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师向东是哪里人

词牌子(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 △ △ △ △ 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 △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 △ （本是单三十五字，宋人改为双调。）江城子，唐词单调，始见《花间集》韦庄词，单调三十五字，七句五平韵。或谓调因欧阳炯词中有“如（衬字）西子镜照江城”句而取名。宋人改为双调，七十字，上下片都是七句五平韵。欧阳炯单调词将结尾两个三字句加一衬字成为七言句，开宋词衬字之法。后蜀尹鹗单调词将起首七言句改作三字两句，开宋词减字、摊破之法。晁补之改其名为《江神子》，韩□调有“腊后春前村意远”句，故又名《村意远》。 江城子 秦观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秦观词作鉴赏 此为少游前期的暮春别恨之作。词之上片由“西城杨柳弄春柔”的描写，引起对往事的回忆，抒发暮春伤别之情；下片由“韶华不为少年留”的感叹，到“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的描写，进一步抒发愁情别恨。 首句“西城杨柳弄春柔”貌似纯写景，实则有深意。因为这柳色，通常能使人联想到青春及青春易逝，又可以使人感春伤别。“弄春柔”的“柔”字，便有百种柔情，“弄”字则有故作撩拨之意。赋予无情景物以有情，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杨柳弄春柔”的结果，便是惹得人“动离忧，泪难收”。以下写因柳而有所感忆：“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这里暗示，这杨柳不是任何别的地方的杨柳，而是靠近水驿的长亭之柳，所以当年曾系归舟，曾有离别情事这地方发生。那时候，一对有情人，就踏过红色的板桥，眺望春草萋萋的原野，这儿话别。一切都记忆犹新，可是眼前呢，风景不殊，人儿已天各一方了。“水空流”三字表达的惆怅是深长的。 过片“韶华不为少年留”是因为少年既是风华正茂，又特别善感的缘故，所谓说“恨悠悠，几时休？”两句无形中又与前文的“泪难收”、“水空留”唱和了一次。“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说不登则已，“一登”就这杨花似雪的暮春时候，真正是“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它妙就妙一下子将从篇首开始逐渐写出的泪流、水流、恨流挽合做一江春水，滔滔不尽地向东奔去，使人沉浸感情的洪流中。这比喻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汇合，水到渠成的。 此词写柳，妙“弄春柔”一语，笔意入微，妥贴自然，把拟人手法于无意中出之，化无情之柳为多情之物；此词写愁，妙引而不发，语气微婉，最后由景触发一个巧妙的比喻：清泪、流水和离恨融汇成一股情感流，言尽而情不尽。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苏轼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注释】 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 作者写此词时正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他的妻子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死于开封。到此时（熙宁八年）为止，前后已整整十年之久了。词前小序明确指出本篇的题旨是“记梦”。然而，梦中的景象只在词的下片短暂出现，在全篇中并未居主导地位。作者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并且能以词来“记梦”。完全是作者对亡妻朝思暮念、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开篇使点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悲惨的现实。这里写的是漫长岁月中的个人悲凉身世。生，指作者；死，指亡妻。这说明，生者与死者两方面都在长期相互怀念，但却消息不通，音容渺茫了。作者之所以将生死并提，除阐明题旨的作用之外，其目的还在于强调生者的悲思，所以，接下去立即出现“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词句。“不思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恰好用它来表明生者“自难忘”这种感情的深度。“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二句，马上对此进行补充。阐明“自难忘”的实际内容。王氏死后葬于苏轼故乡眉山，所以自然要出现“千里孤坟”，两地睽隔的后果，作者连到坟前奠祭的时机也难以得到。死者“凄凉”，生者心伤。“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千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漫长广阔的时间空间之中，又隔阻着难以逾越的生死之间的界限，作者又怎能不倍增“无处话凄凉”的感叹呢？时、空、生死这种种界限难以跨越，那只好乞诸于梦中相会了。以上四句为“记梦”作好了铺垫。上片末三句笔锋顿转，以进为退，设想出纵使相逢却不相识这一出人意外的后果。这三句有很大的含量，其中揉进了作者十年来宦海沉浮的痛苦遭际，揉进了对亡妻长期怀念的精神折磨，揉进十年的岁月与体态的衰老。设想；即使突破了时、空与生死的界限，生者死者得以仍然“相逢”，但相逢时恐怕对方也难以“相识”了。因为十年之后的作者已“尘满面，鬓如霜”，形同老人了。这三句是从想象中的死者的反映方面，来衬托作者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幸（包括反对新法而乞求外调出京的三年生活在内）和世事的巨大变化。 下片写梦境的突然出现：“夜来幽梦忽还乡”。就全词来讲。本篇的确是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此句则悲中寓喜。“小轩窗，正梳妆”，以鲜明的形象对上句加以补充，从而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仿佛新婚时，作者在王氏身旁，眼看她沐浴晨光对镜理妆时的神情仪态，心里满是蜜意柔情。然而，紧接着词笔由喜转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两句上应“千里孤坟”两句，如今得以“还乡”，本该是尽情“话凄凉”之时，然而，心中的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相顾无言”，一任泪水涌流。这五句是词的主题：“记梦”。正由于梦境虚幻，所以词的意境也不免有些迷离惝恍，作者不可能而且也用不着去尽情描述。