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市心理咨询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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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数以万计的网友称为“犀利哥”，其实他半点也不犀利，只是一名被社会遗弃、甚至被救济机制遗忘的流浪汉，因为阴差阳错，命运莫名其妙改观。在这个人口流动急遽的年代，或许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流浪汉。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干预和救助机制，挽救了一个“犀利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犀利哥”冒出来。34岁的程国荣穿着父亲遗留下的黑色风衣，两手插在兜里，目光游离地站在院子里。偶尔，他会突然间弯下腰，在酝酿一下之后仰身大喊一声。喊完之后，他就转身走进了自己那间堆满杂物的昏暗屋子。程国荣有一个已经红遍天下的诨号：“犀利哥”。10年前，程国荣孤身一人从家乡江西鄱阳踏上外出打工的长途大巴，随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音信全无。直至不久前，在经历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奇遇后，“犀利哥”程国荣才得以重归故里。家乡的汽车站出站大门口，一幅大字标语仿佛在迎接他：“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只是，此时的“犀利哥”已经迥异于常人——哪怕在阔别多年的至亲面前，也总是一言不发。只有在别人递上香烟的时候，他才会“嗯”地小声回应一声。除此之外，人们在他面前似乎就像空气一样。除了睡觉、吃饭外，“犀利哥”几乎都在那间十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呆着，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桌上满是灰尘的彩电里播出的节目。他总是频繁地点燃一支香烟，狠狠地抽到快烫到手指时才扔掉。“他现在一天要抽四包烟”，姐姐程国珍说，想到弟弟以前流落街头时只能捡烟头抽，她就难过不已。当年程国荣走出家门的时候，还是一个烟酒不沾的青年。现在，他就像瘦弱萎靡的小老头一样毫无生气。这跟他不久前在媒体和网络上像明星一样备受关注的“犀利”形象截然不同。他甚至还不明白已经无人不知的“犀利哥”指的就是自己。沉默的人距离鄱阳县城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三庙前乡柘岭村，位于村口的一片看上去楼龄挺新的楼群中，夹着一座陈旧的低矮砖瓦房。这便是程国荣的家。跟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程国荣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有着总在田间劳作但又总是贫穷的双亲。在村里为数不多还对程国荣有印象的邻居的记忆里，程国荣从小就像他的父母一样沉默寡言。童年时代，跟同村其他孩子一起在山坡上放牛，几乎是他跟同龄人打交道的唯一活动。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活动的旁观者，当别的孩子满山坡追逐嬉闹时，他常常远远地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在农村，没有谁会关注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少言寡语。除了话不多外，程国荣倒是颇受村民好评。“他很勤快，愿意帮助别人，割个草放个牛什么的，只要说一声，他很少拒绝别人。”60岁的村民程文美还能记起程国荣小时候的模样。在弟弟程国圣的印象里，哥哥似乎总是抢着干家里的重活，“下雨天在田里插秧，他能从早干到晚。”国圣比国荣小两岁，但是看起来，哥哥比弟弟老了一大截。小学四年级还没读完时，程国荣就辍学回家了。这个10岁出头的男孩不喜欢读书，学习成绩总是排在末尾，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他似乎更愿意一个人去山间砍柴、放牛来打发时间，哪怕是刮风下雨。新衣服是这个农村孩子最期待的礼物。程国圣只记得哥哥发过一次脾气——有一年的春节，当父亲用一件别人送的旧衣服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程国荣时，“哥哥转身就哭着跑开了。”日复一日，程国荣在枯燥繁重的劳作中长大成人。1998年，他的父亲程广南东拼西凑了两万元，托人说媒从邻村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不久之后，23岁的胡清娇成为了程国荣的妻子。这位同样沉默的农村姑娘也只读了几年小学，她像丈夫一样，每天总是从早到晚地埋头干活。结婚两年，妻子给程国荣生了两个儿子。在带来欢乐的同时，这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每到春节，当那些出门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提着大包小包礼物返乡探亲时，程国荣就会更加沉默。