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兄弟,千万别来,这学校特辣鸡,还私吞助学金,不来幸福一生,来了后悔一辈子
让孩子在香港当街小便的大陆夫妇或许没想过,150年前,英帝国主义政府曾针对香港华人下令,禁止随地便溺。不过,当时港人并无今天的卫生习惯,“屙屎巷”遍布华人区。1881年,英国工程师奥斯瓦尔德·查德威克在对太平山等华人居住地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在香港,通行的粪便处理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运粪桶,掏粪工用手处理粪便,没有消毒,没有除臭”。而此时,香港的欧洲人住宅区已配备了冲水厕所和下水系统。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拥挤的住宅,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区域爆发黑死病,3000人因此死亡。港政府废弃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将华人迁入卜花公园修建新的街区,并在此处修建了香港第一个现代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过,当欧洲人掩鼻走过香港街头时,也许忘记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卫生条件,也不过才实施几十年。19世纪前,巴黎从窗户直接泼出粪便的现象久治不绝,架在泰晤士河堤的厕所让低处行人和船只饱受“天女散花”之苦。(一幅中世纪的绘画,讽刺欧洲人窗口倾倒便壶的行为)【昙花一现的文明】人类最早的厕所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个相当简单的设施:地面上的一个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动的罐子。相对野外随地解决,这种简易设施完成了一个飞跃:将排泄物置于可操作的范围,改善了定居点的环境。更复杂的设备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出现。克诺索斯宫殿里,米诺斯文明留下了古代的冲水坐式厕所——将木制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担水倒入沟渠,冲走秽物。这种设备产生了厕所思路的第二次飞跃:通过水,而不是人工,来运走排泄物。不过,这种设施在当时相当昂贵,仅仅是王室能够享用。(克诺索斯时期带排水渠的坐式厕所的还原图)罗马人比米诺斯的宫殿更进了一步。厕所建在剧院或者会场附近,通常座位在十个以上。与我们现在重视隐私等观念不同,罗马厕所是社交的场所,它没有隔间,不分男女,市民们在座位上相互交谈,策划活动,完事儿后用一端裹着海绵的木棍沾着一条小水渠的水清洗私处。当然,对于友好而爱好交往的罗马人民,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的。(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不过,这种水渠耗费巨大,只有公共场所和达官显要才能接通。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然后再倒出。这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是类似的。罗马人创新的公厕传统被北方日耳曼蛮族入侵打断。蛮族没有领会沟渠的作用,厕所再次变得粗糙。但是他们提供了关于厕所的一些新点子,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幅画显示,海盗如厕后用一片苔藓擦拭臀部。而其后发展起来的修道院中,僧侣们选用粗布毛料。中世纪时,人们在城墙突出处搭建厕所,供公共使用,粪便从高处坠落下去,再有耙粪工在夜间运走。城内的排水沟为明沟,设计上有问题,垃圾秽物常将其堵塞,污水四溢。人们虽然没学会罗马人的供水技术,却沿袭了他们的恶习:从窗口倾倒夜壶。17世纪时,凡尔赛市长颁布了一项严肃的法令:“禁止所有人将人体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东亚式的绿色文明】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粪便被视为恢复土地肥力的重要来源,东亚地区的厕所文明是绿色环保的,从未出现过西式水冲厕所这种浪费的发明。人的粪便除了用于土地,还曾做为猪的食物。中国古代曾将厕所建在猪圈之上。这种绿色环保观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里亦有体现。汉初,皇室厕所下的粪坑依然是与猪圈连在一起的,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陪爱妃贾姬如厕时,野猪居然冲进厕所惊动御驾。而悲剧的是公元前581年,病重的晋景公姬獳如厕,不慎失足掉进粪坑,淹死后才被手下发现。到了汉末,帝王失足粪坑里的不幸就不再会出现。帝王们多用封闭的马桶,其形制和礼仪不断登峰造极,帝王权贵如厕,要更衣、焚香,旁边要有多人陪侍。马桶底下多铺设香木制成的炭灰,为除臭、无声穷尽了想象力。史料中偶尔出现的蹲坑式厕所,往往是用来描述其极尽奢华的,譬如下铺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中国历史上马桶最讲究的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919年―965)。他的便盆是镶有七彩宝石的黄金制成,宋太祖赵匡胤缴获孟昶的战利品后,曾感概这种皇帝如何不亡国。清末,西方的冲水马桶传入中国,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华洋杂处的上海富商。袁世凯称帝后,对西式马桶相当不感冒,认为有气味,还是觉得中国式木桶更享受。