这样，反而可以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结尾三句是梦后的感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慰安。如果联系开篇的“十年”，再加上无限期的“年年”，那么，作者对亡妻的怀恋，不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么？本篇在艺术上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便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由于作者对亡妻怀有极其深厚的情感，所以即使在对方去世十年之后，作者还幻想在梦中相逢。并且通过梦境（或与梦境相关的部分）来酣畅淋漓地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既无避忌，又不隐晦。“不思量，自难忘”，“无处话凄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等句，都反映了直抒胸臆与吐属自然这样的特点。另一特点是想象丰富、构思精巧。作者从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之中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并把过去，眼前，梦境与未来融为统一的艺术整体，紧紧围绕“思量”、“难忘”四字展开描写。全词组织严密，一气呵成，但又曲折跌宕，波澜起伏。上片八句写梦前的忆念及感情上的起伏，下片前五句写梦中的悲喜，末三句述梦后的喟叹。情节，有起有伏；用笔，有进有退，感情，有悲有喜；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再一特点是语言爽快，纯系白描。由于这是一首抒写真情实感的词作，语言也极其朴素自然，真情实境．明白如话，毫无雕琢的痕迹。这样质朴的语言又与不同的句式（三、四、五、七言）的交错使用相结合，使这首词既俊爽而又音响凄厉，恰当地表现出作者心潮激荡、勃郁不平的思想感情。具有一种古诗和律诗所难以产生的内在的节奏感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唐五代及北宋描写妇女的词篇，多数境界狭窄，词语尘下。苏轼此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词来悼亡，是苏轼首创。在扩大词的题材，在丰富词的表现力方面，本篇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本篇完全可以同潘岳的《悼亡诗》，元稹的《遣悲怀》以及南宋吴文英的《莺啼序》前后辉映，相互媲美。补充：苏轼十九岁与同郡王弗结婚，嗣后出蜀入仕，夫妻琴瑟调和，甘苦与共。十年后王弗亡故，归葬于家乡的祖莹。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一次梦见王弗后写的，距王弗之卒又是十年了。生者与死者虽然幽明永隔，感情的纽带却结而不解，始终存在。“不思量，自难忘”两句，看来平常，却出自肺腑，十分诚挚。“不思量”极似无情，“自难亡”则死生契阔而不尝一日去怀。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怎么也难以消除。读惯了词中常见的那种“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柳永）的爱情浓烈的词句，再来读苏轼此词，可以感受到它们写出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类型。前者是青年时代的感情，热烈浪漫，然而容易消退。后者是进入中年后一起担受着一生忧患的正常的夫妻感情，它象日常生活一样，平淡无奇，然而淡而弥永，久而弥笃。苏轼本来欣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这首词表达的感情就是如此，因此才能生死不渝。此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这次梦中的夫妻相会，清楚地打上了生死之别的烙樱梦中的王弗“小轩窗，正梳妆”，犹如结缡未久的少妇，形象很美，带出苏轼当年的闺房之乐。但是十年来的人世变故尤其是心理上的创伤在双方都很显然。苏轼由于宦海浮沉，南北奔走，“尘满面，鬓如霜”，心情十分苍老。王弗见了苏轼，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生活的磨难，对于无意识的梦境，同样起着潜在而深该的影响。末了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 非常欣赏苏轼的这首词。想象着苏轼夜半拭泪醒来，仍恍如不知其妻王弗是真的香魂归来或者只是一个梦？ 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那般地对镜理红装，那般的浅笑盈盈，竟只是十年前的片段？那般的那般又是何时深植于这物逝飞快的十年记忆的呢？ 于是苏轼微叹了口气，满复愁思只换作轻轻地道出：十年生死两茫茫…… 爱情与死亡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有着死亡段落的爱情。 老Rose握着“海洋之心”站在曾经吞噬Jack的雾海上，回想当年划破冰海之夜的字字句句，想说的，只有“十年生死两茫茫”；38岁的渡边在飞机上偶尔听到Beatles的《挪威的森林》，想起曾在直子脑后的发夹，念叨的，也只有“十年生死两茫茫”；陆游如果路过唐婉的坟墓，“错，错，错”已毫无意义，不如插上一支白菊，叹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到痞子蔡有家有室之后，每次喝到咖啡，想起那个一身brown的舞者，脑中浮现的也应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至尊宝会一直记得那个一身嫁衣含恨而逝的紫霞，会忍着心头剧痛而说：“一直有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虽然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曾经相濡以沫的爱人永隔阴阳已经多少个黄昏，思之不得见之，念之不得语之，只留得记忆中残存的欢景愉时，当作泡过千次的茶，反复温习着熟悉的味道，凭吊十年前的红袖添香；“十年生死两茫茫”，“茫茫”的何止“生死”，十年了，一切皆“茫茫”，皆“今非昔比”了。也只有这份感情没有 “茫茫”而去了，即使死者已逝，但生者永记，在每个月明相思之夜，不思量间，自会神回小轩窗，自会肠断短松岗，思念、无奈、悲切、感慨，一句“茫茫”，诉尽心事！ 至尊宝带上紧箍咒前曾经问过观音姐姐，为什么恨一个人可以几十年几百年地去恨，其实爱一个人也可以几十年几百年地去爱。 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让我在过往与现时的纷乱迷离中看到一滴可以保存千年的眼泪，看到一朵香坟前不败的白菊花。 江城子 苏轼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 只渊明，是前生。