整个春节，他都整天整天呆在家里，不愿意走亲访友。因为身上常常连买一包烟的钱都没有。程国荣家有约七亩的耕地，每年能生产四五千斤水稻，除了留足口粮外，余粮卖出的钱勉强只够购买来年的种子、化肥。如果不外出打工，那些守着几亩薄田老死的农民仅仅能维持温饱。“在农村，这样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程国圣说。1997年，程国荣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到宁波打工的经历。性格内向以及小学尚未毕业的文化程度，让他除了劳力，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和城市进行交换。他只找到一份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的活——帮别人拉灰浆。两个多月后，他空着双手回到了老家，却一字不跟人提及自己在外打工的经历。2000年，已经入不敷出的家庭经济状况逼得程国荣再次外出打工。这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出世不久。临出门前，程国荣告诉妻子，自己不久就会寄钱回家。流浪生涯程国荣又孤身一人来到距离鄱阳县差不多有700公里的宁波市。这是他除了故乡之外唯一熟悉点的地方。在鄱阳县的外出务工青年中，相当多的同龄人都像他一样，只有小学或是初中文化。但他们常常能通过亲戚朋友的引荐成为工厂里的工人，在学到一门手艺之后，如果足够勤奋和机灵，他们就有机会得到职务和薪水上的提升。同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程国圣和他的妻子胡美华就是如此——他们都在浙江省温岭市的一家皮鞋厂里打工。胡美华现在已是工厂的一名仓库管理员，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但程国荣没有朋友，他只能靠自己解决找工作的问题——看到哪里有建筑工地，就走上去问别人招不招工。像上次一样，他又找到一个工地，拉着上百斤重的灰浆在泥泞坑洼的工地上往返运输。离家初期，程国荣每隔两三个月就给家里打个电话。他告诉大姐，自己在工地上干活很辛苦，“估计是觉得自己没有挣到钱，他不愿意多说话。”程国珍说。而对妻子，程国荣还在勉强支撑着男人的尊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妻子说，自己挣到钱了，还当上了老板。“但他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也没有回过一趟家。”程国圣相信哥哥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妻子。两年后，程国荣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连续几个月没有接到电话，不安的家人担心他在外出了事，开始焦急地询问每一个在宁波打工的乡亲，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的母亲、妻子曾经多次借钱到宁波打探消息，在每次钱快花完时，她们又不得不失望地返回老家。直到2008年，宁波市一位网名叫“老馋猫”的市民留意到了程国荣的存在。这位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的年轻人属于城市的主流人群，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住房和轿车。一次偶然的经历让“老馋猫”开始关注城市流浪者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群体——他在街头目睹了一个流浪者和一条狗争食一个被人丢弃的盒饭，人先伸手抓到了盒饭，然后在狗的咆哮声中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塞肉。“这些流浪者渴了就找个水坑捧水喝，饿了就在垃圾箱里找东西吃。”“老馋猫”说，因为长期不与外界交流，这群人逐渐丧失了正常的语言甚至是思维功能，“他们甚至不会乞讨，就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城市里。”这些目光呆滞、衣衫褴褛的流浪者，白天摇摇晃晃地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觅食，晚上就蜷缩在天桥下、凉亭里蒙头睡觉。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他们被人们远远避开。而在政府的救济体系中，这些流浪者通常也是一个个无人察觉的盲点。“老馋猫”不知道该怎样去帮助程国荣，他能做的就是在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时候，跟他们打个招呼，或是递上几块钱。第一次出现在“老馋猫”面前时，已经流浪多时的程国荣正穿着一身女人的服装，走在宁波街头。“老馋猫”递给了程国荣10块钱，以为对方会去买个盒饭。但程国荣转身就到小卖部买了一包烟，然后坐在路边狠狠地抽了起来。问为什么不买吃的，程国荣指了一下身旁的垃圾箱。后来，“老馋猫”才想明白，这个动作是指他能在垃圾箱里找到吃的。垃圾箱是程国荣维系生命的唯一物质来源——这里面有别人扔弃的食品、服装、烟头……在多次碰到程国荣后，“老馋猫”逐渐掌握到了他的行踪——白天就在宁波市商业最繁华的天一广场一带流连，晚上则在附近的人行天桥下睡觉。此后，“老馋猫”不时会去看望一下程国荣，给他买一份盒饭，尽可能地聊上几句。