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英语文学

迄今为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中，先后出现过四位非洲作家，分别为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埃及的纳吉布·马哈富兹，以及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J.M.库切。但是说到真正能够代表黑非洲文学的人物，当属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这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却获得了几乎所有世界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因来自于黑非洲心脏的发声享誉世界文坛。

在阿契贝之前，世界文学关于非洲本土的认知，更多地来自于西方视角，其中尤以康拉德最为知名，而阿契贝正是因为不堪忍受西方作品中对非洲的种种污蔑与误读，所以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非洲，以切身感受书写原住居民生活景观与文化变迁。

阿契贝1930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属于尼日利亚内战前最大的种族伊博族，保有非洲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加之尼日利亚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使他有机会遍读西方著作。他说当他在西方作品中看到非洲土著形象时，他会变得跟白人一样厌恶这些人物，“白人善良、公道、聪慧而且勇敢。与之相比，土著人凶恶、愚蠢、狡猾”，这使他开始反思非洲究竟是如何被妖魔化的，进而以“尼日利亚三部曲”（在国内曾被定义为四部曲，严格意义来说，《人民公仆》不应该属于其中）开启了他的非洲本土创作。

“尼日利亚三部曲”第一部《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以下简称《瓦解》）初版于1958年，这部书使阿契贝名声鹊起也饱受争议。小说前半部分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伊博族村落的原始生活，真实而客观地还原了非洲人民的生活面貌，后半部分随着白人的入侵（先是武力，后来演变为精神渗透），着重书写西方文明对非洲传统文化的冲击，直至主人公信仰土崩瓦解的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契贝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位颇具古希腊悲剧英雄色彩的人物奥贡喀沃，通过他命运多舛的一生折射出在时代变迁下，个体抗争的无望。虽然书中非洲式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让人多少产生距离感，但是关于传统的固守、文明的冲突、个体的挣扎、信仰的重建等核心命题却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经历，也是“尼日利亚三部曲”所共有的主题。

《瓦解》出版两年后，1960年《再也不得安宁》问世，小说主人公奥比·奥贡喀沃是上部作品中奥贡喀沃的孙子，此时，随着时间的演变，乌姆奥菲亚人已经逐渐开始接纳西方文明，他们甚至决定集资送有才华的年轻人到英国留学。奥比·奥贡喀沃有幸成为第一人，并在学成归来后进入政府部门，却最终因为受贿走上法庭。如果说奥贡喀沃代表着传统与固守，那么作为尼日利亚独立后新一代的奥比·奥贡喀沃身上则充满困惑与迷茫。比之着力于文明入侵的《瓦解》，《再也不得安宁》把关注的焦点拉回到尼日利亚的当下，即转变中的阵痛和出路问题。

显然，在前两部作品中，阿契贝有意设置了一种内在的关联性，但1964出版的《神箭》则完全抹掉了这种痕迹，独立成篇。不过该书依然延续了基督教对伊博族传统文化和信仰的冲击这一主题，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变得更加精进。小说糅合了民间传说、神话、歌谣、谚语等多种表现方式，在平实无华的文字中彰显出一种口头叙事文学的味道，特别是诸如“停在粪堆上的苍蝇能随心所欲、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但它移动不了粪堆”、“独自一人看到一条蛇时，你不知道它是普通的蛇还是不可触摸的蟒”、“一旦我们跟麻风病人握手，他们就想要拥抱”等大量民间谚语的使用，不但拉近了读者与非洲这片古老土地的距离，更让人触摸到了这片大陆的灵魂和智慧。在内容上，本书与《瓦解》有几分类似，讲述了伊博族村落一位祭司埃泽乌鲁在坚守非洲传统信仰时是如何被基督教所摧毁的（于外，村民为了生存转投他教，于内，他的儿子在接近西方宗教后背弃了父亲）。在书中，主人公信仰的崩塌来得异常激烈，阿契贝似乎惯于书写悲剧性的结尾，这也使得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史诗性的色彩。

《神箭》无疑应该算是“尼日利亚三部曲”中最成熟、最出色的一部，它通过对埃泽乌鲁这一人物悲剧性命运的书写展现出作家对非洲土地矛盾而复杂的心理，正如他在序中所言“那些坚守者是那个了不起的男人——埃泽乌鲁——精神的继承者，我们至少应该向他们致敬，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们。”一方面阿契贝承认自己在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接纳与改变，事实上，他就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传统信仰坚守之人的塑造，试图重拾非洲的历史与精神图腾，但是无论是《神箭》还是《瓦解》，在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里，都衬托出作家清醒的认知——要改变的必将改变！

在种种改变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阿契贝是一位使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坚持使用母语——吉库尤语写作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对他就颇有微词，但是阿契贝坚定地认为“我用英语写作并非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而是因为尼日利亚是一个“用英语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的国家，英语“除了是一门外来语言”，还是“将国内二百多民族团结在一起”的语言。但是他又与同样用英语写作的后殖民主义作家奈保尔大相径庭，与奈保尔的抽离相比，阿契贝依然可以在英语的外壳下积聚出众多的非洲元素，这也正是他的文学作品在让本土人民感到真实亲切的同时，又能够被世界读者接纳的所在。