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 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 北山倾，小溪横。 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 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词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他以自己“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自比于晋代诗人陶渊明斜川之游，融说理、写景和言志于一炉，词中表达了对渊明的深深仰慕之意，抒发了随遇而安、乐而忘忧的旷达襟怀。作品平淡中见豪放，充满恬静闲适而又粗犷的田园趣味。 首句“梦中了了醉中醒”，一反常理，说只有醉中才清醒，梦中才了然，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情怀。此句表明，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苏轼带着沉痛辛酸的心情，暗示躬耕东坡是受政治迫害所致。 “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于一番议论后融情入景，通过对春雨过后乌鹊报晴这一富有生机的情景的描写，隐隐表达出词人欢欣、怡悦的心情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过片后四句以写景为主，极富立体感。这几句中，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给人以超世遗物之感。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是否也会象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呢？那时政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余生存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的结构颇具匠心。首句突兀而起，议论中饱含感情。其后写景，环环相扣，层次分明，紧扣首句的议论，景中寓情，情中见理。结拍与首句议论及过片后的写景相呼应，总括全词，以东坡雪堂今日春景似渊明当日斜川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和逆境中淡泊自守、怡然自足的心境。“都是斜川当日景”，这看似平淡的词句，是作者面对远去的历史背影所吐露的心声。江城子 和凝初夜含娇入洞房，理残妆，柳眉长。翡翠屏中，亲□[1]玉炉香。整顿金钿呼小玉，排红烛，待潘郎。江城子 和凝斗转星移玉漏频，已三更，对栖莺。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含笑整衣开绣户，斜敛手，下阶迎。江城子 和凝迎得郎来入绣闱，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娅姹含情娇不语，纤玉手，抚郎衣。江城子 和凝帐里鸳鸯交颈情，恨鸡声，天已明。愁见街前，还是说归程。临上马时期后会，待梅绽，月初生。江城子 和凝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月，太迟生。江城子 韦庄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檀郎。江城子 韦庄髻鬟狼籍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江城子 朱淑真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俏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江城子 张先镂牙歌板齿如犀。串珠齐。画桥西。杂花池院，风幕卷金泥。酒入四肢波入鬓，娇不尽，翠眉低。 江城子 张先小圆珠串静慵拈。夜厌厌。下重帘。曲屏斜烛，心事入眉尖。金字半开香穗小，愁不寐，恨西蟾。 江城子 崔敦礼吴王台上雨初晴。远烟横。柳如云。门外西风，催踏马啼尘。声断阳关人去□，遮落日，向西秦。不教容易纵归程。语酸辛。黯消魂。且共一尊，相属莫辞频。后夜月明千里隔，君忆我，我思君。 江城子 黄 庭坚画堂高会酒阑珊。倚栏干。霎时间。千里关山，常恨见伊难。及至而今相见了，依旧似、隔关山。倩人传语问平安。省愁烦。泪休弹。哭损眼儿，不似旧时单。寻得石榴双叶子，凭寄与、插云鬖。 江城子 晁端礼幽香闲艳露华浓。晚妆慵。略匀红。春困厌厌，常爱鬓云松。早是自来莲步小，新样子，为谁弓。画堂西下小栏东。醉醒中。苦匆匆。卷上珠帘，依旧半床空。香灺满炉人未寝，花弄月，竹摇风。 江城子 晁端礼石榴双叶忆同寻。卜郎心。向谁深。长恁娇痴，尤殢怎生禁。内样双眉新画得，还印了，在罗襟。相思幽怨付鸣琴。望来音。久沈沈。若论当初，谁信有如今。瘦尽标容羞见也，明镜子，任尘侵。江城子 秦观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锺。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江城子 秦观枣花金钏约柔荑。昔曾携。事难期。咫尺玉颜，和泪锁春闺。恰似小园桃与李，虽同处，不同枝。玉笙初度颤鸾篦。落花飞。为谁吹。月冷风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无定处，重相见，是何时。宋 - 贺铸 - 江城子【年代】：宋【作者】：贺铸【题目】：江城子【内容】：麝熏微度绣芙蓉。翠衾重。画堂空。前夜偷期，相见却匆匆。心事两知何处问，依约是，梦中逢。坐疑行听竹窗风。出帘栊。杳无踪。已过黄昏，缠动寺楼钟。暮雨不来春又去，花满地，月朦胧。江城子 苏轼 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苏轼词作鉴赏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开头三句写山色湖光，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画面。“一朵芙蕖”两句紧接其后，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收到了双关的艺术效果。 从结构上看，这一表面写景，而实则转入对弹筝人的描写，真可说是天衣无缝。据《墨庄漫录》，弹筝人三十余岁，“风韵娴雅，绰有态度”，此处用“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的比喻写她，不仅准确，而且极有情趣。接着便从白鹭似也有意倾慕来烘托弹筝人的美丽。词中之双白鹭实是喻指二客呆视不动的情状。 下片则重点写音乐。从乐曲总的旋律来写，故曰“哀筝”，从乐曲传达的感情来写，故言“苦（甚、极的意思）含情”；谓“遣谁听”，是说乐曲哀伤，谁能忍听，是从听者的角度来写；此下再进一步渲染乐曲的哀伤，谓无知的大自然也为之感动：烟霭为之敛容，云彩为之收色；最后再总括一句，这哀伤的乐曲就好像是湘水女神奏瑟倾诉自己的哀伤。