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的英文名

这本书的名字叫安妮日记The name of the book is Anne's diary.这本书的名字叫安妮日记The name of the book is Anne's diary.

1942年，由于纳粹当局捕捉犹太人的行为日益严重，安妮的姐姐也收到纳粹当局的劳动通知，使得范丹决定与安妮一家移居到更为隐密且安全的居所；那年的7月9 日，安妮一家与范丹一家搬入奥图公司的三楼与四楼，以书柜挡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过着隐蔽的生活。应还可以住一个人，所以后来他们的伙伴又多了一位牙医杜赛尔。所以隐密之家的居的住者共有八个人。但是在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由于有人告密而被德国和荷兰警察逮捕。数日后所有人被转送到荷兰的威斯第包克集中营，一个月后隐密之家的八个人被转送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安妮与姐姐又被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3月姐妹都因伤寒死于营中，距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其它隐密之家的成员除奥图之外，都死于集中营之中。 安妮的日记由于公司女职员的保存而留了下来，之后公司的女职员又转交给生存下来的奥图·法兰克，1947年安妮的日记便出版，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早期生活安妮·法兰克家中成员还包括母亲艾迪斯与姐姐玛格特。她出生时名为安内利泽·玛丽，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称“安妮（Anne）”来称呼她. 有时其父也会叫她“小安妮（Annelein）”。 法兰克一家住在一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杂居的同化小区中，而安妮和其它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样，经常接触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它犹太裔人。法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一分支—犹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分原犹太教条，而忽略及摒弃了大量原犹太教传统。安妮的母亲艾迪斯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而父亲奥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于德国政府，并且获授勋。性格上奥图热衷于追求知识，所以对安妮及其姊玛格特也经常鼓励她们多阅读。1933年3月13日，在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胜出。反犹太主义在此时便迅速扩张起来，使法兰克一家开始担心继续留在德国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危险。在接近年尾时，艾迪斯便带着安妮与玛格特到亚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奥图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便决定搬到那边去打理生意和为家人安排新住所。法兰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离开德国的300，000犹太人之一。奥图开设了一家名为“Opekta Works”的公司，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炼出来的果胶。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尔韦德广场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斯带着安妮与玛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为两姊妹安排学校。姊姊玛格特入读了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了蒙特梭利式教育学校。两姊妹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格特比较精于算术及数学，而安妮在读写上比较优异。其中一个当时安妮的朋友哈娜·戈斯拉忆述，安妮在作业时经常会用手盖着答案，以不被其它同侪借故抄袭，而且也不会跟其它同学一起讨论。但是这些作业后来却没有保留下来。同时， 安妮和玛格特在个性上也有着明显差别。玛格特在举止上较文雅，保守和勤奋，而安妮则较健谈，外向和充满活力。1938年，奥图与一个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与名叫赫尔曼·云佩斯的肉贩合伙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来居住，她之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透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强制登记及隔离，所以即使玛格特与安妮在学校表现优异，但新制度却规定她们只可在指定的犹太学校读书，她们只好离开原校。之后，她们被编入犹太讲学所继续学习。日记生活：躲藏在隐密之家前：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她的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之前在逛商店时，曾向父亲央求过的小簿作为生日礼物。这是一本配有红白彩格封面，并附上一个小锁的签名簿。但安妮之后还是决定把这本小簿作为日记使用。她开始在日记中记载着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这些早期的日记都记录了她的生活，其实都像 其它同学一样大同小异。同时，安妮也把一些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变化记录下来。当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难以察觉的。但在之后的日记，安妮也透露了纳粹对犹 太人的压迫正急速膨胀，而且也记录了一些详细数据。其中一个例子是日记中有关强迫犹太人在公众场合携带“黄星”的记录。她也列举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风行，针对犹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同时，她也在日记中表示对年初祖母的离世感到难过。1942年7月， 玛格特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的父亲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然后安妮便得知其父奥图在与自己公司的雇员"沟通"后，决定把她们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与其姊亦早得知此事。 于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河畔的公司内一间隐蔽的房间。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隐密之家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 安妮·弗兰克乱，尝试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样子。奥图法兰克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他们被逼留下了安妮的猫 “摩积”。因为犹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从家门走了几公里，每个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因为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记中称为“Achterhuis”，在荷兰文中意即后座。域陀古加、基尔文、美亚姬斯、禾古治是唯一几个知道这里有人隐藏的雇员，姬斯的丈夫、禾古治的父亲都是帮助他们藏身的人。他们是屋内的人和外界的唯 一联系，也会告知他们战争的情况和政局发展。他们保证屋内人的安全，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一个随时间而变得艰难的任务。安妮写下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对 提升屋内士气的贡献。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帮助犹太人都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在七月尾，云佩斯一家加入了法兰克一家，一位牙医和云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写下了跟新朋友说话的兴奋，但很快，狭小的居住环境引起了冲突。安妮跟飞化同住一间房，她很快就觉得他很难以忍受；她又跟爱吉斯·云佩斯冲突，她认为她愚蠢。她跟她母亲的关系亦日渐紧张，安妮说她与她母亲没有甚么共通点。虽然她有时也跟玛格特吵架，但她最亲的还是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她跟彼得却堕入了爱河。安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学习上，闲时也写日记。除了记下生活上经历的事情外，她也写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觉得她不能再谈的东西。