继“尼日利亚三部曲”之后，阿契贝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民公仆》、《荒原蚁丘》，中篇小说集《一只祭祀用的蛋》，杂文随笔《非洲的污名》等作品，其中《非洲的污名》收录了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9年的一些随笔和演讲，是他的一本重要的文论集。在这本集子中，阿契贝以犀利、尖锐的文字直陈殖民地国家的种种罪行，“非洲在欧洲眼中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认为“这些非洲生物没有灵魂、宗教、文化、历史、人类的语言，以及智商”，于是“把一己之愿强加于人，攫取他人的土地和历史，然后把受害者伪装成需要监护的未成年人来混淆视听”，这些看法“本质上源于无知”，是殖民者“精心设计的一项发明”，甚至于“就连侵略者自己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有时需要用无耻的伪善来掩饰自己的强盗行径”。 正是“由于殖民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否定，其教育计划不可能是完美的典范”，因此阿契贝提出“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拒绝被逆境定义、拒绝沦为其代理人或受害人来克服逆境的能力”，即非洲人民首先要自我觉醒，这也是阿契贝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根本。通过他的作品，非洲终于得到正名，长久以来在文学上的殖民凝望得以瓦解，他为世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非洲，并希望这片土地之上的人能得到世界应有的尊重，从这层意义来说，阿契贝之于非洲的意义确实非同一般。

染织听过吗染织！一般人家听说专业名称就会觉得我们是染布织布的，我们不是只会染布织布！顺便提一下专业染布是染整，评论里好多染整的小伙伴好亲切。我学的是纺织品艺术设计方向，简单粗暴一点讲，家纺(罗莱水星富安娜！)床品窗帘壁纸抱枕甚至软装，反正和纹样，图案搭边的我们都可以。

日常上课的话搞搞扎染，绣绣花，临摹各种纹样，比如敦煌藻井这种变态纹样，第一次上纹样课的时候有女孩子穿了佩兹利纹样的裙子，被大家围观。大三要上纤维艺术，织地毯。水彩国画也是必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做家纺，所以几乎所有素材离不开花卉。通常水彩课放在春天上，学校里面人能够到的高度基本没有花，因为都被我们专业摘光了。有一回上课我看见花泥里面插了三棵大白菜，我说谁买的大白菜，这也能组合吗？班里最高的男生白了我一眼说，这是我辛辛苦苦爬到树上摘的广玉兰。他一米九三。前几年学校保洁大妈还因为这个跟我们老师撕了一逼，说老师不爱护校园环境，净叫学生到处摘花。28个人的班级中间坐着仅有的四个男生拿着绣花针仔细绣花，你们可以自己脑补。每次我们需要去市场调研的时候，杭大D座家纺区的店员们看到我们都是直接：不能拍照的哦。宣传册也没有了。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13:00，瑞典学院颁布了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获得者，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

瑞典文学院7日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纳因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古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运”，他将此“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他从21岁开始写作，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英语成为他的文学工具。

马尔姆表示，他已与古尔纳通电话。因新冠疫情，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将延续去年的方式，在各自所在国家获颁相关奖项，而不是按传统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10多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授奖词为：“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古尔纳1948年出生在桑给巴尔，坦桑尼亚小说家，以英语写作，现居英国。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1994)，它同时入围了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遗弃》(2005)和《海边》(2001)，它入围了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的候选名单。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后殖民写作和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论述。他编辑了两卷《非洲写作论文集》，发表了许多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的文章，包括V. 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

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他所著的所有书都呈现出一种由对知识的渴望所驱动的无休止的探索，这在《来世》（2020）一书中同样突出，这种探索从他21岁开始写作起从未变过。

诺贝尔基金会宣布，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国际旅行所产生的诸多不确定的限制，今年斯德哥尔摩将不设晚宴，2021年获奖者将连续第二年在本国领取诺贝尔奖奖牌和证书。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据《外国文学动态》2012年第3期发表的张峰的《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流散写作概观》一文中介绍：“作品主要以殖民主义及流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身份危机为题材。英国文学评论界对格尔纳的创作赞誉有加,认为他既有奈保尔的锐利文风,又有本·奥克里的诗性语言。在他的小说中,读者不难发现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对非洲故土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流散者们希望在英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非洲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以及英国社会的排外,他们又很难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不停地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之间协商,试图找到一种平衡。”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史”中，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卢敏负责东部非洲卷，古尔纳正好是她的团队的研究对象。她介绍说，古尔纳的作品主要关于身份认同和流离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遗产形成等问题。他的前三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和《多蒂》（Dottie，1990），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非洲人在英国的经历，受到的排斥，和他们努力寻找自身身份认同。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1994）以东非殖民地时期为背景，讲述少年玉素甫（Yusuf）被父亲卖给“叔叔”阿齐兹（Aziz）抵债后充满曲折和伤痛的成长和爱情故事，小说呈现了丰富的斯瓦希里文化以及穆斯林文化，入围布克小说奖。《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通过无名的叙述者，讲述自己离开桑给巴尔到英格兰去实现他的梦想，他找到一份教师的职业，爱上了英国女孩爱玛，与她结婚生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非洲的家人他的任何情况，也没有告诉他的妻子自己的过去。20年后的回国之行让他意识到自己对故乡知之甚少，而回到英国后，妻子因从未了解过他而离开了他。