古代中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有专门收集粪溺的人力车或牛车,定时沿着街巷挨家挨户转一圈,接过妇人们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质便器后,将之转运郊外,再转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早在北宋时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现了公共厕所,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几百年后才在欧洲出现。这类公共厕所很多是收费的,为招徕顾客,有些甚至会在墙壁上张贴字画。粪肥的收入加上厕所门票,使得投资建厕所是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似。18世纪中期,大阪已产生了粪便的产权,出租,转卖等权利。住在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在工业革命前,东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因为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的缘故,虽没有下水系统,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厕,在欧洲易通过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很少在东亚的大城市出现。不过,到了清代,在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粪便问题开始变成灾难。由于厕所皆收费,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习惯了随地便溺。官方虽有整风运动,但北京事实上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故宫收藏的清代马桶)在农村,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家家户户都有简易的茅房。对田产较多的家庭来说,自家的粪便甚至不够用,所以专以拾粪为业的人,只能收集狗粪、牛粪。东亚精耕细作社会,粪便很难带来大面积的环境灾难。毛泽东的“千村霹雳人遗矢”,从来不是东亚的常态。【把全城的厕所连起来】欧洲城市规模长期不大的局面被工业革命打破,大批人口涌进城市,人畜粪便开始成为环境灾难。拥挤与肮脏为疾病传播提供了土壤。这个时期,抽水马桶出现了。和米诺斯宫殿的冲水设施一样,抽水马桶最初也是贵族玩物。16世纪末期,英格兰的约翰·哈灵顿爵士制造了两个抽水马桶,一个给自己,一个送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他的设计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没有水阀,没有阻隔下水气味的设计,没有配套的管线。当时的贵族更喜欢封闭式马桶——将夜壶置于木盒内,盖上盖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欢坐在豪华的封闭马桶上,接见大臣。(坐在封闭式马桶上的路易十四)1775年,第一项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专利才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发明。经过其后杰宁斯,克拉普尔,杜爱福等人的不断改进,抽水马桶变得方便而便宜。这时,经历了黑死病,霍乱等疾病的伦敦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地下管道不断拓展,抽水马桶替代了脏臭的便壶,粪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亚历山大·卡明斯1775年发明的抽水马桶)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时,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饮用水源,这给霍乱病菌跨区域“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机会,反而促进了疫病流行。直到19世纪后期,欧洲的流行病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加以处理,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1870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东亚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的变革而萎缩,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卫生习惯中。解决粪便问题的现代公共系统肇始于欧洲,牲畜数量也是一个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很少有牛马等大型牲畜,而在欧洲,牛马的粪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由于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马匹,它对欧洲城市造成的粪便压力远远大于人口规模相当的东亚城市。十九世纪末的纽约,大约有20万匹马,它们每年排泄的粪便数量高达40万吨。【到哪里找厕所】中国城市四处便溺的现象在1949年后得到极大改观。它或许得自中共领导人注重卫生的习惯。延安时代,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卫士李银桥会扛着铁锹走在身后。但中国解决之道与众不同,采取的是公共厕所和全民拾粪相结合。从官方宣传看,后者似乎曾起过更大作用。1949年后,拾粪长期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1959年10月,刘少奇不但称掏粪工时传祥和他同为“人民勤务员”,还把13岁的女儿送到时传祥的队伍体验生活,北京副市长万里更亲自背粪。在上海,1952年前,市区的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幺喝着到里弄收倒马桶。