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4教材翻译

Nameless Faces一条好汉欧内斯特·海明威那个盲人对酒馆里不同机器发出的声响了如指掌。我不知道他用了多久才把各种机器的声音一一辨清，但这事儿准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一次只在一家酒馆做。不过他在两个镇上都有活，他会在弗拉特先做，一直到天全黑了，·再前往杰塞普。听见有车开过来他就会在路旁停下来，车灯照见他，有时他们会停下车来送他一程，有时则不，径直在冰冻的路面从他旁边开过。(1) 带不带他要看车上有没有坐满，有没有女士，因为瞎子身上气味很重，尤其在冬天。但总会有人停车让他上去，因为他是个盲人。人人都认识他，叫他盲汉，在那一带，这是对盲人表示尊重的称呼，他干活的那家酒馆叫派勒特。就在隔壁又是一家酒吧，也有赌博机和餐厅，店名叫做印岱克斯。这两家店名原来都是山名，两家酒馆都不错，都有那种旧式的吧台，赌博机也都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派勒特的菜肴可能略好一些。盲汉可能喜欢派勒特，因为进门就是吧台，赌博机都沿左墙一溜儿摆放。赌博机集中摆放，他就容易控制，不像在印岱克斯，因为地方大，空间多，机器四处摆放着。这天晚上，外面冷得够呛，他进来时胡茬上还挂着冰柱，那样子看上去不太对劲。(2)连他的臭味也冻住了，但冻住的时间不长，门一关上，他身上又发出气味了。过去我总是不忍心看他，不过那晚我却仔细打量了他，因为我知道他总能搭上便车，我纳闷，他怎么会冻成这样。我终于问他了。“你从哪儿走过来的，盲汉?”“威利·索亚在铁路桥下面把俺撵下车。一直没别的车开过来，俺就一路走来了。” “他干嘛要让你下去走?”有人间。 “说俺身上气味重。”有人玩吃角子机赢了，可没有赢多少。盲汉还是走了过去。那是台25分币的吃角子机，在玩的那小伙子不很情愿地给了他一个2角5分的硬币。盲汉摸了摸硬币，然后放进衣袋。“多谢了，”他说。“你准会赢。”年轻人说：“那敢情好，”说罢又投了个2角5分的硬币进去，再往下拉了一下。 他又赢了，可这次赢了不少。他捞起大把大把2角5分的硬币，给了盲汉一个。 “多谢，”盲汉说，“打得不错。” “今晚咱运气好，”正在玩的年轻人说。“你走运，俺沾光，”盲汉说。年轻人继续在玩，可不再像刚才那样赢钱；占在他旁边的瞎子气味实在难闻，样子又那么惹人厌烦，年轻人终于歇手不玩了，向酒吧间走去。“你想喝什么，汤姆?”名叫弗兰克的酒吧间侍者问我。“酒店请客。” “我想回去了。”“那就先喝上一杯吧。”弗兰克问年轻人要喝什么，年轻人要了同样的酒。是老林务员威±忌。我朝他点点头，举起酒杯，两人都呷了一口。盲汉站在那排赌博机的最尽头。我想，他这是估摸着要是见他在门口，没人会进来。这倒不是他怕难为情。“那个人是怎么失明的?”那年轻人问我 “打架闹的，”弗兰克告诉他。 “我不清楚，”我对他说。“他打架?”陌生人说。他摇摇头。“是啊，”弗兰克说。“他那尖嗓子也是那一架给打出来的。跟他说说，汤姆。” “我从来没听说过。”“对了。你是不会知道的，”弗兰克说。“当然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这儿。先生，那天晚上差不多就跟今晚一样冷。可能更冷些。那一架打得快。我没见到是怎么打起来的。只看到他们从印岱克斯的门里扭打出来。布兰奇，如今叫盲汉了，还有那个叫威利’·索亚的家伙，两人又打又踢，又抓又咬，我看到布兰奇的一个眼珠掉了出来挂在脸上。两人在冰冻的路面上打，路旁都堆着雪，这扇门里，还有印岱克斯店门里透出灯光，霍利斯·桑兹就站在威利·索亚的身后，威利·索亚正要挖那个眼珠，霍利斯不停地嚷嚷着：‘咬下来!咬下来，就当是个葡萄!’布兰奇咬进威利·索亚的脸，狠狠一咬，猛地咬下一块，接着又大咬一口，两人都倒在冰上，威利·索亚掐他的眼睛，逼他松手，就在这时，布兰奇惨叫一声，没听见过叫得那么怕人的。比杀猪叫还吓人。”这时盲汉已经走到我们对面，我们闻到他身上的气味，便转过身去。“‘咬下来，就当是个葡萄，”’他尖声说，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摇头晃脑。“那是左眼珠。他连声警告也没有就把另一只也咬下了。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却狠命踩俺。那才叫惨哪。”他拍了拍自己。“那时俺可真能打架，”他说。“可俺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就咬着我眼珠了。他下手下得巧。唉，”布兰奇说着，不带一点敌意。“这下俺打架的日子也就到头了。”“给布兰奇宋杯酒，”我吩咐弗兰克。“叫俺盲汉，汤姆。这个名字是俺打架打出来的。你都亲眼见到的。就是今晚把俺扔在路上的那个小子。咬眼珠的那个小子。俺两个一直就没和好。”“你拿他怎么了?”陌生人问。“啊，你会在附近见到他的，”盲汉说。“你一见到他就会认出他。俺要让你见了觉得出乎意料。” -“你见了他会害怕的，”我跟陌生人说。“要知道，就为了这，有时俺也希望有双眼睛能亲眼瞧瞧。”盲汉说。“俺只想好好瞧他一眼。”“你知道他现在的模样，”弗兰克对他说。“有次你走上去摸过他的脸。”“今晚俺又摸了一次，”盲汉得意地说。“就为这他把俺给撵下了车。他一点玩笑都开不起。(4) 俺对他说，今晚这么冷，他应当穿得暖暖的，这样他脸庞里边就不会着凉感冒了。他压根儿没觉得这话挺逗。你知道威利·索亚成不了汉子。”“布兰奇，喝一杯，不收钱，”弗兰克说。“我不能开车送你回家，因为我就住在路的那头不过你可以在屋子后边睡。”“你真好，弗兰克。可别叫俺布兰奇。俺不再是什么布兰奇。俺叫盲汉。” ， “喝，盲汉。”“喝，老兄，”盲汉说。他伸出手来摸到了杯子，很准地对着我们三人举杯。“威利·索亚那小子，”他说。“没准一个人呆在家里呢。威利·索亚那小子一点儿不会取乐。”TextB Globalization,Alive and Well美国的特色是什么?伊什梅尔·里德1983年6月23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在昨天举行的每年一度的下东区犹太节上，一位华裔女子在越南杂货店前吃着比萨。在她身边，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家庭正在光顾一辆小推车，车上有两块牌子，写着：‘意大利冰淇淋’和‘阿尔帕拉比犹太食品’。”1983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天，一位诗人在电话里向我描述了他刚刚去过的一个城市。他说该市某处有不少清真寺，都是当地酌伊斯兰教信徒建造的。他说，该城共住有4万西班牙裔美国人，其中许多人前来参加了他的诗歌朗诵会。他说的不是坐落在世界某个神秘地方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他去的城市是底特律。几个月前我去得克萨斯，在达拉斯机场里听见指引乘客上联运飞机的广播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播报航班信息。