湘灵，用娥皇、女英之典故。词写到这里，把乐曲的哀伤动人一步一步地推向最高峰，似乎这样哀怨动人的乐曲非人间所有，只能是出自像湘水女神那样的神灵之手。 与此同时，“依约是湘灵”这总绾乐曲的一句，又隐喻弹筝人有如湘灵之美好。词的最后，承“依约”一句正待写人，却又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没有正面去描写人物，反而写弹筝人已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仍然静静地立湖边，仿佛那哀怨的乐曲仍然荡漾山间水际。“”人不见，数峰青“两句，用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而又不露痕迹。它不仅意象动人，而且结构上还暗承”依约是湘灵“一句，把上下用典结合起来。”数峰青“又回应词的开头”凤凰山下雨初晴“描写的雨过山青的景象，真可谓言尽而味永。 江城子．题黄州杏花村馆驿壁北宋• 谢逸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扬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注释】①溶溶：水流动貌。②素光：形容月光皎洁。【评解】杨柳浓阴，碧水溶溶。野渡无人，山色淡远。杏花村馆，环境清雅。这首词由写景到怀人；由眼前到过去，又由过去写到现在。通过景物描写，抒发作者怀人的幽思。全词情景交融，委婉含蓄，饶有韵致。【集评】《复斋漫录》：无逸尝过黄州杏花村馆。题《江城子》于驿壁。过者索笔于馆卒。卒苦之，因以泥涂焉。其为赏重如此。薛砺若《宋词通论》：其婉约处不亚少游矣。“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等句，清新韵藉，婉秀多姿。 江城子 五代．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中国历史何其悠长，从仓颉造字到现在中国的汉字数也数不完

李煜(937～978) 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南唐中主 李璟第六子。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风流才子误作人主--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剧人生 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十余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孙李唐庄。故老传说，当年李煜被俘入汴，宋太祖赐宅于斯，宋太宗又赐毒药于斯。所谓孙者，乃逊也，此为李唐逊位之所居。人事沧桑，久经变迁。而今的孙李唐庄，小桥流水，棘篱土院，昔日幽居的小楼早已不复存在了。 ^^谁能役役尘中累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按照嫡长子袭位的封建传统，他绝对没有做皇帝的希望，而且他自己也丝毫不作这样的奢想。他的本志大约就是要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或者做一名经纶满腹的高人隐士。天性儒弱多病，喜文厌武。在其性格构成的诸多因素当中，他更多地承继了父亲李璟的风范。“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他又知音律，善词章，工书画。书学柳公权，十得八九。曾作颤笔樛曲之状，道劲如寒松霜竹，人谓金错刀。又，每常写大字的时候，弃笔不用，唯以卷帛书之，上下左右皆如人意，世谓撮襟书。其画则以翎毛墨竹最为擅长。老于霜皮，烟梢露叶，披离俯仰，宛若古木，自有一派清爽不凡的神韵。他藏书甚富，读书也多。据说，宋太祖平定江南，从金陵馆阁得书十余万卷，且校勘精审，编秩完具。这在五代十国那个极度动荡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那么，在诸书当中，他潜心钻研的是什么呢？旧臣徐铉讲过这样一件事：“（煜）尝从容与近臣曰：‘卿辈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为学为文，莫若讨论六籍，游先王之道义。不成，不失为古儒也。’”巳御制杂说序》）可见，儒家的经典著作是他常修的功课。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思想并没有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所束缚。圣人不是讲“立言、立德、立功”吗？他却只要“立言”，于德治、武功，没有多少兴趣。圣人不是说过“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吗？他并不以“达”为意，也不想为天下黎庶承担什么责任，他一心只要“独善其身”。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身处封建社会的乱世，正如五优十国其他上层文人那样，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实际上在他们精神上已经解体，已经动摇。分崩离析的时代，割据政权的朝夕不保，都使他们缺乏政治进取之心。汲汲顾景，唯恐不及。追求现世快活是人们普遍的心理特征。“冷笑秦皇经远略，静伶姬满苦时巡。”“谁能投投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奏始皇、周穆王，虽然雄视天下，耀威四海，但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堕入尘网之中，只能是自寻苦恼。万古到头终一死，大可不必为了虚名面劳瘁心力。“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倾碗更为寿，深卮递园宾。”瞧！这是多么的自在潇洒。“自出胶库，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议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即位上宋太祖表》）的李煜就是这样描述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理想的。 另一方面，是李煜长兄弘冀的猜忌。史载，弘冀为人沉厚寡言，刚毅果断，常州一战，大败吴越兵，以战功被围立为太子，参决政事。但是，他的某些举动屡进李璟旨意，璟遂起废立之意，弘冀就暗地派人把叔父景遂毒死了。弘冀于自已的同胞兄弟能否相容呢？未必。现传李煜的两首《渔父》词隐约透露出一些消息：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波有几人。 一槕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据传，这两首词题在南唐卫贤所画《春江钓奥图》上。词中歌颂的渔隐生活明显地带有作者的主观情绪，当是他受长兄猜忌而希求避祸心理的真实写照。煜生有奇表，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相貌当也很容易召致弘冀的忌根。