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迈协议是哪部分经济师

一、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是一所民办高校，该校是由 昆明理工大学 申办、云南省国有大型企业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云南省教育厅审核、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 二、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简介 办学定位： 云南领先，区域知名，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 学科专业定位： 以工科类专业为骨干，以经管、法学类专业为羽翼，以语言、教育类专业为桥梁，多学科协调发展。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专业素养、优良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高尚人文情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服务面向定位： 立足云南，面向产业，服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成立于2001年，是由 昆明理工大学 申办、云南省国有大型企业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云南省教育厅审核、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 学校是一所以工为主的独立学院，下设6个二级学院、2个教学部，39个本科专业，现有高新、空港2个校区，校区占地总面积1200余亩，在校学生11000余名，教职工700余人。学校现有图书资料88.9万册，37个校内实践基地61间实验室，137个校外实习实训及联合培养基地，设有云南省国资委干部培训中心、国家级大学生创业园、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园。 学校2015年获批“云南省转型发展试点院校”、2016年获批“云南省优势特色民办本科院校”、2017年获批“云南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院校”等重点建设项目，通过项目的推进，学校进一步明确了以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主动服务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云南工业人才、中高层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基地的服务面向定位。同时以“错位发展”的理念为引领，以工科专业为骨干，以经管、法律类专业为羽翼，以语言、教育类专业为桥梁，以道德、情怀教育和文体教育为保障，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主动融入“新工科”的教育理念，开展新工科建设，通过专业认证促进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建设，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学科建设水平，全方位推进现代应用型大学建设，努力建成云南领先，区域知名，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出积极贡献。 学校社会声誉与影响稳步提高，2014年学校建筑工程专业群获批"云南省转型发展支撑产业升级重点专业群建设项目"；2015年在云南省民办本科院校办学水平评估中，我校被评为"A级学校"；信息技术类专业群获批"云南省实验实习实训基地与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云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建筑工程类专业群获批“云南省教育厅第五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2018年这两个专业群又分别获批“云南省高校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云南省科技创新团队”等重大建设项目。学校共有32个本科专业计划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招生。 学校坚持以，坚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全国教育大会、******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高教40条》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 以“教书育人、服务社会、务实创新、追求卓越”为办学宗旨，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强化国际化办学，强化校企融合、协同育人，多样性应用型人才。同时推行学分制管理，开辟辅修第二专业，逐步构建了多样性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多证培养、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培养、国际交流培养、辅修第二专业培养、企业定向培养、交换生培养、本硕直通车），以满足社会对多样性人才的需求。 学校已建成一支由1名云岭教学名师、5名省级教学名师领衔，老中青结合、专兼职结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技术职称结构优化的教师队伍。倡导教师立德树人，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目前学校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中达42%，“双师型”教师达4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91%，毕业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教师占75%，教师队伍具有优良的理工类高校影响力和教育教学声誉，保障了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 学校集中专业优势，支撑相关行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以优势专业为核心构建了以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化技术（BIM技术）为引领、服务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工程类专业群；以校企合作、探索推行实施“新工科”工程教育新模式、服务信息产业的信息技术类专业群；以服务路网建设为基础的交通机械类专业群，以校企深度融合、订单式培养为模式、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群；以服务能源网建设为基础的能源工程类专业群。同时，构建了语言类，法学类专业群，为相关产业的全面配套提供了较强的人才保障与支撑，专业群建设与“一带一路”、国家中西部和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重点产业布局匹配度高。 学校充分利用举办方 昆明理工大学 的学科资源优势和投资方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大型企业的实践基地、双师型教师资源优势，学校适时优化专业结构，不断强化学科优势， 广泛开展与海外、省外、校企、校政、校研和校校多元化合作。现设有“云南省国资委干部培训中心”、“ 南开大学 、 厦门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EMBA联合办学点”、与云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联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云南省未来研究会挂靠单位”、“云南省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会”、“云南省泛亚物流研究中心”和面向东盟的“GMS中外合作法律研究咨询中心”等36个校企、校政、校校合作产学研联合单位，构建了产教融合、校企、校校联合的多元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机制。 目前，学校与国外高校、机构签署协议总数已突破110项。启动、运行国际交流活动和项目已达83个，派出师生赴欧美、加拿大、韩国、日本、东南亚及台湾地区学术交流、培训深造、带薪实习、一学期研修、短期访问、暑期课程学习、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本科及硕士留学等，人数达到300余人次。