(1)这一潮流可能持续下去，别忘了，在像得克萨斯这样的西南部的一些州，墨西哥裔美国人是目前最大的少数民族，西班牙语是首选的书面语言，而西班牙风格也一直存在于西部生活中。得克萨斯之行后不久，我坐在位于密尔沃基市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礼堂里，一位耶鲁大学教授——他那些论述非洲文化对美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的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致使他遭到某些知识界人士的摈弃——如同旧时南方福音传道士那样，在过道上走过来走过去，手舞足蹈，还拍击讲桌桌面，在一些对他的表演报以喝彩鼓掌的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位教授是白人。讲座之后，他与‘群全都说约鲁巴语的密尔沃基人交谈，但只有这位教授真正去过非洲。当地一位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一些含有非洲和美国黑人神话中的象征和意象的画作悬挂在当地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第二天我去了那家麦当劳快餐店，拍下了一些坐在画下吃汉堡包的面带微笑的青课文B 美国吸引世界各国的人去它那里。这就导致了不同生活方式的交融，对此不少美国 人感到不安。伊什梅尔·里德却认为，这种不同习俗的糅合既不是新事物，也不是什么 威胁。相反，这正是典型的美国风格。 美国的特色是什么? 伊什梅尔·里德 1983年6月23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在昨天举行的每年一度的下东区犹太节上，一位华裔女子在越南杂货店前吃着比萨。在她身边，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家庭正在光顾一辆小推车，车上有两块牌子，写着：„意大利冰淇淋‟和„阿尔帕拉比犹太食品‟。” 1983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天，一位诗人在电话里向我描述了他刚刚去过的一个城市。他说该市某处有不少清真寺，都是当地酌伊斯兰教信徒建造的。他说，该城共住有4万西班牙裔美国人，其中许多人前来参加了他的诗歌朗诵会。他说的不是坐落在世界某个神秘地方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他去的城市是底特律。 几个月前我去得克萨斯，在达拉斯机场里听见指引乘客上联运飞机的广播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播报航班信息。(1)这一潮流可能持续下去，别忘了，在像得克萨斯这样的西南部的一些州，墨西哥裔美国人是目前最大的少数民族，西班牙语是首选的书面语言，而西班牙风格也一直存在于西部生活中。指的想必就是由欧洲人创造的文明，仿佛欧洲可以被视为完全不受世界其它地区影响似的。借用了土耳其进行曲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法国绘画呢?那些画的创作者可都是深受日本艺术影响的。那些立体主义画家呢?通过他们，非洲艺术的影响改变了现代绘画。还有那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呢?他们为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艺术所深深打动，于是在他们所绘的北美地图上，阿拉斯加使得其它48州显得很小。 经常被流亡中的拥护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指责为采用“西方”方式的俄罗斯人是不是西方文明的成员?千百万祖先为非洲黑人和亚洲人的欧洲人呢，数百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些欧洲国家的非洲黑人呢?这些“欧洲人”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有祖辈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彼侧一个叫做大马扎尔的地方的匈牙利人呢?还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爱尔兰人呢? 就连因为我们的“政体”源自欧洲，所以北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遭到了美国本土历史学家的质疑。他们声称，事实上那些开国元勋，尤其是本杰明·弗兰克林，受到易洛魁族人在欧洲人到来前几百年就已采用的政体的影响。 (2)这样一来，由于人类试图将从狭小屏幕观察政治文化现实得出的看法强加于错综复杂的世界，西方文明就成为又一个令人困惑的范畴——就像第三世界或者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文化那样。(3) 我们知名度最高的小说家最近声称，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这种态度在平民百姓中也有市场，只要看看公共厕所里的涂鸦就知道了：“白人权力”、“黑鬼和西班牙佬可恶”、“希特勒是预言家”。此类带给我们的国民生活如此深重的苦难和绝望、甚至玷污了我们最辉煌成就的态度是如何出现的?这种态度导致了日裔美国公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拘禁，导致了墨西哥裔和华裔美国人遭受迫害，致使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致使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谋杀，被以私刑处死。 在我们的教材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被理想化地描述为最早的美国人，“吃苦耐劳的一批人”，他们严格的行为准则把森林夷为平地，给新世界(一个令美国本土历史学家们耿耿于怀的名称)带来了秩序。他们勤勉尽责，正是他们那“扬基式的机灵”和务实精神创立了职业道德。 然而，那些清教徒生性也有卑劣的一面。他们憎恶戏剧演出，禁止圣诞节庆。他们惨无人道地惩罚他人。他们处死违抗父母旨意的孩子。他们把教会自己如何在一个陌生的世界生存的印第安人屠杀殆尽。(4) 从清教徒那里遗传下来的勤奋和境遇打算促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业社会的建立，但是还有另一面——那就是这个社会对待那些上帝选民以外的人的奇诡可怕的态度。 