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人才市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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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中国英语教育始于19世纪初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而中国人自己的英语教育则一般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正式开端（李良佑等，1988；付克,1986）。到1903年，我国大中学校开始普遍开设外语课（付克，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于1964年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首次在我国的正式文件中提出英语为我国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胡文仲，2001）。21世纪伊始，随着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人学英语的第三次高潮已经到来（王力第，2002）。保守地说，中国目前至少有两亿人在学英语，就以同一母语和同一文化背景学习同一外语而言，可谓人类外语学习史上之最。中国已经成为“外语教学的超级大国”（张吉生、周平，2002），但能否成为世界英语教学强国，则需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准确把握中国英语教育的时代脉络，了解其发展趋势，当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此。我们将首先放眼世界的宏观教育思潮，接着介绍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后将描述当下中国英语教育日趋明朗的时代特征。二、世界教育思潮英语教育涉及人口最多，影响面最广，最具全球性。因此，任何对中国英语教育的研究，都不能不将世界教育思潮的动态收入其视野。按王义高（1998）的观点，20世纪全球教育出现八大思潮：“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教育的经济取向思潮；终身教育思潮；教育的个性化思潮；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思潮；教育的全球价值取向思潮；教育国际化思潮以及教育信息化思潮。”其中一些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我国英语教育领域。自20世纪中叶开始，有关“科学是直接生产力”、“科技的社会、经济功能”的思想开始成为主流。中国在50年代就响起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中国教育的科技取向作为国策加以定位。2004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意味着我国教育科技取向在新世纪的延续。《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育部高教司，2004）提出：“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可以说，这是教育科技取向在中国英语教学上的体现。教育的经济取向思潮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人力资本理论。虽然该理论把人与物等量齐观，有损人格尊严，但它强调了人的因素、科技因素和教育因素对经济和生产的决定作用，这一合理内核使其得以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继而形成了当代教育的经济取向思潮，推动各国政府从忽视教育变为重视教育，进而奉行“教育优先”、“教育超前”的政策。可以说，在中国持续升温的英语热和发展迅猛的英语教育产业，正是这种经济取向在中国的表现和产物。教育个性化取向的思想源头是人本主义思潮。当代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及人文主义课程论也都支持个性化这一教育取向。教育个性化取向在西方已深入人心，但是我国对此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我国教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经济现状等国情所决定的。尽管如此，个性化取向也已经在我国教育纲领性文件中显现。比如：《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教育部，2001）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突出学生主体，尊重个体差异”，明确指出“学生的发展是英语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英语课程在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课程评价和教学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都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课程实施应成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构建知识、提高技能、磨砺意志、活跃思维、展现个性、发展心智和拓展视野的过程。”又如：《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育部高教司，2004）提出新的教学模式应该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教育信息化思潮，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转化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中叶，早期的现代传媒信息技术包括幻灯、投影仪、录音、录像、语言实验室、电影、广播电视等，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教育；60年代起，人造卫星开始应用于教育，标志着教育信息化进入一个新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以及国际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教育，全球性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在快速深化和发展。