学校每年接待来自美国、德国、泰国、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高校代表等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者和有意向建立合作关系的校方代表到学院交流、讲学和考察访问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泰国清迈大学、泰国农业大学、菲律宾光启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到我校学习学术文化交流约350余人。学校从2014年启动汉语300句项目至今，建立了5个海外教学点，培训人数已经超过3800人，为泰国、老挝等当地的窗口行业从业人员、汉语爱好者以及中学生进行汉语培训，效果好，影响大。 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团学工作，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坚持每月举办一期“津桥讲坛”，每年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每年暑期学生“三下乡”活动，开展“三大文化月”，“四大双语课堂”，“五大体育赛事”，“六大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学校社团数达51个，涵盖科技类、语言类、时尚休闲类、体育类、表演艺术类和公益实践类6个类型，覆盖学生3000余人。学校团委连续两年获得“云南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为使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切实做好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困、助学和育人工作，学校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并设有“城投”等社会奖助学金，不让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辍学。

11月的最初几天，我前往法国和法国海军当局举行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庞德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年和1937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 ※ ※ 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 ※ ※ 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 ※ ※ 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 ※ ※ 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因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仿佛转眼间，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了60年。回顾历史，分析这场人类社会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程度最深的全球性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对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人类才能真正避免再次走入战争的深渊。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埋下祸根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投降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后，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和1922年在巴黎和华盛顿先后召开了国际会议，讨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建立了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德国问题。许多人认为：协约国不承认德国的大国地位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天真地相信：只要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就可以使欧洲避免另一场战争。但是，英、法、美三国操纵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在处置德国时采取了“以暴治暴”的方法，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在德国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而背离了制定这一条约的初衷。 一纸和约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无论协约国集团在处置德国问题时怎样大发仁慈，都难以改变德国老百姓心中约定俗成的基本认识：战争赔款是德国贫困的根源。不管是濒于破产的商人、收入菲薄的教师，还是失业的工人，都把他们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战争赔款。在德国人看来，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普鲁士占领了100多年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联盟和波兰共同管辖）成为了自由市，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本土分割开，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所有这一切带给德国的只有贫弱和苦难。德国人认为，摆脱困境的根本方法，是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凡尔赛和约》。此时，大多数德国人心中想的只是：复仇！复仇！复仇！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德国人这种急于报复的极端民族主义心理，因而轻易上台执政。 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特权，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奥兰多回国后政府倒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主要国家日本，其膨胀野心也与华盛顿会议上处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殖民地、重新划分远东政治格局有关。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不客气地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本身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分赃不均的产物，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孕育的畸形儿！ 姑息养奸 法西斯泛滥世界 20世纪30年代，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以1939年纳粹德国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中间穿插着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十年中，世界从烽火点点到硝烟成片，从局部战争逐步走向世界大战的深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幻想今后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场世界大战了，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各国“和平主义”思想过度泛滥。“和风”劲吹之下，欧洲各国大规模裁军，对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可能造成的危害疏于防范，形成了它得以壮大的外部条件。同时，英、法、美等国家对于德、意、日在全世界的侵略行径不闻不问、姑息养奸，使得法西斯毒瘤泛滥世界，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重大隐患。 