那些早期的上帝选民们的文化观念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继续被传扬；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给《时代周刊》写信，贬低非洲文明研究的意义；电视网为一档有关梵蒂冈艺术的节目做宣传时夸耀说，这一艺术代表了“人类精神最优秀的成就。” 一天晚上，当我听到一位教师大谈国外课程侵入美国教育体系的威胁时，我真想对着电视机大喝一声：“女士，它们已经来了。”侵入已然发生，因为整个世界已经涌入。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的世界各地的人们从东西海岸涌入，至少已有一万年之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批欧洲人来到这里，把他们的文化添进已经居住着的欧洲、非洲和亚洲移民的文化中，近来又有数百万来自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涌入。 北美理应担负起比充当“西方文明”的储藏库更令人激奋的使命。我们可以成为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汇地。这是可能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与众不同：世界在此交汇。

请采纳~~~TextB Nameless Faces一条好汉欧内斯特·海明威那个盲人对酒馆里不同机器发出的声响了如指掌。我不知道他用了多久才把各种机器的声音一一辨清，但这事儿准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一次只在一家酒馆做。不过他在两个镇上都有活，他会在弗拉特先做，一直到天全黑了，·再前往杰塞普。听见有车开过来他就会在路旁停下来，车灯照见他，有时他们会停下车来送他一程，有时则不，径直在冰冻的路面从他旁边开过。(1) 带不带他要看车上有没有坐满，有没有女士，因为瞎子身上气味很重，尤其在冬天。但总会有人停车让他上去，因为他是个盲人。人人都认识他，叫他盲汉，在那一带，这是对盲人表示尊重的称呼，他干活的那家酒馆叫派勒特。就在隔壁又是一家酒吧，也有赌博机和餐厅，店名叫做印岱克斯。这两家店名原来都是山名，两家酒馆都不错，都有那种旧式的吧台，赌博机也都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派勒特的菜肴可能略好一些。盲汉可能喜欢派勒特，因为进门就是吧台，赌博机都沿左墙一溜儿摆放。赌博机集中摆放，他就容易控制，不像在印岱克斯，因为地方大，空间多，机器四处摆放着。这天晚上，外面冷得够呛，他进来时胡茬上还挂着冰柱，那样子看上去不太对劲。(2)连他的臭味也冻住了，但冻住的时间不长，门一关上，他身上又发出气味了。过去我总是不忍心看他，不过那晚我却仔细打量了他，因为我知道他总能搭上便车，我纳闷，他怎么会冻成这样。我终于问他了。“你从哪儿走过来的，盲汉?”“威利·索亚在铁路桥下面把俺撵下车。一直没别的车开过来，俺就一路走来了。” “他干嘛要让你下去走?”有人间。 “说俺身上气味重。”有人玩吃角子机赢了，可没有赢多少。盲汉还是走了过去。那是台25分币的吃角子机，在玩的那小伙子不很情愿地给了他一个2角5分的硬币。盲汉摸了摸硬币，然后放进衣袋。“多谢了，”他说。“你准会赢。”年轻人说：“那敢情好，”说罢又投了个2角5分的硬币进去，再往下拉了一下。 他又赢了，可这次赢了不少。他捞起大把大把2角5分的硬币，给了盲汉一个。 “多谢，”盲汉说，“打得不错。” “今晚咱运气好，”正在玩的年轻人说。“你走运，俺沾光，”盲汉说。年轻人继续在玩，可不再像刚才那样赢钱；占在他旁边的瞎子气味实在难闻，样子又那么惹人厌烦，年轻人终于歇手不玩了，向酒吧间走去。“你想喝什么，汤姆?”名叫弗兰克的酒吧间侍者问我。“酒店请客。” “我想回去了。”“那就先喝上一杯吧。”弗兰克问年轻人要喝什么，年轻人要了同样的酒。是老林务员威±忌。我朝他点点头，举起酒杯，两人都呷了一口。盲汉站在那排赌博机的最尽头。我想，他这是估摸着要是见他在门口，没人会进来。这倒不是他怕难为情。“那个人是怎么失明的?”那年轻人问我 “打架闹的，”弗兰克告诉他。 “我不清楚，”我对他说。“他打架?”陌生人说。他摇摇头。“是啊，”弗兰克说。“他那尖嗓子也是那一架给打出来的。跟他说说，汤姆。” “我从来没听说过。”“对了。你是不会知道的，”弗兰克说。“当然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这儿。先生，那天晚上差不多就跟今晚一样冷。可能更冷些。那一架打得快。我没见到是怎么打起来的。只看到他们从印岱克斯的门里扭打出来。布兰奇，如今叫盲汉了，还有那个叫威利’·索亚的家伙，两人又打又踢，又抓又咬，我看到布兰奇的一个眼珠掉了出来挂在脸上。两人在冰冻的路面上打，路旁都堆着雪，这扇门里，还有印岱克斯店门里透出灯光，霍利斯·桑兹就站在威利·索亚的身后，威利·索亚正要挖那个眼珠，霍利斯不停地嚷嚷着：‘咬下来!咬下来，就当是个葡萄!’布兰奇咬进威利·索亚的脸，狠狠一咬，猛地咬下一块，接着又大咬一口，两人都倒在冰上，威利·索亚掐他的眼睛，逼他松手，就在这时，布兰奇惨叫一声，没听见过叫得那么怕人的。比杀猪叫还吓人。”这时盲汉已经走到我们对面，我们闻到他身上的气味，便转过身去。“‘咬下来，就当是个葡萄，”’他尖声说，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摇头晃脑。“那是左眼珠。他连声警告也没有就把另一只也咬下了。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却狠命踩俺。那才叫惨哪。”他拍了拍自己。“那时俺可真能打架，”他说。“可俺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就咬着我眼珠了。他下手下得巧。唉，”布兰奇说着，不带一点敌意。“这下俺打架的日子也就到头了。”“给布兰奇宋杯酒，”我吩咐弗兰克。“叫俺盲汉，汤姆。这个名字是俺打架打出来的。你都亲眼见到的。就是今晚把俺扔在路上的那个小子。咬眼珠的那个小子。俺两个一直就没和好。”“你拿他怎么了?”陌生人问。“啊，你会在附近见到他的，”盲汉说。“你一见到他就会认出他。俺要让你见了觉得出乎意料。” -“你见了他会害怕的，”我跟陌生人说。“要知道，就为了这，有时俺也希望有双眼睛能亲眼瞧瞧。”盲汉说。“俺只想好好瞧他一眼。”“你知道他现在的模样，”弗兰克对他说。“有次你走上去摸过他的脸。”“今晚俺又摸了一次，”盲汉得意地说。“就为这他把俺给撵下了车。他一点玩笑都开不起。(4) 俺对他说，今晚这么冷，他应当穿得暖暖的，这样他脸庞里边就不会着凉感冒了。他压根儿没觉得这话挺逗。你知道威利·索亚成不了汉子。”“布兰奇，喝一杯，不收钱，”弗兰克说。“我不能开车送你回家，因为我就住在路的那头不过你可以在屋子后边睡。”“你真好，弗兰克。可别叫俺布兰奇。俺不再是什么布兰奇。俺叫盲汉。” ， “喝，盲汉。”