在中国英语教学领域，信息化思潮表现得尤为突出，信息化已经是中国英语教学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一步展开讨论。三、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在上述世界教育思潮的大背景下，自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持续稳步高速发展，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对此学界提出了各种观点。束定芳、庄智象（1996）指出，当代外语教学理论研究显示出三大趋势：从研究如何教转向研究如何学；从研究语言形式本身转向研究语言的使用和学习者语言使用能力的培养；从对交际法的狂热追捧转向对传统外语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反思和回归。胡文仲、高一虹（1997）在对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外语教学带有明显的文化转向，并指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在三方面呈现发展趋势：教学目的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向广义的文化学习和文化意识的提高；教学内容在对文化的理解上由相对狭窄转向相对宽泛；教学视角从单向的目的语文化转向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两者互动。刘润清（1999）在上个世纪末指出外语教学研究发展趋势的六个方面：研究的对象从客体逐渐过渡到主体；从单学科理论支持到多学科理论支持；从侧重教语言的形式到侧重教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在高年级从语言技能教学转向内容教学；从劳动密集型教学到高科技密集型教学，从过程管理教学到目标管理教学；从定量研究转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田贵森（2002）于新世纪之初提出外语学习与教学的八个转变：外语学习与教学的研究由外语教学法单一学科向多边缘跨学科方向发展；外语学习与教学研究的重点由怎样教转向怎样学；外语教学内容开始由语言技能向重内容教学发展；外语教学方法由过去遵从一种方法体系向综合式、折中式方向发展；外语课堂教学方式开始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注；外语教学界越来越关注外语教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外语教学中知识呈现方式发生变化；外语学习者的队伍和学习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002）“十五”计划称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呈现以下七大趋势：外语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二语习得研究；注重师资培养的研究；注重课堂教学活动的研究；注重以内容为基础的教学；重视外语测试和评估；采用多媒体技术通过互联网授课。上述各家观点既有不同，又彼此呼应，共同形成主流理论，对外语教学实践的发展产生影响。但从历史上看，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到底怎样？传统的回答是：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引导实践。这种描述显然是来自掌握了话语权的理论界。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White（1988）就说，受理论驱使的实践丝毫不可取，因为实践本身包含极其复杂的因素。Schon（1983）也认为，（教师发展模式中的）应用科学模式把理论奉为科学，理论研究者高人一等，把教学看成是理论的应用，因此，教师只是理论应用的工具，教师也就当然比理论研究者低一等，这样就在理论研究者与课堂教学者之间造成了心理逻辑上的等级差别。无论何种观点，笔者坚持一个原则：任何试图服务于中国英语教育实践的理论，都必须植根于中国英语教育实践的土壤。因而，考察中国英语教育实践的时代特征，应是中国英语教育理论研究的起点。四、中国英语教育实践的时代特征在世界教育大思潮的背景下，在外语教学理论界的反作用下，在中国国情变化的推动下，中国英语教育实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依据笔者的考察，举其要者加以归纳，可概括为市场化、社会化、应试化、口语化、双语化、信息化、虚拟化与多元化等八大特征，下面分别加以叙述。（一）市场化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伴随中国社会的这一历史性变革，中国英语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1978年为历史转折点，在这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阶级斗争，在这之后变为发展经济。中国的英语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改革开放之后则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因而英语教育也就必然受到市场经济需求变化的影响和规约。比如：由于人才市场对英语人才需求总量的急剧增大和种类增多，便使得外语学习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外语院系新开专业也越来越多，包括外贸、商务、科技、同传与国际法等，社会英语办学机构蓬勃发展，国外英语培训机构不断涌入，英语图书市场品种极大丰富和多样化。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英语教育已经开始进入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的市场化时代。（二）社会化社会化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主要反映在教学主体、教学资源、教学标准和评估手段等方面的社会化。教学主体的社会化表现为原来国立各级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等的英语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现在的格局是，各级国立学校、各级民办学校、各种社会办学机构以及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兴建的各种培训机构共同存在，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国有学校系统的英语教师也大规模地参与社会办班教学活动，既有学校组织的，也有社会办学机构聘请兼职的，还有教师自己经营的。