大舜、项羽不都是重瞳于吗？一个是圣人，一个是英雄，李煌焉能是等闲之辈？不管弘冀意下如何，李煜为自身计，当亦会竭力躲避政治的。他自号钟隐，又别称钟山隐士、钟蜂隐者、莲峰居士，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朝政。事实上，他也从来汲有想过一生要成就什么政治大业，他一心只要做个文人才子，他的最大希求只在于成就自己的文学才干。如此而已。 ^^天教心愿与身违 历史对人生耍弄了又一个悲剧。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太子弘冀毒杀晋王景遂不久，自己也死了。李煜的其他几个哥哥也都早卒。煜以次改封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立为太子。同年李璟病亡，遂即位于金陵。年仅二十五岁的李煜硬是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此时的南唐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早在周世宗显德五年，李骤就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奉周正朔，尽献江北郡县。璟还给周世宗上表，卑称与周“外虽君臣，内若父子”，随贡金银布帛若干。嗣后，宋代周。慑于大国的威严，璟继续进贡，岁费数万计。据《通鉴》记载：“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去年铸当十大钱及当二钱文。”内优外患，风雨飘摇。一种亡国的紧迫感沉重地压在李煜心头。想振作，想图强吗？谈何容易！以乃父之英武明断，尚不能保社稷于不衰，自己这个懦弱文士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大厦将倾，李煜不仅没有拯救危局的魄力和才能，甚至连这个设想都不曾出现过。“外示恭俭，内怀观望。”这是他做皇帝十五年所奉行的基本国策。即位当年，他就给宋太祖上表奏称：“既嗣宗访，敢忘负荷。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尊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方主一国之生灵，遐赖九天之覆盖。”他希望以自己的一片赤诚，换取宋太祖的宽容之心：他主动削去唐号，称江南国主，请罢诏书不名，贬损一切制度；宋使来唐，他衣紫抱，去瓯吻；他每年从国库拿出大量财物贡宋，名定曰助祭、助葬，名之曰犒师、买宴、贺节令；他还奉宋旨意，写书与南汉主刘鋹，约与俱事宋。开宝六年（973），宋卢多逊来求《江南图经》，李煜深知这是宋将南伐的前奏，但他还是令人抄录一本送去了。宋于是熟知江南十九州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为用兵做好准备。同年，南都留守林仁肇，密言后主，劝他乘宋疲于征讨之时，出师寿春，以复故境。为了替后主起兵作开脱，林甚至说：“兵起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事成国家飨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预谋。”后主胆量毕竟太小了，对此他竟不敢信从，而且听信谗言把林酸杀了。是年，内史舍人潘佑有感于国运衰弱，用事者充位，愤切谏言，连上八疏，词穷理尽。后主大怒，以为是其友李平所激，杀平，佑自刭。佑所上表章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助收河东，因率官朝觐，此亦保国家之良策也。”这话说得十分剀切。于宋，李继既不敢稍事违抗，又不甘心俯首贴耳前去朝觐。他存的是侥幸心理。南唐晚亡一天，似乎他这个嗣主便算尽到了义务，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李煜太天真了。“天下一家，卧提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开宝七年，宋太祖遣李穆为国信使，持诏约煜同阅牺牲，且谕以王师将讨，宜早入朝之意，煜以疾辞。王师将临，煜大失所望，他回报说：“臣事大朝，冀全宗把，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于是修葺城堡，教习战船，开始备战。第二年，宋与吴越会师围金陵，想欲尽室自焚不得，遂率百官亲属肉袒出降。 十五年的屈辱难堪，李煜如何取得心理上的自我平衡呢？放纵性情，耽于声色。作为一国之主，他不仅具有无比优越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无须顾忌什么，大可任情而动，随意而行。还是读一谈他这一时期写下的小词吧：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负溜，酒恶时拈花策嗅。别殿遥闻萧鼓奏。（《浣溪沙》） 那些因春伤怀，感秋落泪，长夜欢饮，宫帷调情，李煜一一写来，勾勒刻画，有情有韵。他这些作品，与其说写尽了风流缱绻，勿宁说是于温馨香软之中寻求一种精神慰藉，寻求自己在政治生活中那被严重扭曲了的自我意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大小周后的爱情。大周后，小字娥皇，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十九岁与煜成婚。煜即位，立为皇后。周后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至于采戏弈棋，也无不绝妙，可称得上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才女。据说，唐代的《霓裳羽衣曲》，至五代已经绝响，煜得残谱，周后与之变易讹谬，去繁定缺，遂清越可听。今传《玉楼春》词正记此事：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丝策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 上片写春殿歌舞的盛况，下片写踏月而归的兴致，夫妻双方都陶醉在艺术创造的天国里。 李煌与周后情好甚笃，只有在与周后的吟商咀羽之中，他才完全意识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才真正体尝到了人世间爱的幸福和甜蜜。周后一死，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昔我新昏，燕尔情好。媒无劳辞，筮无违报。归妹邀终，咸爻协兆。他仰同心，绸缪是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终往告。呜呼哀哉！”他除了作诔作词而外，还有八九首诗，发抒同样的感情。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之后，李煜仍然触物伤怀，不能自持，这在古代君王的艳史之中是独一无二的。 历来有异议的是他利小周后的关系。陆游《南唐书·后纪传》说：“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事幔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患怒，至死面不外向。