“喝，老兄，”盲汉说。他伸出手来摸到了杯子，很准地对着我们三人举杯。“威利·索亚那小子，”他说。“没准一个人呆在家里呢。威利·索亚那小子一点儿不会取乐。” TextB Globalization,Alive and Well美国的特色是什么?伊什梅尔·里德1983年6月23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在昨天举行的每年一度的下东区犹太节上，一位华裔女子在越南杂货店前吃着比萨。在她身边，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家庭正在光顾一辆小推车，车上有两块牌子，写着：‘意大利冰淇淋’和‘阿尔帕拉比犹太食品’。”1983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天，一位诗人在电话里向我描述了他刚刚去过的一个城市。他说该市某处有不少清真寺，都是当地酌伊斯兰教信徒建造的。他说，该城共住有4万西班牙裔美国人，其中许多人前来参加了他的诗歌朗诵会。他说的不是坐落在世界某个神秘地方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他去的城市是底特律。几个月前我去得克萨斯，在达拉斯机场里听见指引乘客上联运飞机的广播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播报航班信息。(1)这一潮流可能持续下去，别忘了，在像得克萨斯这样的西南部的一些州，墨西哥裔美国人是目前最大的少数民族，西班牙语是首选的书面语言，而西班牙风格也一直存在于西部生活中。得克萨斯之行后不久，我坐在位于密尔沃基市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礼堂里，一位耶鲁大学教授——他那些论述非洲文化对美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的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致使他遭到某些知识界人士的摈弃——如同旧时南方福音传道士那样，在过道上走过来走过去，手舞足蹈，还拍击讲桌桌面，在一些对他的表演报以喝彩鼓掌的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位教授是白人。讲座之后，他与‘群全都说约鲁巴语的密尔沃基人交谈，但只有这位教授真正去过非洲。当地一位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一些含有非洲和美国黑人神话中的象征和意象的画作悬挂在当地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第二天我去了那家麦当劳快餐店，拍下了一些坐在画下吃汉堡包的面带微笑的青年人，那些画挂在美国任何一家著名博物馆里都会增光添彩。麦当劳的经理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不过我觉得挺好，”是他允许当地画家把他们的作品拿到店里展示。这种文化风格模糊化的现象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当今美国教育文化界的特权分子仍紧抱着固有的观念，认为美国属于某种定义模糊的他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实体，他们所指的想必就是由欧洲人创造的文明，仿佛欧洲可以被视为完全不受世界其它地区影响似的。借用了土耳其进行曲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法国绘画呢?那些画的创作者可都是深受日本艺术影响的。那些立体主义画家呢?通过他们，非洲艺术的影响改变了现代绘画。还有那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呢?他们为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艺术所深深打动，于是在他们所绘的北美地图上，阿拉斯加使得其它48州显得很小。经常被流亡中的拥护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指责为采用“西方”方式的俄罗斯人是不是西方文明的成员?千百万祖先为非洲黑人和亚洲人的欧洲人呢，数百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些欧洲国家的非洲黑人呢?这些“欧洲人”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有祖辈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彼侧一个叫做大马扎尔的地方的匈牙利人呢?还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爱尔兰人呢?就连因为我们的“政体”源自欧洲，所以北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遭到了美国本土历史学家的质疑。他们声称，事实上那些开国元勋，尤其是本杰明·弗兰克林，受到易洛魁族人在欧洲人到来前几百年就已采用的政体的影响。这样一来，由于人类试图将从狭小屏幕观察政治文化现实得出的看法强加于错综复杂的世界，西方文明就成为又一个令人困惑的范畴——就像第三世界或者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文化那样。(3) 我们知名度最高的小说家最近声称，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这种态度在平民百姓中也有市场，只要看看公共厕所里的涂鸦就知道了：“白人权力”、“黑鬼和西班牙佬可恶”、“希特勒是预言家”。此类带给我们的国民生活如此深重的苦难和绝望、甚至玷污了我们最辉煌成就的态度是如何出现的?这种态度导致了日裔美国公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拘禁，导致了墨西哥裔和华裔美国人遭受迫害，致使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致使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谋杀，被以私刑处死。在我们的教材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被理想化地描述为最早的美国人，“吃苦耐劳的一批人”，他们严格的行为准则把森林夷为平地，给新世界(一个令美国本土历史学家们耿耿于怀的名称)带来了秩序。他们勤勉尽责，正是他们那“扬基式的机灵”和务实精神创立了职业道德。然而，那些清教徒生性也有卑劣的一面。他们憎恶戏剧演出，禁止圣诞节庆。他们惨无人道地惩罚他人。