自2000年以来，古尔纳又发表了《海边》（By the Sea，2001）、《遗弃》（Desertion，2005）、《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1）、《砾石心》（Gravel Heart，2017)等作品。《海边》入围2001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后获得布克奖，《海边》讲述年老的萨利赫·奥马尔（Saleh Omar）只身从桑给巴尔岛到英国平民窟避难，他曾拥有一家家具店，拥有家和妻儿。拉蒂夫（Latif）是位大学讲师，他经东德来到英国已经多年，但是他从没和桑给巴尔岛的家人联系过。萨利赫和拉蒂夫在英国的一个海边小镇相识，两人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们过去的经历有很多惊人的联系。《抛弃》获2006年英联邦作家奖（欧亚大陆地区最佳图书），同年出版短篇小说《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My Mother Lived on a Farm in Africa ），呈现与欧洲作家笔下不同的非洲农场。

《最后的礼物》是一部关于移民和记忆的故事。主角63岁的阿巴斯（Abbas）突然瘫痪在床，无法讲话，而他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家人他在桑给巴尔岛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以及他离开的原因，现在他只能在沉默中独自回忆了。他的妻子玛亚姆（Maryam）自幼在多个收养家庭长大，因黑皮肤遭人欺辱，向来不自信，遇事束手无策，只能将儿子贾马尔（Jamal）和女儿汉娜（Hanna）叫回家。大学生贾马尔正在被女朋友管控，女儿汉娜自称安娜（Anna）要和男朋友搬到其他城市去。在家庭危机中，每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孩子们逐渐发现父母隐晦的移民身份，很难接受这一新的身份，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古尔纳的最新作品《砾石心》（Gravel Heart，2017)同样围绕身份认同这一主题。萨利姆(Salim)与父母、叔叔阿米尔（Amir）一起住在一起，自幼他就感到父亲不想要他。20世纪70年代，桑给巴尔正在经历独立革命。他的父亲却回到动乱的内省，萨利姆为此感到困惑。但他的母亲并没有解释这件事，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她没回去。身为高级外交官的阿米尔叔叔为萨利姆安全，将他送往伦敦上大学。但是他并没有为这个充满敌意、寒冷刺骨、喧闹人群的城市做好准备。他努力寻找立足点，了解家人心中的黑暗，了解关于爱情、性和权力的真相。

古尔纳对非洲文学推介做出重大贡献，他主编的《非洲文学论文集1》（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 1，1993）和《非洲文学论文集2》（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 2，1995），论及很多非洲当代作家，如阿尔及利亚作家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加纳作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和阿玛·阿塔·爱多（Ama Ata Aidoo），马拉维诗人史蒂夫·齐毛姆博（Steve Chimombo）、杰克·玛潘耶（Jack Mapanje）和弗兰克·齐帕苏拉（Frank Chipasula），津巴布韦作家戴姆布佐·马瑞彻拉（Dambudzo Marechera）等。自1987年以来，他一直是《瓦西非里》（Wasafiri）杂志的特约编辑，现居住于英国，在肯特大学从事非洲、加勒比海、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教学研究工作。

古尔纳还经常在《泰晤士文学副刊》上对众多非洲作家的作品做推介，如莫桑比克作家米娅·康拓（Mia Couto，1955—）的《声音造就黑夜》（Voices Made Night，1986），该作品最初由葡萄牙语写作，由大卫·布鲁克肖译为英语（David Brookshaw）；英籍加纳作家艾克·艾森（Ekow Eshun，1968—）的《太阳黑金：寻找在英国和非洲的家》（Black Gold of the Sun: Searching for Home in England and Africa，2005）；苏丹作家泰伯·萨利赫（Tayeb Salih，1929—2009）的《班德沙》（Bandarshah，1971），该作品最初由阿拉伯语写作由丹尼斯·约翰逊戴维斯（Denys Johnson-Davies）译为英语；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1935—2015）的《阿达玛斯托的第一人生》（The First Life of Adamastor，1993）等。

“英语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看作是英美文学，非洲基本被视为文学的不毛之地。其实，非洲文学有它独特的文化蕴含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对于古尔纳的获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说，在非洲这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亿的大陆发生的文学现象显然不容忽视，而作为非洲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非洲英语文学，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业内关注和研究的要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