束后一年提交《冬瓜山铜矿床勘探报告》。两区段各占总储量的50%左右，冬瓜山矿床勘探成果获地矿部地质找矿一等奖和科技进步奖。狮子山矿区铜矿规模的不断扩大，除因矿区本身具备了特殊的成矿地质条件外，还有以下几点成功的经验：①以矿区广泛分布的夕卡岩体、矿化、铁帽、古采坑、古炼渣为依据，坚持“就矿找矿”；②运用夕卡岩型铜矿接触交代成矿普遍规律，研究狮子山矿区以中、下三叠统层状矿体为主的成矿地质特征，寻找层位相同或类似层位的层状矿体；③重视基础地质研究，分析矿区最有利成矿部位，寻找、发现了位于背斜轴部上二叠统大隆组的层控矿床（体）；④以铜官山铜矿富集层位——中、上石炭统黄龙、船山组和新发现的老鸦岭层控矿床（体）储矿层位为依据，预测、勘查发现了最理想的中、上石炭统黄龙、船山组层控矿床（体）。总结整个勘查工作过程和经验，是以地质理论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成功模式为导向，以勘查成果为依据，不断推动矿产地质勘查，使勘查成果不断扩大，从而建立和完善了狮子山矿区、乃至铜陵地区“多层楼层控夕卡岩型铜矿床”成矿模式。

铜官山铜矿位于铜陵市西南2.5公里处。市内有汽车、火车和长江航运码头，可直通全国各地，交通十分方便。铜官山铜矿由松树山、老庙基山、小铜官山、老山、宝山、白象山、罗家村和笔山等八个矿床组成。其中松树山、老庙基山、小铜官山、笔山矿床规模较大，探明铜储量占全区总储量的80%。自1950年起，铜官山铜矿对松树山、小铜官山、老山、宝山、笔山矿相继进行坑下开采，露采老庙基山矿，白象山、罗村两个矿尚未开采利用。铜官山铜矿是一座老矿山，早已享有盛名，经过多年开采冶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扩大，矿业规模相当宏大；目前年处理矿石135万吨，年产粗铜6万吨，相当全国粗铜产量的1/8，年产电解铜3万吨，年产硫酸20万吨。是有名的“铜都”，也是全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铜官山铜矿所处地质构造部位为铜官山倒转短轴背斜北西翼。背斜核部由中志留统坟头组、上志留统茅山组组成，两翼依次为泥盆系五通组，石炭系高骊山组、黄龙组、船山组，二叠系栖霞组、孤峰组、龙潭组、大隆组，三叠系殷坑组、龙山组、南陵湖组岩系。背斜北西翼有燕山期复式岩体，出露面积约1.5平方公里，呈椭圆形，主岩体为闪长岩类。矿床的形成与背斜构造的控矿屏蔽作用及有利的岩石地层，特别是与黄龙、船山、栖霞组的碳酸盐岩类以及石英闪长岩浆的侵入作用有关，是典型的接触交代式夕卡岩型铜（铁）矿床。铜官山铜（铁）矿的发现年代久远，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据史载，南朝（公元420—581年），就有“铜官山”之称，有炼铜场。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铜官山称“利国山”设铜官，监督开采铜矿。诗人李白曾形容当时冶铜盛况，称：“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宋置“利国监”，元置“梅根督”，清设“铜官督”。可见“铜官山”之称，与当时产铜、采铜、督冶铜关系密切，与“汉有善铜出丹阳”的汉镜铭文也很吻合。由于铜官山铜矿发现极早，开发利用历史悠久，矿区古采坑、废矿堆、古炼渣遍布，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地质界、采矿业的高度重视，为有识之士所瞩目并相继进入该区调查、勘测。其中较早的有：清同治八年（1869），德国人李希霍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国人约翰凯派来的英国矿师麦奎；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技正（工程师）张景明、章鸿钊及德国人梭尔格；1917年2月，农商部矿业顾问丁格兰（瑞典人）；1923年国民政府商业部叶良辅、李捷；1930年实业部地质地调查所孟宪民；1931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孙健初；1932年，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孟宪民、张更；1933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谢家荣等，都对该区地质、矿产情况做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其中，工作较详并有资料或著述者为：张景明等对该区铁矿的认识，瑞典人丁格兰提出要注意该区铜矿的认识，叶良辅、李捷对该区石英闪长岩及其接触变质铁矿成因类型的研究，孟宪民对该区二叠系的研究，孙健初等测制的1∶2.5万地质图，孟宪民、张更测制的1∶2.5万地形地质图，以及谢家荣对该区铁矿质量和成因所作的论述等，对以后矿区地质调查和矿床勘查都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腐败，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未进一步深入进行。