学生的情况类似，平常在正规学校学英语，晚上、周末、假期则在社会上的各种培训部、补习班上英语课。还有大量社会人士，或为晋职，或为求职，以各种方式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英语学习项目。教育资源——包括师资、校舍、教材等在内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社会物质和知识力量——在校内校外的整个社会英语教育体系中发挥作用。教育标准和评估手段的社会化，则指职场上单位招聘所依据的英语水平标准已经不仅仅是学历的高低，而是社会化的英语水平测试，以及招聘单位自己设定的英语测试。（三）应试化尽管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声年年都不绝于耳，但应试教育一定有其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和现实需求。或许应试教育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说得那样可怕，毕竟中国英语教育一直稳步发展，蒸蒸日上，可能这就是中国英语教育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唯一现实的选择。无论如何，现实不容回避，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乃至研究生、博士生阶段，一路上是初考英语、中考英语、高考英语，大学四、六级英语，考研英语与考博英语等等，再加上出国热带动的托福、GRE、雅思等国际英语考试，以及各种名目的考级英语，应试已成为中国英语教育中不可回避的现实之一。各种不可回避的英语考试已经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历程中的里程碑。客观地说，应试在产生其必然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英语教育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如何应对应试教育的消极作用，是中国英语教育不得不长期面临的课题。（四）口语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英语教育是以书面语为主，但新世纪开始以来，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直接对话需求急剧增大，英语口头语的重要性凸显。鉴于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学校和社会英语教学、个人英语自学、英语出版业、各种大众媒体宣传与官方的政策取向等等，无不把英语听说能力放在首位。《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育部高教司，2004）明确提出：“在上述三个层次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以及各高校情况差异较大，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的听、说、读、写、译等五种能力的培养中，各高等学校要特别重视听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英语口头语教学的重要性已经历史性地完全确立。中国英语教学历来以读写为本，能否与时俱进，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惯性，转向“听说为本、读写并重”（刘润清，2002）的英语教学新模式，以适应中国社会对英语应用和英语人才的新的需求，将是对中国英语教学的一个严峻考验。（五）双语化中国的双语教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各种教会学校，因此，批评者往往把双语教学贬斥为“殖民地教育色彩”，这种色彩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完全褪去。20世纪末，中国才再度兴起双语教学，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双语教学已开始试办。新世纪初，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的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此后，双语教学更是迅速发展。对此，理论界有赞成的，如：Brinton et al.（1989）认为，实施双语教学将直接推动学生的英语学习，使之英语水平得以提高。蔡基刚（2005）也说：“英语本来就是一种工具，只有通过英语这个工具广泛学习科学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学习和使用它，才能真正发展英语的能力。这恐怕也是解放前教会大学英语教学的成功之处。”当然也有人质疑，“用英语讲非语言课，能比用汉语讲得更明白清楚、省时省力吗？”（王宗炎，2005）笔者以为，双语化在大学课程中可以加大比例至30%左右，但在中学不应大规模推广。泛滥则弊大于利，适度则利大于弊。无论如何，社会实践的选择有其自身的规律，英语双语教学这一复活的新生事物，已是大势所趋，必将成为中国英语教育的又一个助推器。（六）信息化信息化主要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英语教学和学习。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其成果包括卫星电视、计算机、网络、软件以及各种各样的数字化电子产品和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英语教学和学习，比如计算机上做英语题、互联网上听英语课、QQ英语对话、MP3欣赏英语歌曲、手机英语短信、家中看美国的CNN和英国的BBC电视节目等等。信息技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海量多样、方便廉价的英语教学资源。按胡壮麟（2004）的说法，人类在经历了口述文明和读写文明之后，“正进入第三个时期，即超文本文化。超文本不仅对口述和读写扬长避短，而且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创建和正在创建两者所没有的表达、传递、储存与翻译信息的方法。”正是这种超文本文化引发了中国英语教学的信息化发展趋势。新世纪初，中国英语教育最高管理层颁布了一些对中国英语教学有着导向作用的新文件，比如《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前者提出要“利用音像和网络资源等，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利用计算机和多媒体教学软件，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促进个性化学习”（教育部，2001）；后者则推荐了“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和“基于计算机的英语学习过程”模式（教育部高教司，2004）。