放后主过哀以掩其迹云。”马令《南唐书·后妃传》又经：“后自罗惠殂，常在宫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道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对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们无意深究。应该看到，李煜作为一位帝王，妻死易人，他无须故作姿态；以李煜性情之率真，他也不会装腔作势。我们不能因为南唐在李煜时代灭亡，就说他是荒淫无道；我们也不能因为历史上的英武之君建立了功业而原谅他们私生活的放荡。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李煜的亡国，不亡于浪漫多情，而亡于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一旦归为臣虏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等一行人被押至汴梁（今河南开封），煜白衣纱帽待罪明德楼下。宋以他屡召不降，又起兵抗拒，封之为违命侯。同年，太祖死，太宗即位，改封陇西公。早在开宝四年，宋太祖就在汴京城南修造了礼贤馆，其目的是为了招煜来降。后赐钱俶。觐见之日，太祖又赐煜冠带器币若干。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家累之重，太宗命增给月俸，另赐钱三百万。煜心情抑郁，务为长夜饮，宋宫每日供酒三石。作为降王，宋帝在生活上并没有难为他。但是他们却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并且百般凌辱他的人格和尊严。《宋史·世家》：“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提令纵观。谓思日：‘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册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掠夺了人家的藏书，还询问人家读书与否，这是侮辱，是对人的自尊心的有意挫伤，又，宋王铚《默记》引龙衮《江南录录》“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驾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明人沈德符《野获编》又谓：“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其事虽贞传闻，也未必毫无根据。若属实，这当又是奇耻大辱，李煜残破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创。羞愧，恼怒，痛恨，后悔，种种情感奔腾汹涌，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这恨是那样深长，那样强烈。他无法摆脱，剪不断，理还乱。他有时拼命饮酒，为的是暂时麻醉一下痛苦的神经，但酒力一过，哀愁忧苦又一齐涌来；他有时又寄情梦幻，一饷贪欢，而一梦醒来，终究是幽凄寂寞。“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他只有用笔，用颤抖的心音，填写一首又一首小调，长歌当哭。 然而，他的心情有时又显得异常的平静。在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巨变之后，他又认真地进行着忏悔：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官娥。（《破阵子》） 家国是父祖开创的，山河又自来美丽多姿，自己哪里认得干戈剑戟呢？“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人生的幼稚，性格的软弱，难道就能葬送一个国家吗？然而事实正是如此。一旦有变，国亡家破，千古蒙羞，那难堪真是难以表述。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内疚，他为错杀了潘佑、李平感到后悔，他为故国的沦于己手感到不安，他也为城破之时没有及早自尽感到心酸。真的，活着倒不如死了，以自身的鲜血洗刷掉昏聩、懦弱和无能。乐不思蜀的刘禅不是享尽天年了吗？是的，他人虽然活下去了，但灵魂早已死亡。仰人鼻息，寡廉鲜耻，那才是真正的昏君。李煜不当属于这一类。他有笔，富有文学才华，他可以用乐府歌辞来发泄愤值心音，来反抗凌辱和摧残，来恢复自己被扭曲了的人性和尊严。人生悲剧的命运和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完美地融汇在一起。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之夜，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他命前妓在小楼作乐，含泪歌唱了这首《虞美人》词。声闻于外，太宗大怒，遂派人送药把他毒死了。李煜之死，自有其悲壮的一面。

1.资料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在政治上属旧党。 2.风格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3.《江城子·记梦》：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4.苏轼的《定风波》的写作背景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 5.《浣溪沙》的写作背景这首词是苏轼43岁（1078）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那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这组词就是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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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2月1日十一月初一 | 简体 | 繁体 | English 使馆服务>展览>综合>汉字展>展览简介 发送信件 存储文件 打印文件 字体：【 大 中 小 】 汉字的起源 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上古黄帝时，史官仓颉根据日月星辰、鸟兽足迹等自然景物创造了汉字。图为仓颉像。 仓颉造字虽只是传说，但据考证，仓颉可能是对汉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第一人。