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中国植物志

“Flora of China”是中美合作的重大项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吴征镒院士和美国 密苏里植物园皮特·雷文（Peter Raven）院士联合任编委会主席。“Flora of China”并非是《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简单的翻译，而是中外专家联手进行增补和修订，并最终以英文定稿。

科学出版社版本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全书80卷126分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01科3408属31142种 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于才得以2004年10月全部出齐，实现了中国几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夙愿。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植物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国家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必须弄清植物的种类和组成，这就需要编研、出版国家或地区的植物志。中国地域辽阔，山川纵横，地跨热带、亚热带至寒温带，植物种类异常丰富。作为我国植物的户口册和信息库，功载千秋的科学巨著――《中国植物志》是掌握和利用国家植物资源的重要依据和发展有关学科的必须基础，它包括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记载了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我国科学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准备编写《中国植物志》，最早始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他到全国各省区采集了十几万号标本。继后，秦仁昌、王启无、蔡希陶、俞德俊以及其他老一辈植物学家也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其中，秦仁昌在欧洲拍摄的近二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对编写该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4年，胡先骕（Hu Xian Su）首先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他是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但当时由于资金、标本、文献等方面的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1959年 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Qian Chong Shu)、陈焕镛任主编，秦仁昌任秘书长，当年就出版了包括蕨类植物的首卷《中国植物志》。以后历任主编是林鎔，俞德浚和吴征镒。 为深入开展《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由中国科学院主持，联合有关部委和大专院校，先后组织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学等单位上千位科技人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性野外调查考察和标本采集， 到2000年全国各标本馆的植物标本达1700万份之多，为编写该书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基础。《中国植物志》自1959-1963出版了三卷册以后， 停顿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给予专项经费的支持，达446万元。统计表明，一半的书籍在1991至2004年出版。因此，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的。《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共301科3408属31142种。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才得以最终完成。这一协作的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编研工作基于大规模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基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含了许多新信息、新内容，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在国际上是空前的。 该书的作者们，还参加了植物科属的分类、系统、进化等有关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和中科院或省部委奖多项。这些成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植物志》的学术水平。《中国植物志》的全部正式出版，不仅摸清了我国的植物资源，还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例如在商贸、检疫、公安和国防等方面，给国际贸易纠纷和侦探破案等提供有力的帮助。植物分布对地层鉴别、环境变迁和寻找矿藏提供重要信息。此外，在宣传和普及植物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等方面也发挥巨大作用。《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全世界植物学家所瞩目，自198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完成，实现了我国四代植物学家的夙愿，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