这表明最高管理层对中国英语教学信息化趋势的确认和推动。充分利用信息化带来的优势，将是提高教学效率和改善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七）虚拟化与信息化趋势并行的是虚拟英语教学的崛起。信息化带来了一个海量的、多样的、开放的、方便的、快捷的、廉价的、简单易行的、学生独立自主的、符合个性化教学的与超越时空限制的教学方式，我们称其为“虚拟英语教学”，与传统的以校园课堂教学为依托的实体英语教学相对应。虚拟英语教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虚拟英语教学是指网络英语教学，即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的英语教学课程。广义虚拟英语教学除包括狭义的英语教学以外，还包括所有通过计算机化、网络化、数字化、电子化、多媒体化、信息化、大众传媒化、卫星化与现代教育技术化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的直接的英语教与学，以及与英语教学相关的其他活动。虚拟英语教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机合作，有别于传统实体教学的人人合作。显然，广义虚拟英语教学已经进入亿万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传统校园实体英语教学的重要补充。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随着网格计算机、第三代互联网络、无线上网、卫星电视以及其他新兴信息技术的问世和迅速发展，虚拟英语教学将变得更加经济实用、快捷方便、丰富多样与人性化等等，虚拟英语教学将更加普及。笔者大胆预言，虚拟英语教学，这一英语教学的世纪之变，将在不远的将来与传统的校园实体英语教学合流，成为英语教学两大主流方式之一；在某些方面，虚拟英语教学甚至还可能取代实体英语教学。（八）多元化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之一。顺应这一主流趋势，中国英语教育也出现多元化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英语教学需求、教育机构和教学主体、教学媒体、教学材料、英语语言、教学模式以及教育理念等各个方面。1.英语教育需求的多元化英语教育需求的多元化首先反映在一些对英语有直接强大需求的行业，如：涉及外经、外贸与外事等社会机构和组织，外资企业以及旅游业等。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其他各行各业也将不同程度地加入国际化进程，由此必然产生对英语人才的不同行业、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与不同样式的多元需求，而这种多元需求又必然引发和推动中国英语教学其他方面的多元化趋势。2.英语教育机构和教学主体多元化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机构主要包括国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改革开放后，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也开始被允许进入教育产业，而教育领域中需求量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又正是英语教学，新型资本自然首先涌入英语教育产业。由多元资本催生的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民办学校、社会办学机构以及各种短平快的培训中心、补习班、夏令营等共生共存，呈现一派多元化景象。在多元化的各种教学机构中，除了传统的英语专业背景的教师以外，在双语教学中，出现了大量的非英语专业背景的教师用英语讲授其他专业课程；更有众多的母语为英语的人士涌入中国，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或社会办学机构中，讲授英语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程；还有一类中国英语教师，他们出身于非英语专业，但精通英语考试，这种“考试英语教师”在那些专门进行英语应试培训的社会办学机构中，深受学生欢迎。可见，中国英语教师的来源已呈多元化趋势。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更是如此，当今中国，除了小学生、中学生与大学生法定学英语以外，还有幼儿园的孩子，外资企业的白领、蓝领，外贸外经企业的老板和员工，以及许多为了提薪升职，或有心进入国际舞台、打入国际市场、从事对外业务的公务员、律师、会计、工程师、职业经理、艺人、记者、模特儿、主持人、经纪人，甚至工人和农民，都在学英语，可以说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英语学习群体。随着国人英语学习热潮的不断升温，英语学习者日益多元化已成大趋势。3.英语教学媒体多元化随着信息化和虚拟化的发展，教学媒体已从古老的“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发展为传统、现代和信息技术三个不同时期的教学媒体大融合。传统媒体包括直观教具（如教师形体动作、口头语言、印刷材料、黑板、粉笔、实物、模型与标本等）和示意教具（如图画、图片、卡片、挂图、图表、地图、路线图与照片等）；现代教学媒体包括视觉媒体（如幻灯、投影等)、听觉媒体(如广播、录音与唱片等）、视听媒体（如电视、电影与录像等)和单媒体系统(如语言实验室等）；IT教学媒体包括VCD、DVD、MP3、手机、多媒体系统（如计算机、有线局域网等）以及超媒体系统（如国际互联网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学媒体的多元化已经是中国英语教学现实的一部分。4.英语教学材料多元化英语教学材料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教学资料的来源、载体、内容以及品牌的多样化。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全国一本教科书”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现今图书市场提供的教科书、参考资料和教辅资源空前丰富，品种多样，除了本土编写的以外，进口原版英文图书也越来越多。而且，在传统的纸质文本巨大增量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电子文本的教学材料，音像资料也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而得以大规模的发展和增长。