1938年，日寇侵华，铜陵沦陷，好端端一个矿业基地陷入日寇强盗之手，对铁矿资源肆意掠夺开采，采出矿石源源不断运回日本，经八幡钢铁所冶铁，发现含铜较高不合要求。与此同时，也派出一些人员进入矿区，先后有神山昌毅、楠木实隆、田烟武一郎、神山永寿、佐藤喜志雄、管原省及夏井一郎等，开展了地质、物探、钻探工作；在老庙基山施工的第4号钻孔深部发现了含铜铁矿和含铜硫铁矿，在第10号钻孔内见到了很富的铜矿体，据当时日寇内部资料介绍，日本人惊喜地叫道“铜官山复活了”。而后又转入对铜矿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至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日本华中矿业公司在老庙基山先后施工钻孔26个，工作量数千米，开掘平巷65米，运走矿石达数千万吨。日寇投降后，矿山遗留尚未运走的富铜矿石（铜品位在1.7%以上）还有1400多吨，一般品位的铜矿石达465吨，精铜矿为370吨。1946年，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查部皮特·普维斯和弗兰克·福渥德曾来该区进行铜矿调查，编写了《中国安徽省铜官山铜矿报告》。1949年，新中国成立，铜官山铜矿回到了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该区地质勘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年9—11月华东军委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分别派张兆瑾、刘宗琦及赵宗溥到铜官山等地进行铜矿调查，测制了1∶1000矿床地质图、1∶1万矿区地质图和1∶5万区域地质图，估算铜矿储量7—9万吨。1950年6月25日，以张兆瑾为主，率领六名工人到铜官山，组建了铜陵铜官山铜矿测探队。同年，派殷维翰为该队队长，配备3台钻机，根据前人资料和日本人在老庙基山铁矿下见到的铜矿线索，在老庙基山进行钻探。8月间，施工钻孔见到了富铜矿体，至此拉开了铜官山地区铜矿勘查的序幕。至1952年共施工钻孔16个，试算老庙基山铜金属储量6万吨。1952年5月9日，地质部组建三二一队，先后由郭文魁、滕野翔任队长，开始了该区铜矿资源的进一步勘查。当时的主要地质技术人员有郭宗山、沈永和、段承敬、李锡之、常印佛、朱安庆、陈庆宣、杨庆如、董南庭、刘广志、冯钟燕、朱康年、张善祯、方云波、马志恒等。同年7—9月，在铜官山矿区笔架山矿段进行槽、井探，填制1∶2500地质图；10月，在铜官山、宝山一带进行槽、井探，填制1∶2500地质图，同时开展电、磁法探矿和钻探工程。先后完成1∶2500矿床地质填图14.37平方公里、1∶1万矿区地质填图1808平方公里、1∶10万区域地质填图3705平方公里；并完成磁法、电法物探简测8.19平方公里、详测13.76平方公里、探槽15187.24立方米、浅井88.6米，1∶50坑道素描图3016米，施工钻孔96个，工作量为1.94万米。探明铜金属储量26万吨、伴生硫矿石储量1943万吨、共生铁矿石储量202万吨；并对白象山、宝山、老山和笔架山等矿床用稀疏钻孔控制。为适应矿山建设急需，于1953年底由郭文魁、郭宗山等完成了《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报告》（中间报告性质）。1954年上半年完成收尾工程，在郭宗山指导下，于同年7月由朱康年等编制了补充报告。1954年10月，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决议，要把两份报告合并成一份完整报告，并处理一些遗留问题，于是由常印佛等于1955年5月编制了《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勘探报告》。这份报告和上述中间报告是安徽省内第一份可供开采设计依据的详勘成果，经矿山开采证实，报告中所圈定的矿体形态、产状及矿石质量等，均与矿山开采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受到矿山开采部门好评，为我国铜矿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地质资料。至此，铜官山铜矿勘探告一段落，三二一队转向江北地区和铜陵狮子山、凤凰山矿区，继续进行以铜为主的矿产综合普查。铜官山铜矿勘查的主要经验是：①古地名、古采坑、古冶迹及古史料的记载，对提醒后人注意在该区找铜起了重要作用；②大量的地表铁帽显示了深部可能有较大规模工业矿体存在，需要进行深入勘查；③勘探初期总结的矿体在平面上呈“一层一圈”，剖面上沿接触带及有利层位作“桠枝状”分布，尤其是以五通石英砂岩为底板的有利层位和矿体可离开接触带而进入围岩的认识，对指导该矿床的正确勘探，很快做出评价起了决定作用；④地球物理探矿作为一种新的探矿手段在该区做了不少方法试验和效果应用工作，是国内较早开展地球物理探矿方法试验工作的基地之一，对指导该区寻找隐伏矿体起了重要作用；⑤为后来引入“层控”成矿概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层控夕卡岩矿床的产地，对扩大区内找矿思路也具指导意义。自1957年开始，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对铜矿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满足矿山生产需要，同年4月，冶金八一二队又开始在铜官山铜矿区进行普查找矿工作。