他们处死违抗父母旨意的孩子。他们把教会自己如何在一个陌生的世界生存的印第安人屠杀殆尽。(4) 从清教徒那里遗传下来的勤奋和境遇打算促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业社会的建立，但是还有另一面——那就是这个社会对待那些上帝选民以外的人的奇诡可怕的态度。那些早期的上帝选民们的文化观念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继续被传扬；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给《时代周刊》写信，贬低非洲文明研究的意义；电视网为一档有关梵蒂冈艺术的节目做宣传时夸耀说，这一艺术代表了“人类精神最优秀的成就。”一天晚上，当我听到一位教师大谈国外课程侵入美国教育体系的威胁时，我真想对着电视机大喝一声：“女士，它们已经来了。”侵入已然发生，因为整个世界已经涌入。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的世界各地的人们从东西海岸涌入，至少已有一万年之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批欧洲人来到这里，把他们的文化添进已经居住着的欧洲、非洲和亚洲移民的文化中，近来又有数百万来自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涌入。北美理应担负起比充当“西方文明”的储藏库更令人激奋的使命。我们可以成为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汇地。这是可能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与众不同：世界在此交汇。

我十九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自己真实的性格。我希望我能说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骄傲，但那将是一个谎言。至少我可以说那天我真实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我对人的总体看法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转了180度的弯。谁会想到第一个改变我看待人性的方式的人竟会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大约一年，我每天上班和下班的行程包括乘坐地铁，然后步行十分钟穿过多伦多市中心。和大多数大城市一样，多伦多无家可归的人口经常聚集在市中心的角落里，乞求行人施舍他们些零钱。像大多数忙碌的公民一样，我学会了无视那些每天乞求我钱的无名小卒。当谈到无家可归的乞丐时，我有限的生活经历使我有了一个假设——你可能在街上，因为你选择了，可能是因为毒品或酒精。我记得那个季节天气特别冷。那是十二月中旬，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我低着头走着，拼命地希望我的办公室离地铁站更近些。我途经一群无家可归的乞丐，不理睬他们，继续往前走。当我穿过皇后大道和扬格街的交叉路口时，我看见他倚靠着坐在一栋楼旁边，裹着几层薄薄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杯子。在我经过他身边时，我听到他用那颤抖的、可怜的声音向我说话。“施舍一些零钱吧？”他问道。“我会很感激你。”我甚至懒得抬头看他那张无名的脸。我简单地想象他走进最近的一家卖酒的商店，用他在那一天设法弄到的的任何一点钱来买威士忌。或者，也许他需要另一种可卡因。显然，如果他曾经结过婚，他的妻子会把他踢到路边，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习惯。看，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我只花了片刻的时间来判断他的生活。“我身上没钱，”我很快地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天的命运好像给了我一个教训。它成功了。就在他旁边几英尺的地方，我偏偏挑了人行道上唯一的一块结了冰的地方走。当我滑倒时，我试着调整身体，这样冲击会发生在我的臀部和大腿，但是不幸的是，我的目标和我对性格的判断一样好，我偏偏在我的右膝上着地。我躺在地上好几分钟，感到一阵剧痛，不知我的膝盖是否骨折了。当我着手处理该如何站起来的问题时，我听到上面有一个熟悉的、粗糙的声音，离我只有几英寸。“你没事吧？”他问道。我立刻就知道这是我刚刚匆匆经过的那个人。即使在痛苦中，我仍然很快地去闻他呼吸中微弱的酒精味。一点酒精味也没有。在我的眼睛开始充满泪水之前，我看到了他眼神中温柔、同情的眼神。他没有醉，也没有毒瘾发作。我握住他的手，挣扎着站起来。他抓住我的胳膊，帮我蹒跚地来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然后立刻坐在长椅上。我腿上的疼痛告诉我，这不仅仅是简单地碰伤了膝盖。我需要照X光片。“我叫迈克，”他说，我试图在长凳上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你真的不应该用那条腿走路。他说：“跌得很重，你真的需要医生检查。”他深切地说。“这辆车经过医院，”我快速地指着我上面的公共汽车标志说。迈克停顿了一下，脸部的变化表示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他的小白杯子。他把微薄的零钱倒在手掌里数了数。他把自己仅有的钱拿给我，他的行为令人不解，我迷惑地抬头看着他。“我知道你没有任何零钱，”他说，“但我总能给你这个。我想这足够让你坐公交了。我很内疚，因为我记得我在几分钟前告诉他的谎言。我转过身去，伸手去拿我的钱包。我掏出钱包，把自己的零钱倒进手掌里。当我在点着那我告诉迈克的根本不存在的零钱时，我觉得迈克的眼睛盯着我。我手上至少有十美元的零钱。我数我数出足够的钱让我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然后转向迈克，给他其余的钱。他把杯子拿出来，我把一把零钱放在里面。我希望我有一些支票给他，但那天我还没去过银行。“谢谢你，”他平静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真诚的“谢谢”。就在他身后，我听见公共汽车开来了。他伸出手帮我站起来。“谢谢，”当公共汽车在我面前减速时，我说。“你照顾好自己，”我羞怯地说。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五分钟之前，我不太在乎他发生了什么。“我会的，”他说。“你照顾好你的腿伤。”“我会的。”我蹒跚着上了公共汽车，靠窗坐了下来。