1958年开始,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积肥活动,支援农业生产。环卫专业队伍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阴沟内的人粪尿),避免新的污染,动员居民的痰盂粪尿上车,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粪口,让居民倒痰盂粪尿。1960年,上海市静安区环卫部门在梅家桥建造一座综合厕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让居民倒马桶。就在这一时期,雷锋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拾粪奇迹,在抚顺、营口每天拾粪300斤。19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学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粪的任务。(工人手推木轮粪车上码头卸粪)(曾经的粪票)由于当时中国流动人口被抑制,加之全民狂热的拾粪热情。城市的公共厕所并不多,它主要集中在有围墙的单位。中国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单位的公厕成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化的标准配置。除了办公区和居住区很容易找到厕所外,单位内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厕所。在1970年代,有些小城镇的单位招待所门前,甚至会有一口大缸,供晚上不愿打着电筒找厕所的住客小便之用。当时的中国城市,虽然沿着街道很难看到厕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厕所却有诀窍: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单位大门,再找办公楼或招待所,厕所必在附近。只有在体育场馆、广场等经常出现大型集会的场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共厕所。但在特殊时期并不敷用。北京在举行各种庆祝集会时,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可以魔术般长出很多临时厕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为此考虑而特制的沟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的临时厕所。必要时,临时厕所可多达123座以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沟槽设计,必要时可做临时厕所)(日本灾后应急方案:下水道井盖可迅速变为公共厕所)1980年代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厕所依然是旱厕,虽然它们早已不再承担集中农田肥料的功能。1980年代末,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突然改善,厕所开始进入家庭,它导致单位在扩建居民楼时,大量拆除了公共厕所。残存的公共厕所这时开始才普遍改为水冲式。其典型设计,是一条可人力控制冲水或自动定时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粪坑。到了1990年代,它才开始被蹲式马桶替代。在城市公共厕所大幅减少的同时,流动人口却剧烈增长,公共厕所短缺成为频繁出现的公共议题。于是第一批收费公共厕所应运而生。不过,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依然难以看到它们的踪影。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曾在《北京最后的粪桶》中介绍过北京掏粪工。几年后,北京公布兴建公厕计划,天文数字的造价曾引起外地广泛愤懑。初次从小地方来北京的人,亲眼见到的“厕所文明”,与如何找厕所一样,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验。(2013年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因流动厕所不足,不少选手“尿红墙”)“厕所文明”的落差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比过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纽约的“厕所文明”落差,自然远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大都市有些公共厕所已进化到有免费手纸、擦手纸、烘干机,而多数中国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后冲水”。中国社会的“厕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许只有多数国民尚未养成进厕所习惯的印度略胜一筹。硬件上,香港也许是今天世界“厕所文明”的最高级。列宁曾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样畅想过:“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黄金厕所没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现,而是2001年在香港诞生,出资建造者林世荣特意在黄金厕所摆放了一套《列宁全集》。(香港金厕所内景)在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每天从内地汹涌而来的人流进入拥有黄金厕所的香港,将香港境内“厕所文明”的落差,迅速放大到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的程度——就像东京的“厕所文明”瞬间降到了纽约。大陆客让小孩当街便溺事件后不久,有人用google地图证明,在便溺现场,500米内其实有很多个厕所,并不需要排队。