后来她对写作的信心增强了，人又成熟了，她开始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对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么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被捕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党卫队长官斯巴鲍华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话。域陀古加和基尔文都被带走并收监，美亚姬斯和禾基治则没有被带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两日后八个犹太囚犯又被转送到荷兰的维斯坦堡。它表面上是一个暂时拘留营，在当时已经有超过十万犹太人曾经被囚在此处。因为被发现匿藏，他们被视为罪犯，要被送去做苦工。 域陀古加与基尔文被囚禁于一个位于阿默斯福特的战俘营。基尔文在七个星期后获释，但域陀古加则在不同的劳改营一直当苦工直到战争结束。美亚姬斯与禾基治曾被秘密警察迫问，但没有被带走。他们后来回到隐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纸张；他们把它们连同家庭相簿收起，姬斯打算在战后把它们还给安妮。在1944年8月7日，美亚姬斯曾找到斯巴鲍华，并希望贿赂他以换取释放囚犯，但遭拒绝。9月3日，他们被最后一次移转，由火车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他们在三日后到达，以性别分开，再也无法会面。在1019个乘客当中，549个人（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气室杀害。安妮当时已经过了十五岁三个月，得以活命。虽然每个从隐密之家来的人都活下来了，但安妮相信她的父亲已经身亡。安妮跟其它没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一样，要脱光消毒，剃头，被纹上一个识别码。白天，她们被逼做奴隶式的苦工，晚上她们都挤在冷得要命的营房中。疾病非常猖獗，安妮的皮肤也感染了疥癣。10月28日，军方开始选移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多于8000个女人，包括安妮、玛格特和爱吉斯·云佩斯，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她的母亲艾迪斯 留了下来。因为大量囚犯被送进来，要开始用营帐收留；安妮和玛格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时使死亡率不断上升。安妮跟两个朋友短暂地重遇——汉妮和 兰特，她们两人都在战争中活下来了。兰特形容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妮说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却更担心玛格特，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 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躲着。安妮对她的两位朋友说，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经死亡。1945年3月，班疹伤寒在集中营中传开，17000个囚犯因此死亡。有目击者说玛格特从她的帆布床中掉下来，因为休克而死亡，数日后安妮也死去了。他们估计安妮的死发生在1945年4月15日，英军光复这个集中营的数星期前。虽然没有确切日期，一般都相信时间介乎二月尾和三月中。战后，有报告称在110000个从荷兰押解到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中，只有5000个得以活命。也有估计指出仍有大约30000名犹太人留在荷兰，大部分都受到地下反纳粹组织援助，当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存活下来。日记出版：奥图一家最后只剩下父亲奥图在大战后存活下来。他在大战过后回到阿姆 《安妮·弗兰克日记》斯特丹，而且知道他的妻子已经逝世，而两个女儿就被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虽然他仍然寄望两个女儿能够活着回来，但于1945年7月，他却收到由国际红十字会传来的信息，表示两姊妹被确认已经离世。后来，奥图的旧下属美亚‧姬斯把一直收藏的日记还给了他。奥图在看过日记后，也表示从来也没有想到安妮在日记中，对往日的生活状况竟有着如此准确和良好的记载。基于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愿是成为作家，奥图开始考虑把日记公开出版。在若干年后，当奥图再次被问起对此事的感受时，他表示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发现，.我从不知道她有这么深刻的想法和感受，... 她从没有表露过这些”。 开始时，安妮的日记都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里头强调了很多次她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聪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与同伴，他们的情况， 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写小说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听到一个Gerrit Bolkestein做的电台广播——他是一个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他说当战事结束后，他会筹组关于战事荷兰人民受压迫的公共纪录。他 也提起过出版信件和日记，所以安妮决定在那时交出她的日记。她开始修正她的作品，删减某些部分，又重写某些部分，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笔记本子已经用完了，开始写另一本活页簿。她为屋子里的所有人起了假名，云佩斯一家成为了贺文，比曹妮娜和彼得·云丹，费兹飞化成为了艾拔·德素。奥图·法兰克用了称为“A版本”的原日记，和称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记一起，出版了日记的初版。他拿走了几篇文章，大多数是用不奉承的词语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 安妮对性的兴趣的篇章。他回复了他们一家的真实身分，但其它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记交给历史学家安妮·罗美，她想出版日记的尝试却都不成功。然后她把日记交给丈夫，他从而写了一篇关于日记的文章，叫“一个小孩的声音”，于1946年4月3日刊在报纸上。他写道：“日记结结巴巴地道出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声，体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可怕，连纽伦堡审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来了出版商的注意，在1947年，日记初版， 1950 年再版。美国的初版在1952年，书名称为《安妮·法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在法国、德国、美国，日记的发行都大受欢迎；但英国却是个例外，在1953 年便已停印。在日本，此书的发行极受注目及好评，初版卖出逾100，000本。而安妮·法兰克在当时的日本，也成为战时受害的年轻一代的象征人物。后来艾拔·赫吉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于1955年10月5日在纽约首次公演，后来赢了普立兹奖。1959年，日记被拍成电影，《安妮·法兰克的日记》 ，无论是评论还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在很多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它被列入学校正规课程中，把安妮介绍给新一代的读者。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发表了所谓的“评论性版”日记。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较，已修订和未经修订的都包含在内。它也包括了对日记真实性的讨论，和附加的，有关这个家庭和日记的历史资料。 1999年，安妮·法兰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积（Cornelis Suijk），宣布他拥有被奥图·法兰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页日记；瑞积说奥图·法兰克在1980年临终前把这几页都给了他。那几页，记下了安妮对父母关系 紧张的婚姻的批评，和她母亲对她的漠不关心。 当瑞积打算卖出那五页日记以替他的美国基金筹钱的时候，惹起过一番不小的争议。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积交出手稿。 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给瑞积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们的手上。自此之后，五页手稿都被收入日记的新版本中。 我看的那本是彭淮栋翻译的，里面人名的音译和百科上的有出入但是读起来也都差不多……

安妮·弗兰克（AnneFrank），德国犹太少女，15岁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concentrationcamp），她的《安妮日记》成为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