到1958年共投入钻探工作量0.91万米、探槽2万立方米、井探2064米、1∶1万地质测绘10平方公里、1∶1000地质填图1.5平方公里，1959年2月由陈伯林等编写的《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矿地质报告》，包括老山、宝山、白象山、笔山等4个矿床。经安徽省冶金工业厅批准，获得铜金属储量5万吨，铁矿石储量433万吨，使该区铜累计储量达31万吨。对保证矿山扩大开采，延续矿山开采年限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1959年5月，杨华荣、姜同之等在该区普查时，发现笔山西侧罗家村地表有龙潭组和孤峰组，其构造方向也呈北东55°，推测其与岩体接触带有铜矿体存在；据此，1960年投入物探工作，圈定了0.03平方公里磁异常，经钻探验证，虽在与岩体接触带上未见工业矿体，但有3个钻孔在上二叠统大隆组的夕卡岩和夕卡岩化灰岩中见到了铜工业矿体。老山铜矿床，1957年前地质部三二一队曾施工4个钻孔；1958年，冶金八一二队将老山矿床按第三勘探类型进行勘探，计算了铜储量。提交的《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铜矿地质报告》，经省储委审查，认为老山矿床应属第四类型，使原储量级别大大降低，勘探程度远不能满足矿山开采设计要求。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指示所属地质勘探队（原八一二队）对该矿床补做工作，于1963年4月5日—1963年10月10日补了5个钻孔、7个浅井、2条探槽，并利用矿山坑道资料，由陈文雍、汤新民等编写了《铜官山矿区老山区地质勘探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1.16万吨，铁矿石储量312万吨。罗家村区，1960年冶金八一二队在验证磁异常时，有3个钻孔在大隆组夕卡岩和夕卡岩化灰岩中见到了铜矿体；为查清矿体延深和延展情况，1965年—1967年4月再次上钻，进行深部找矿，在青龙灰岩与龙潭组砂、页岩层间破碎带以下发现含铜夕卡岩。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由杨华荣、姜同之、周瑾瑾等人编写并提交了《安徽省铜官山矿区罗家村区地质评价报告》。完成钻探工作量0.34万米，探槽3条、浅井31个，获得铜金属储量0.51万吨。这一新层位矿床的发现，对铜陵地区寻找同类矿床有很大意义。1980—1984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在笔山矿床东部开展深部找矿，使用钻探工作量4701米。1984年由江新民、杨奇等编写了《笔山东部深部矿体详查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0.48万吨。1985年7月，由有色金属公司审查。1978年—1990年6月，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在松树山—老庙基山矿床深部开展寻找深部矿体，投入钻探工作量0.94万米。1990年6月由王建新、林景龙、杨奇、杨凤林等编写了《松树山矿段深部矿体普查评价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1.9万吨、铁矿石储量84万吨。1980年10月—1986年7月，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在罗家村矿床深部进行找矿工作，投入钻探工作量0.70万米。1986年由周宗朴、汪智林、王建青等编写了《罗家村矿段深部矿体普查评价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0.50万吨、铁矿石储量13万吨。1986年12月由有色金属公司审查批准。70年代初，铜官山矿区铜矿保有储量不足10万吨，矿山生产只能维持4—5年，矿山告急。1975年5月省冶金工业厅召开有生产、勘探、科研等单位参加的找矿会议，决定加强矿区找矿，成立铜官山矿区找矿小组。八一二队集中5台钻机施工，见矿率很高，从而打开了老矿区找铜矿的新局面；1978年结束野外钻探施工，投入钻探工作量3.28万米，63个孔。1980年由高富信、阎树森、柴淑文、尹升吉等编写了《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铜矿床深部找矿评价地质报告》（包括松树山、老庙基山、宝山、白象山4个矿床），计算了储量。1983年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审查了该报告，提出修改意见。1984年6月由高富信、阎树森、张网度、肖海涛修改了上述评价地质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2.42万吨。1957—1986年，八一二地质队在铜官山这样一个老矿区的深部，不断发现新的隐伏矿体，为延长铜官山铜矿的开采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