我看着迈克，他紧紧地抓住他的一杯零钱，珍视它，仿佛这是他所收到的第一份礼物。虽然他很感激我，但我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宽慰。这个人在我心里给了每一个无名的人一个名字，半杯的零钱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份太小的礼物。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环保主义在上流社会,对环境的敏感就如同信仰民主、反对整容一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态度。然而,既然从泰德·特纳到乔治·W.H.布什,每个人都声称自己热爱地球母亲,那么,在由议员、选民之类的人以环境名义而提出的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提案、规章和法规中,我们又该如何做出选择呢?显而易见,并不是每一项冠以环境保护名义的事情都值得去做。我们怎样才能分离出最佳选择,并且把我们各自不同的兴趣统一在同一个合理的政策当中呢?有一种简便的方法。首先要区分什么是环境奢侈品,什么是环境必需品。奢侈品是指那些无需人类付出代价就能拥有的给人美好感受的东西。必需品则是指那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拥有的东西。这一区分原则可以被称为理性环保主义的至高原则。它规定,对那些直接威胁人类健康与安全的生态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是环境保护的必需品,而其他则都属于奢侈品。 例如,保护大气层——阻止臭氧损耗及控制温室效应——是环境保护的必需品。近来,科学家报告说臭氧层遭受破坏的程度远比我们先前认为的要严重得多。臭氧损耗不仅与皮肤癌及眼疾有关,而且它还会破坏海洋生态。而海洋生态是食物链的起点,人类则位于该食物链的顶端。温室效应所可能引发的热效应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冰川融化、海岸线被淹没、气候遭受破坏、平原干涸,最终食物消失殆尽。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粮食供养着全世界。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我们难道准备看到衣阿华州变成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气候,而西伯利亚变成衣阿华州的温和气候吗?臭氧损耗和温室效应是人类的灾难,而且是需要紧急处理的灾难,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到人类,且后果很难扭转。理性环保主义——唯一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环保主张——首先公开声明,自然是服务于人类的。理性环保主义是一种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它号召人类保护自然,但是是在人类自我生存得到保证的前提之下。当然,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主张与当下盛行的环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后者已经沉溺于对地球的公然崇拜。有的人甚至声称地球是一个活的生物体。这种环保主义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的,其实它只是感情用事而已。比如,在自然是否友善的问题上,当下的环保主义采取了高度选择性的片面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与自然造成的灾难这一现实是不相协调的。当龙卷风肆虐堪萨斯州,当瓢泼大雨袭击孟加拉国,毁灭了整座整座的村庄,使几百万人失去家园的时候,我对自然的崇拜便停止了。 非感情用事的环保主义是建立在普罗泰哥拉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基础上的。在建立人类权威的过程中,这条原则会帮助我们梳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于环境保护的争议。就以当前关于是否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某一角落开采石油的激烈争论为例吧。环保主义者联盟动员人们反对目前正在试图通过美国国会审议、使这一开采行为变得合法化的一项立法行动。他们散布说美国应该保护并且节约能源而不是开采能源。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非此即彼的主张。美国确实需要征收高额的能源税以减少能源消耗,但同时也需要生产更多的能源。政府的估测表明,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地下蕴藏着美国五大油田之一的可能性几乎到达50%。我们没有寻找安全的方法开采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地下的石油,这看上去是不符合情理的。 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其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对能源的依赖使美国不但付出了金钱的代价,而且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因为可能破坏北美驯鹿的繁衍地而放弃能够以和平手段获得的石油,这是一种十分怪异的感情用事。我像别人一样喜欢驯鹿。如果他们的交配模式受到干扰,我会感到非常遗憾。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是要保护驯鹿,还是要为了避免人们在战争中丧生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面对这一僵局,我每次都会选择人类而不是驯鹿。 我对俄勒冈州的斑点猫头鹰的态度也是一样。我绝不是仇视猫头鹰。如果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保护猫头鹰,我会赞同它应受保护——毕竟,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保持生物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要留住每一种物种。有时候,为了更加根本的利益,我们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生活中美的东西。