但是,对大多数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在旺角西洋菜南街找到500米内的其他厕所,并不比找到直线距离只有2200米的那家黄金厕所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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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汶川512地震已经过去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缅怀5·12汶川地震的点点滴滴吧!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汶川512地震的具体时间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与 漩口镇交界处,北纬31.01度,东经103.42度。 汶川512地震感人事迹一:废墟里打着手电看书 “清清,那个美丽好学的女孩,你们看见没有?”在救助现场,莹华镇中学初一一班班主任陈全红一直关心着一个名叫邓清清的女孩子:在她心中,这个贫困家庭里的小女孩,人穷志不穷,常在回家路上打着手电筒看书。 在乱石堆中,每看到一具学生的尸体被挖抬出来,陈全红就会默默流泪,“他们一天前还是活蹦乱跳的,咋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呢?” 终于,邓清清被武警水电三中队的抢险官兵救了出来。让陈老师与官兵们感动的是,这个女孩被救出时,还在废墟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她说:“下面一片漆黑,我怕。我又冷又饿,只能靠看书缓解心中的害怕!”她的诚实如同她的坚强一样,让听者无不动容。陈全红一下子哭了,抱着清清连说:“好孩子,只要你能活着出来,就比什么都好。” 与邓清清一样,另一名被压在废墟里名叫罗瑶的女孩子在手脚受伤的情况下,一遍遍地哼着乐曲,靠着顽强的“钢琴梦想”激励自己不要入睡,结果她赢了死神。 汶川512地震感人事迹二:全家十人遇难的女民警投入抗灾 “妈妈,我想你!” “瑞瑞乖,你快快长大点,妈妈把你带到彭州读书书哈……” 这是5月12日中午12时许,彭州市公安局民警蒋敏和她远在北川县,朝思暮想的两岁小宝贝的一次电话通话。两个小时后,14时28分,蒋敏与女儿永远天各一方。在这场灾难中,蒋敏全家10口人死亡。揩着永远也揩不完的眼泪,蒋敏转身投入彭州抗震救灾的第一线。 永远的痛 执勤中接到电话 全家10口人死亡 对于地震幸存的每一个人来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时间给家人报平安。但是就在那一刻,蒋敏工作的彭州市通讯中断,电话打不进来,也打不出去。 但容不得丝毫的犹豫,也不能失去一分一秒的时间,民警们紧急集结,出门抢救伤员、上街维护秩序……在地震灾难来临的那一刻,每个民警都暂时抛却心里所有的个人安危,迅速投入抗震救灾。 19时10分,出门巡逻回来的蒋敏再次拨动那串再熟悉不过的电话号码,然而,传来的还是那令人揪心的忙音。 收音机的声音在耳边沉重地回荡着最新消息:四川北川老县城被塌方山体全部掩埋,目前,确定死亡人数大约三千余人…… 蒋敏按捺不住内心的牵挂,继续拨动北川县家里亲人的电话。周围很嘲杂,但气氛却死寂。蒋敏将滑盖手机推的那一瞬间,民警钟玮看了一下,手机显示屏上,是蒋敏女儿瑞瑞那胖乎乎的可爱小脸。 20时30分,电话依然无法拨通。 收音机里的继续传出关于地震数据的统计,“北川死亡人数约7000余人。”突然,蒋敏拉着同事钟玮的手,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玮玮,你说,一个仅有2万人的县城,一个妈妈,要照顾两个年老的人,还要拖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他们能不能从六楼活着出来?”那一刻,周围的人心都碎了。时间在延续,工作也在继续,蒋敏揪着心继续执勤。 13日凌晨6时许,蒋敏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对方号码是北川的。“喂!”蒋敏刚刚和对方说了两句话,顿时泪如雨下。蒋敏在哭,旁边女警也在哭:蒋敏的舅舅哭着打来电话,蒋敏的爷爷奶奶、母亲、女儿全部遇难……除了舅舅,蒋敏在北川的全家10口人已经确认死亡…… 汶川512地震感人事迹三:年轻英语老师为救学生 身体断成两截 废墟中,她的身体断成两截,脸部血肉模糊。她的双手仍紧紧拥着两个学生!人们怎么掰,也无法掰开她紧紧搂住学生的双手! 地震发生时,她正在疏散学生离开教室。看到有两个学生手足无措,她大步跑过去,一手搂住一个,朝门外冲。教学楼突然垮塌,她和几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中。 这位老师叫向倩,去年大学毕业,到什邡龙居小学当英语老师。向倩的父亲向忠海是什邡南泉小学副校长,他悲痛欲绝:“我可以理解,作为教师,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汶川512地震感人事迹四:为救丈夫自己被砸死 一女子为救自己的丈夫,爬在其身上,最终自己被活活砸死,她的丈夫因此幸运的躲过了一劫。这是发生在四川省彭州市灾区的感人一幕。 “我的弟媳妇是为救她丈夫被砸死的,可怜的她尸体现在还放在路边。”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村民毛兴华坐在记者的采访车上心情沉重地说。 “地震时,我弟媳妇杜小红和他老公吕波在家里午休,地开始剧烈摇动的时候,她就爬在我弟弟的身上,结果她被砖块砸死了,我弟弟活下来了,只是脚骨折了。”毛兴华告诉记者,如果不是杜小红,她们夫妻两个可能都死了。 据当地村民介绍,地震时地持续剧烈摇动了有40分钟,不到两分钟房子就坍塌了,“她们家是两层小楼,房子倒塌后大量的砖块砸在我弟媳妇身上,她全身都是血,死的很惨。毛兴华说道。 记者问是谁把他们救出来时,毛兴华告诉记者是她23岁的儿子。“地震过了十几分钟,当时地还在不停的摇动,我儿子哭着说了句那是我的亲人啊,随后就冲进了倒塌的房子,他跟村里的另外一个女的,先是推倒一堵墙,然后用手刨开砖块,救出了我弟弟”。 据毛兴华介绍,杜小红今年35岁,她孩子12岁,地震时学校的楼没有倒塌,孩子没什么事。目前吕波和他孩子都已经被送到了彭州市人民医院。 