图为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台 中药里的惊世发现 相传1899年，中国学者王懿荣在他吃的中药"龙骨"里发现了距今3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图为王懿荣 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面的文字-甲骨文，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汉字。 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探寻汉字之源 还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汉字吗？让我们来探寻汉字的起源。汉字产生前，中国先民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但是，语言不能传到外地，也无法留存后世。于是，先民们想出了多种记事方法。 八卦：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由符号"-"和"- -"组成的八种图形，分别代表不同的事物。 结绳：在绳子上打不同的结，记录不同的事情。今天，象征着吉祥如意的中国结就是从上古的结绳演变而来。 可以读的图画 文字产生前，原始人常利用图画来帮助记忆、传递信息。图为云南新石器时代原始村落岩画。 新石器时代彩陶缸上的图画：鹳鱼石斧图 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图画文字--纳西文《东巴经》 图画是人类文字的共同起源。看看世界上几种最古老的文字，你会发现它们的原始字形都是图画性的。 原始汉字何处是？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符号就是原始汉字吗？ 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中发现的契刻符号 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000--5000年）中发现的陶器刻符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约4500年）中发现的陶器刻符 丁公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中发现的陶器刻符 最早的汉字在哪里？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而破解这个谜底的人，很可能就是你。 关闭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外联局 网站承建：中国日报网站 设为主页 收藏本站 关于我们 首页 理论前沿 《文化研究》 专题研究 个案研究 学人档案 书评推荐 BBS 视像直击 长篇连载 名家专论 关键词 期刊方阵 学位论文 批评视域 学者随笔 赛伯文荟 最新动态 文论集萃 友情链接 『 最 新 浏 览 』 - [魏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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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想真正破解中国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据说截止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所以才延滞100多年的时间也没有头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独立说”的阴影下在中国境内打转转，起码近几十年是这样。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汉字起源揭迷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推翻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12属相。假如事实如此，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后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古埃及。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称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精彩。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迁”至河南腹地的商朝与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的神秘联系。“东夷”之“夷”尤可怀疑与“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联系。同时，戎、狄、蛮、夷中的其他三者当也与族源有莫大关系。甚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四个中国古代的民族划分与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种划分粗略对应呢？假如夷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红人，则蛮可以是黑人。当然这个划分是很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与人种有关，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做些考虑的。戎人与夏的联系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西来的通道，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与商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认为“夷”字“从弓”，我倒是认为可疑解释为“从蛇”。无论在古埃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蛇缠人或蛇缠绕太阳的图案，皆此谓也。“东夷”为“东方人”是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当初曾经在大约3900年前后其祖上曾经到达美洲，后来部分人不知出于何故重新回到中国并落脚在山东这里，所以他们看起来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渐的接纳整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色彩的独特文明体系。可以说他们有继承，也有在中国本土的自生独创。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一个过程。 三.