如果为了保护斑点猫头鹰而让三万伐木工家庭失去生计,我会选择伐木工家庭(包括他们的锯子和砍伐的木材),而不是猫头鹰。 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哪些东西对环境保护是根本性的,哪些是非根本性的。自然受我们的监护,而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尊重自然,也可以开发利用自然。但是,如果人类必须在自身的福利和自然的福利之间作出选择,自然则必须作出让步。只有当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时,人类才应该作出让步。当人类栖息地的完整性(比如大气层或维持地球核心的基本地质状况)受到威胁时,人类就必须立即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当人类受到的威胁不大,不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时,恰当的做法是平衡考虑经济方面和与之相对的健康方面的因素,以便作出适度的调整。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其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保护环境,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的环境感情用事的环保主义者会说这种拯救自然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的确是这样。理性、明确的环保主义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自身,而不是为了自然。有一次,在加州蒙特雷半岛上用餐时,我母亲私下悄悄地对我说:“嫂嫂想做个彬彬有礼的客人,但是装得太厉害了!何必费劲讲究形式上的客套呢?到最后她还是什么都要。 我母亲行事像个“外侨”,即一个移民国外的侨民,因为她已经不耐烦老一套的禁忌和礼数了。为了证明她刚才的观点,她手伸过桌子,把蒜香海鲜拼盘里的最后一个扇贝,连同牛腩排及黄瓜沙拉一起,递给我从北京来的年长舅妈。“拿去吧!拿去吧!”我母亲用中文责备道。预料到她就会这样,就像月亮盈亏周期似的。“饱了,我已经饱了,”嫂嫂低声嘀咕着,眼睛却瞟着扇贝。 哎!”我母亲感叹着说,“没人愿意吃,只能让它坏掉了!”嫂嫂叹了口气,从碟子上拿去了那个扇贝,就好像是帮了我母亲一个大忙,并省去了我们用箔纸将剩菜打包的麻烦似的。我母亲转头看着她兄长——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地方法官,这是他初次来看我们。她说:“在美国,一个中国人可能会饿死。要是你不打破老一套的礼数说你要吃,他们就不会再问你了。”我舅舅点点头,说他完全理解:美国人待人接物快速迅捷,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客气来客气去。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描述的是纽约市内的中国城这一小块文化聚居地的变迁。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中国语言与文化错综交织,使中文十分委婉和客套。中国人是 如此“谨慎和谦虚”,文章开头写道,以至于他们都没有词语来表达“是”和“不是”。我思索着,为什么人们会不断地编造这样的谣言呢?他们把我们描述得就像是唐人街旅游品商店里出售的一批小布娃娃。那些布娃娃的头不停地上下晃动,似乎对一切都心满意足,完全赞同。 生于移民家庭的孩子都清楚,有一种特殊的两难境地与说两种语言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我父母,他们和我说话时中文和英文都用,但我和他们说话时只用英文。“艾米啊!”他们会这样责备我。“怎么啦?”我会回问道。“我们叫你时,不要对我们反问,”他们会用中文训斥道“这是不礼貌的!” 16 "What do you mean?" “你们什么意思?“哎!我们不是刚刚说过,叫你不要反问吗?”仔细想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发现,我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中文并不是什么特别谨慎的语言,也不存在出于客气而对所说的话进行仔细检查的现象。我父母向我提一连串的要求时,总是把一切都表述得清清楚楚:“你当然会成为著名的航空工程师,”他们会鼓励我说,“对了,你业余时间还要做音乐会的钢琴师。”似乎更加强硬的事情总是通过中文倾泻出来:“不能那样!你淘米的时候,必须一粒都不漏。”由于一直同时听着中英文两种语言,故而我对它们之间的任何对比总是心存怀疑,因为我注意到它们各自都有对方所没有的难点。说英文的人会认为中文极其难,因为中文用非常微妙的声调变化就可以表示不同的词语。而英文则常常被认为缺乏一致性,因为英文具有太多不合规则的用法。在我看来,更危险的做法是,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翻译来理解不同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旁观的外人听我母亲说英语,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她对过去和将来这样的时间区别没有概念,或者认为她对人的性别不加区分,因为她提到我丈夫时总是说“她”。如果一个人对此类现象不假思虑,他也许还会概括说,所有中国人都是通过委婉迂回的方式才能说到话题重点的。而实际上喜欢修饰和绕弯子只是我母亲个人的说话风格。 我担心主流社会可能会从一个狭隘的角度、以一种成见看待中国人。我担心这种看似无害的成见实际会导致人们对中国人难以容忍,并成为中国人在高层管理职位或主要的司法及政府部门寥寥无几的部分原因。我担心语言的力量,即如果一个人将一件事说了很多遍,无论其是否有恶意,这件事都会变成事实。这会不会就是我父母辈的中国朋友愿意接受那些对中国人的简单概括的原因呢?“你为什么要抱怨呢?”他们中有人问我。“如果人们认为我们谦虚礼让,就让他们那样想好了。难道美国人不喜欢这种赞誉性的话吗?”我当然相信每个人在一开始都会把这种描述的话当成称赞。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话就会让人恼怒,就好像所听到的只是些经过细微的社交区别过滤后的言辞,诸如“很高兴认识你,我听到许多人都夸奖你”之类的话。这些话不能表达什么新观点,也不能传达什么carefully. “那么中文究竟怎么表达‘是’和‘不是’呢?”我的朋友也许会小心翼翼地问。