汶川512地震感人事迹五:殉职副局长带出60张平安纸条 卧龙388名群众平安纸条昨经本报全部成功传递 60多张皱巴巴的平安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388位卧龙被困群众亲人的电话。这些纸条,原本揣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刚身上,16日上午,王刚执行任务时殉职,平安纸条成了他的遗物。送出平安纸条,是王刚最后的心愿。他牺牲后,经过一棒又一棒的接力,纸条上的平安信息,终于通报给每一个灾区群众的亲人。 牺牲时刻揣着一堆平安纸条 地震后,卧龙的交通和通讯中断,被困群众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写下亲人的电话,让能够接近直升机的王刚把纸条交给飞机上的工作人员,给家人报平安。 王刚牺牲时,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正在现场采访。据他回忆,当天早上,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直升机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内卸载物资时,王刚在执行警戒任务营救他人时,不幸光荣牺牲。 王刚牺牲后,卧龙党群工作部何晓安部长把一批平安纸条交到贺延光手中说,这是群众委托王刚交给直升机工作人员带出去的。现在他牺牲了,请帮他把最后的任务完成。 16日22:00,贺延光回蓉,第一时间通知本报记者,“请一定把这些纸条上的信息刊登出去,让他们的亲人放心,完成王刚同志遗愿!” 接到电话亲人泣不成声 “彭深秀及其家人向电话号码为028-891511鬃的侄儿报平安”、“季帮彬向家人季红梅、季帮军报平安,请放心”…… 纸条大小、材质不一,有的甚至是在烟盒、收银条背面写上的亲人电话。每一个信息,都可能让正备受煎熬的亲人松口气。17日一大早,本报记者就开始拨打纸条上的电话。两位来自四川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志愿者,主动加入报平安的队伍。“您好,我是华西都市报的,您的亲人李强在卧龙委托我们给您打电话,他在卧龙平安,请您放心!”“真的?我儿子没有事,我就知道他会没事的……”57岁的杨中林接到电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眉山季红梅接到报平安的电话后也非常激动,她马上要把好消息告诉所有的亲人。 汶川512地震感人事迹六:学校校长入选"感动汶川" “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这所学校名叫安县桑枣中学,与汶川大地震伤亡最为惨烈的北川县毗邻。据新华网报道,这所在大地震中没被“震倒”的学校全靠一位名叫叶志平的校长加固了“豆腐渣”教学楼,4年坚持组织学生紧急疏散演习。网友们称其为“史上最牛校长”,网友号召“各地校长好好向叶志平校长学习,借鉴一下桑枣中学的成功经验。” 两千学生下楼只消一分半钟 据此前媒体介绍,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紧邻北川,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也遭遇重创,但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无一伤亡,创造了一大奇迹。桑枣中学校长叫叶志平,是四川省优秀校长,他担任校领导后,下决心花40万元将造价才16万元的一栋“豆腐渣”实验教学楼进行了彻底的加固,消除了隐患;更为主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他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每个班的疏散路线、楼梯的使用、不同楼层学生的撤离速度、到操场上的站立位置等,都事先固定好,力求快而不乱,井然有序。 逃生模式结果竟与演习无二 叶志平校长的事迹已经被多个网站及论坛转载,数十万网友浏览,上百网友回帖表达了自己对叶志平校长的崇敬之情。网友“王学进”25日在其博客发文称赞“做校长当如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 “王学进”在文中指出,“很显然,此次桑枣中学创造的奇迹得归功于该校每学期组织一次的紧急疏散演习。据悉,这类紧急演习从2005年就开始了,每学期一次从不间断。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此次逃生的过程、模式及结果与演习一模一样,此种经验值得每位校长、每所学校学习。” “王学进”表示自己由于职业的关系,经常收到有关紧急疏散演习的新闻稿件,知道不少中小学也有在进行这类演习的,但经自己的手刊用的并不多,原因在于效果不佳。“王学进”强烈“建议各地校长好好向叶志平校长学习,借鉴一下桑枣中学的成功经验”。 网友总结“桑枣经验”有三 网友“王学进”认为,桑枣中学之所以躲过劫难,原因有三条:第一,强烈的避险意识。应该说,当今多数校长是有风险意识的,尤其是那些不定期组织学生进行紧急疏散演习的校长,但说不上强烈,他们更多是秉承教育部门的旨意行事,尚未把学生的安全工作放在应试教育之上。叶志平则是自觉把学生的生命安全看得高于一切,其强烈的避险意识从下面这一细节中可见一斑:对新建的楼,他不放心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认为只贴一下不行,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 其二,严谨的治校作风。叶校长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办事严谨的工作作风令人叹为观止。这种作风不仅体现在对危房实验楼的加固修缮中,更体现在组织紧急疏散演习中。这类演习往往会被弄成做戏,老师不认真,学生敷衍了事,故一般收效甚微。但叶校长则严格要求,每次演习都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一步不漏地进行。 其三,执着的求实精神。很多学校的校长大多一时想到了就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不像叶校长将此当作一项重大的常规工作坚持不懈地每学期做一次,而且一做就是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