教学材料的内容也趋于多元化，已经从原来以单纯的一般英语即共核英语为主，向各种专业、行业的英语发展。英语资料的品牌也由原来少数几个垄断老字号，如《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等，发展为多种品牌之间的竞争。5.英语标准的多元化在英语发展早期，一般认为英国英语是标准英语，二战以后，英国势微，美国崛起，美国英语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对英国英语的标准英语地位提出挑战。进入上世纪末，英语逐步确立其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标准英语的概念逐渐淡出，开始出现“国际英语”或“世界英语”的概念。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播音员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各国的母语为英语的人士，也有中国本土以英语为外语的人士。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市场上，更是多种国别英语同台竞技，异彩纷呈。“英语的教育规范，从‘一颗星’转向‘一条银河’”（高一虹，2000）。6.英语教学模式多元化从理论上讲，各种不同的新模式构想不断涌现。比如：有的针对某一语言技能提出某种新模式，如：彭青龙（1999）的“3D外语口语教学法”，王初明（2000，2002）的“写长法”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杨文滢、胡桂莲（2003）的“延续性写作教学模式”；也有的针对中学英语教学提出宏观新模式，如：张正东（1999）的“立体化教学法”；还有的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普适模式，如：应惠兰等人（1998）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谢邦秀（2002）的“多边性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等。而从国家教学大纲来看，先有《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教育部，2001）倡导的“任务型教学途径”，后有《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育部高教司，2004）推出的“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从实践来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采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式：有的坚持语法和翻译教学，采用古老而又永葆青春的语法翻译法；有的仍操练不止，坚持风行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听说法；有的则用任务法，将交际思想贯彻到底，等等。而多数教师，在他们各自的课堂上，则一如既往地坚持实用主义原则，采用折中法（樊长荣，1999；Liu，2002），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他为我用。既有对传统方法的返璞归真，也有对流行方法的狂热追捧。最具新世纪代表性的可算是上海大学已经进行了两年的大学英语多种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在这种实验中，学生可以在多种教学模式中自由选择（毛忠明等，2004）。无论其最后结果如何，改革实验本身已向世人昭示：中国英语教学模式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开始。7.英语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在上述多方面的多元化之上，还有一个更为本质性的英语教育理念的多元化。从坚守传统的语言知识观、语言技能观（如李观仪等，1995；董亚芬，2003；罗立胜、石晓佳，2004），到现代的语言功能观、语言交际观（如王才仁，1996；徐强，2000；董亚芬，2003），再到后语言学时代的文化主义（如胡文仲、高一虹，1997；刘润清，1999）、认知观（如刘润清，1999；黄源深，1999；曹志希，2003）与建构主义（如钟书能，2004；田星，2005）等，中国英语教学在英语教育理念上呈现一种多态、多极与多向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我们应该特别为这种观念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拍手叫好，因为对于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任何其他事业的发展，包括经济之繁荣，社会之进步，民族之复兴等，观念的多元化都是至关紧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念多元化进程的开始，而改革开放至今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就是价值观念多元化结出的硕果。五、结语综观上述各种发展趋势，足以见得新世纪的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繁荣兴旺，生气勃勃。市场化引入商业机制，为中国英语教育注入强大的经济动力；社会化凿通更多的渠道，为中国英语教育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应试化有助于建立竞争机制和客观评估标准；口语化使中国英语教育彻底告别“聋哑英语”的尴尬局面；双语化为中国英语教育另辟蹊径；信息化为中国英语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虚拟化标志着中国英语教育从此开始了课堂学习与自主学习齐头并进、实体教学与虚拟教学双轨发展的新时代；多元化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大变革在英语教育中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英语教育在新世纪继续前行的大纛。高一虹（2000）说得好：“半个世纪当中，人们的思维方式逐渐从绝对转向相对，从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从民族中心主义的偏狭转向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开放是大原则，发展是硬道理，变化是常态。中国英语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