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纽约时报杂志》的那篇文章。在中文里,没有哪一个字专门用于表达“是”或“不是”,但这并非是因为需要保持谨慎。若的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会说中文里对应的“是”或“不是”的表达通常是针对所问的具体内容而定的。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是否吃饭了,他(或她)会说“吃了”(已经吃过)或“没有”(没有吃过)。你若问:“你停止打老婆了吗?”他会直接就所断定或所否认的假设进行回答:已经停止了,还没有,从来不打,没有老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明了的呢?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住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偏远的地区,那时我所认识的男人们从清晨的第一声公鸡啼鸣一直劳作到日落。他们都是些不起眼的农民、牧羊人,勉强度日,或是焊接工、钢铁工或木匠;他们制作橱柜、挖掘沟渠、开采煤炭,或驾驶卡车,这使他们拥有肌肉结实的上臂。他们训练马匹、填塞炉膛、制造轮胎,站在装配线上将零件焊接到冰箱,或是给汽车发动机上润滑剂。到了傍晚或周末,他们也要同样辛苦地劳作,在自己的一小片土地上耕作,修理出了问题的汽车,修复坏掉的百叶窗和漏风的窗户。在仅剩的闲暇时间里,他们会在当地的啤酒作坊或赛马场附近的酒馆里用盛在廉价铜杯中的啤酒将自己灌得烂醉。我所认识的那些男人的身躯遭受着种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扭曲和伤痛。搬运沉重的物品给他们很多人造成了脊柱病和可怕的伤痛。有些人断了肋骨,掉了手指。在传输带上不停地工作使他们有些人患了溃疡。他们的脚踝和膝盖由于经年累月站立在水泥地上疼痛不已。有些人由于焊接火光损伤视觉感官而遭受部分视觉缺失的折磨。有些时候,打量着他们,我会害怕长大。在我们周围的人中,父亲们看上去总是比母亲们要老。男人衰老得更早,长期遭受着因持续劳作带来的病痛。只有女人才活到年老。还有士兵也是男人的工作。据我所知,他们几乎不工作,但当战争一打响,他们很多人都会出于爱国热情而战死在疆场或异域前哨的堡垒前。这就是士兵的作用——他们就像工具,如同扳钳、锤子或螺丝一样。这些并非男人们唯一的归宿,我从曾经有过的几位男教师、从看书及看电视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那些上电视的男人们——新闻评论员、律师、医生、课征税款的政治家及发号施令的老板们——在我看来就像古老绘画上的人像,遥远而不真实。我不能想象自己长大会变成这些精明世故的人中的一员,就像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变成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君一样。一份奖学金使我得以上大学,这可是我社交圈子里极其难得的荣耀。不仅如此,它还让我能够穿行于为富人家的孩子打造的史上著名的大学殿堂里。就在这里,我生平头一次碰到女人告诉我说男人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把地球上所有的欢乐和特权都据为己有。我被弄糊涂了,要求她们予以解释。什么特权?什么欢乐?我想到家乡大多数男人那种艰难严酷、伤痛累累的生活。人们所说的他们从妻子和女儿那里偷走的东西又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每周五天、每年十二个月,如此三四十年里挤缩在纺织厂狭小的空间里,或是在煤矿下挣扎着从岩石般坚硬的泥土中挖出最后一点煤的劳作的权力?战死疆场的权利?修缮屋顶上每条裂缝和围栏上每个断栏的权利?为一个遥远的城市某个富裕财团垒积钱钞的权利?在遭遇解雇或煤矿倒闭时感到既害怕又羞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满是富人的陌生世界里,我在理解女人们深深的怨怒方面很是迟钝。这是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我就嫉妒过她们。在上大学之前,我所认识的唯一对艺术、音乐或文学有兴趣的人,唯一看上去能够享受一丝自在的一群人就是那些做母亲和女儿的人。而且,她们也不必去参加战争。与父亲们所遭受的狭隘的、封闭的日子相比,母亲们所承担的相对较轻的工作显得更加宽泛一些。她们剪用购物券,探访邻居,在学校或教堂跑跑腿。我仿佛是透过望远镜看到她们的生活,满是闪烁的星星和一缕缕光线,而漏掉了她们生活岁月的真实细节。毋庸置疑,如果我用更具理性的方式审视她们的生活,我就不会那么嫉妒她们了。可在那时,我实在看不出一幢房子能成为什么样的牢狱,因为房子在我看来比任何厂房都更亮堂、更体面。我也没有意识到女人是多么频繁地遭受男人的欺凌,因为这样的事情从未被提及过。即使在那时,我也能够看出一个母亲整日忙碌着应付年幼孩子们的需要是多么地辛苦。但是,作为男孩,如果我那时必须在照顾婴儿和照看机器之间作选择,我想我会选择照顾婴儿。所以,当学校里的女性大吵大囔,谴责我和我所属的性别,说我们霸占着世间的欢乐时,我很困惑。她们要求从性别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认为别的男孩(女孩也一样)也会有我这样的迷惑,只要他们成长于一贫如洗的农村,成长于码头边或工厂附近——成长于任何让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同样苍白和严酷的地方。当我在大学里遇到的那些女子们想到男人的享乐和特权时,她们并没有见过我以前认识的那些男人。这些特权阶层的、共和党男人的女儿们渴望继承她们父亲的权力和凌驾世界的贵族身份。她们渴望能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发言权。而我也渴望这样。我和这些女儿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她们看我时想到的是,我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自出生起就注定可以成为像她们父亲那样的人,从而也是她们实现自己欲望的敌人。但我比她们更清楚,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情感上,我都不是她们欲望的敌人。我是她们反抗行动的同盟者。如果那时我就知道如何把这些告诉她们,或如何在中间做一个调停人,她们会相信我吗?她们能够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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