文字的产生过程 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甚至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皆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之中，相互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之间有文化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认他们之间确实也是有区别的，这才构成意义。同时夏商周之间尽管有更进一步的族源联系，但是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分解模式不难看出，这几个家族本来属于一个大的家族，后来又分化为几个小的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牵涉到时间的先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图，彩陶一，楔行文字数一）。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见鱼崇拜（但是犹太文化里却未必没有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型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附图） 太阳 月亮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图解说）九大星辰在占星术中的表现符号。以上的顺序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难看出他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了这个观察体系的“古老”，月亮这颗卫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原始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约4000年前的这方面证据，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上古时期希腊地区与中国地区陶瓷上面的花纹装饰不同，说明了他们宗教信仰上的某些区别。在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与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几何图案方面得以发展。我想这些宗教思维在远古时代就应该在一些部族中间多少存在，他们也影响了来到中国的人们，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是具有线条与几何图案。然而由于偏于一端，这些陶艺家使这些几何图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见到这些作品也为他们的精美几何图案叹为观止。我说的这些陶器很明显是指以青海、甘肃南部为代表的大约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们常常在惊讶于那些图案精美的同时也突然会问：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为什么不去描绘动物与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于他们的物品以及建筑上面。但是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不过后来动物图案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禁止，逐渐就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图案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比如半坡与甘青两地由于地理上的跨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他是太阳神的眼睛，同时她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话。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特征还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这一点似乎又减弱了他们来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一个中转站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方面值得重新考虑的疑奠点很多 。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实际上夏、商、周取代“尧舜文化”意味着金属时代的到来，陶器时代被取代。生产工具的改变使整个中原地区治水的进程加快、力度增强，所以人们随着新文明的到来，由可以避水的红陶文化聚集的黄土高原渐进中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这由他们的海拔高度上可以看出来：黄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区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东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经是一块烫手山芋，4000年前没有人敢长期定居那里；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里马上成为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中国人由于在一个特定而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早已融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大约在5000-3500年前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寻找何种文字把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是可以随意选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达与之毫无联系的语言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直接采用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这些人却未必一定讲埃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