1933年，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则在德法边境修筑了蜿蜒几百公里的马其诺防线，并在德国东部联合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组成制约德国的“小协约国”集团，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永享太平了。与此同时，纳粹党执政后的德国却在悄然重整军备，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秘密发展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空军和坦克部队。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也争相扩军备战，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一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将希望寄托在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身上，希望由“国联”出面制裁日本。英法把持的“国联”虽然高举“道义”的大旗，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却裁而不制。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列强要维持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若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它们中哪一个没有过类似侵略行径呢？此时，被世界舆论寄以厚望的美国罗斯福政府又埋头于“新政”，不愿涉足国际事务，这无异于鼓励法西斯国家得寸进尺。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怕的先例。在这之后，法西斯国家摸到了“绥靖政策”的脉搏，在世界各地频繁侵略，最终将世界推入了大战的深渊！ “绥靖政策”将世界推入大战 希特勒上台伊始，恰逢德国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凭借手下能臣沙赫特（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经济才能，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发挥出了全部的潜能。但是，饱受《凡尔赛和约》制裁的德国军队早已不再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了。甚至到了大战爆发的1939年，德国人还根本没有为一场长时间的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 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法西斯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冒险孤注一掷，但又不断得手，从而将整个世界拖入一场几乎灭绝人类的世界大战中去呢？答案是：“绥靖政策”。 什么是“绥靖政策”？一般的解释是：西方列强为防止战火烧到自己头上，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换取自身的苟安。 如果没有此时英法等世界主要国家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希特勒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政客、一个跳梁小丑而已。那么，英法等国是如何“绥靖”希特勒的？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3.5万德军奉命进入了莱茵非军事区。当时的德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与驻扎在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很大差距，因此希特勒在入侵之前还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旦遇到法军的抵抗就立刻撤退！但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挑战面前畏缩不前，英国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使得希特勒顺利度过了“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挑战《凡尔赛和约》的第一个动作得逞了。 同年年底，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938年3月，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与国内民族主义者矛盾激化。11日晚8时，纳粹党人赛斯·因夸特在德国的支持下就任奥地利总理。当晚9时10分，赛斯·因夸特发出电报，请求德国援助。但希特勒早在当晚8时45分就已命令德军进军奥地利。3月13日，奥地利正式并入德国。其实，当时德军在入侵之前根本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其车辆有70%在路上抛了锚。 德奥合并，更准确地说是德奥合并的方法和结果，使希特勒摸透了“绥靖主义”者的底牌，使他在通往大战的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军入侵奥地利的整个过程进行得出奇的顺利，以至于希特勒本人也被这种胜利的情绪所感染。 在这之后，他以在民族问题上处理不当为由，抓住捷克斯洛伐克不放，迫使捷给予其境内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以“自治”。拥有几十个师、数十万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装备还是比较精良的，其战斗力足以抵抗德国军队的入侵。但这支雄师在英法“绥靖政策”的压力下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1938年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生平第一次乘飞机出行，赶赴希特勒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伯希特斯加登。根据会议记录，张伯伦没有问过能否保持一个领土完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也没有问过这对西方列强会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影响，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就拍板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慕尼黑会议上的另一个“绥靖主义”者。在9月18日的会议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力图使英国人相信：希特勒是个诚实办事的人，他在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地之后，绝不会再寻求其他非德意志人居住的领土。张伯伦则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现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并确定不会同时发生军事政变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参加拟议中的保证。”达拉第的一句话把英国推进了世界大战，而张伯伦的一句话又把捷克斯洛伐克投入了民族苦难的深渊。 9月29日，张伯伦与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正式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协定签字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才被叫进会议厅，张伯伦和达拉第向他们宣布协定的内容，还告诉他们：“这是无权上诉和不能修改的判决词”。 返回伦敦，面对机场上欢呼雀跃的人群，张伯伦不禁高喊：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将伟大的和平从欧洲大陆带回！ 但是，没过多久，法西斯的炸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对英美宣战，大战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绥靖政策”的苦果终于砸到了绥靖者自己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