程国荣逐渐感受到“老馋猫”的善意，后者成了他在宁波唯一愿意聊上几句话的“熟人”。心情好的时候，程国荣甚至还会问“老馋猫”自己捡来穿的衣服好不好看。天热的时候，他喜欢穿连衣裙之类的女性服装，“老馋猫”猜测这是程国荣潜意识里希望被人关注的表现。但一提到“家在哪里”的问题，程国荣总是转身快速离开，“他就像在逃避什么似的。”“老馋猫”觉得程国荣的思维有点问题，“他心情不好时有时候会狠狠地用头撞墙、撞电线杆。”在程国荣头上曾经引发众多网友惊讶的“时尚长发”下面，其实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疤痕。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程国荣跟“老馋猫”就这样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离奇回家2010年2月下旬的一天，被社会遗弃多年的程国荣的命运因为一组照片改变了——他穿着那套此后在互联网上被无数人浏览过的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长长风衣，像个模特一样表情冷峻地走在宁波街头，一位当地网友在试用新买的相机时，无意间抓拍到了他的这个形象，并随后将其上传到了互联网论坛上。程国荣“惊世骇俗”的形象迅速吸引来网友的围观，这组照片数日之内便被众多媒体和网站所转载，甚至被网友PS成在T台走秀的酷模形象。而此时，程国荣的家人们刚过完一个沉痛的新年——三个多月前，他的父亲跟他的妻子在打算下田收割水稻时，在村口公路边被一辆轿车撞飞，一同丧命。3月3日，一位邻居跑过来，给这个悲惨的家庭带来“程国荣可能被找到了”的消息。这位邻居的儿子在宁波一所大学读书，他在网上看到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认为很可能就是他小时候见过的程国荣，随即打电话让父亲赶快通知后者家人上网观看确认。得到报信后，程国圣一路小跑冲进了镇上一间简陋的小网吧，他一眼就认出了屏幕上已失踪多年的哥哥，“很激动、很高兴、好心痛。”提到这一次的“见面”，程国圣直到现在还对哥哥的落魄形象哽咽不已。值得一提的是，直到媒体对程国荣的生活和身世进行大幅报道后，这名不知在宁波街头流浪了多少年的落魄汉子，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宁波市政府派出工作人员寻找“犀利哥”，说要让他“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在全民热议“犀利哥”时，只有程国荣自己对“犀利哥”事件一无所知。大量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注让他感到恐慌——不少人开始主动递给他食品、零钱，但也有人嬉皮笑脸地蹲在他身边，摆出各种造型合影，在一次被媒体围堵着拍照时，程国荣浑身哆嗦着说了一句“我害怕”。这次采访后，他突然间逃离了自己以往活动的地方。3月2日，宁波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程国荣平时出没的地方没有找到他，当天，宁波下着小雨，夜间的室外温度只有两三摄氏度。次日，在接到救助站的求援电话后，“老馋猫”也开始寻找程国荣。但寻遍所有认为有可能的地点，也没有看到程国荣的身影。当晚，“老馋猫”把车停在了程国荣以往睡觉的一处地下通道口旁，他想程国荣“晚上总得找个能躲雨的地方睡觉”。此时已是深夜12点，寒风裹挟着冷雨绵绵不绝飘在宁波街头。一个小时后，程国荣晃晃悠悠地朝地下通道走来了。对于“老馋猫”提出要送他去救助站的建议，程国荣哆嗦着一直拒绝。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不去救助站，我就再也不来看他了。”程国荣最终妥协。“老馋猫”说，程国荣也提了一个条件，“他坚持要先走一下路，结果一走就从凌晨2点走到了5点。”3月4日清晨，他们一起走进了宁波市救助站。当晚10点，程国圣跟母亲坐长途客车也抵达宁波。此时，程国荣已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精神病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在这里，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中午，程国荣终于跟自己十年不见的亲人团聚了。“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只想着立刻把他接回家。”像所有传统的中国农民一样，程国圣相信“家”是在外飘泊多年的哥哥最好的归宿。两天后，程国荣回到了早已物是人非的老家。回归社会“可能是因为这些年他的命太苦了，感动了神仙吧。”程国珍直到现在还觉得弟弟回到家的事情就像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她打算等弟弟的神志恢复之后，想办法再帮他娶个媳妇。但她也不知道这还得等多久。被社会遗弃多年，自我封闭起来的程国荣已经丧失了社会交际功能。重新社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剪掉长发，穿上干净衣服，回归家庭的程国荣再也没有了“犀利”的气势。唯一还让他显得另类的是头上戴着一顶有着醒目“PUMA”标志的毛线帽，家人不想让他头上的伤疤被外人看到。吃中午饭时，程国荣的大儿子在记者建议下，害羞地夹了一块肉扔进父亲碗里，但程国荣似乎没有看见一样，只是埋头吃饭。这让儿子很难为情。这个11岁大的小男孩不久前把自己的一部分头发染成了黄色，他觉得这个发型很好看。但在跟陌生人说话时，他几乎从不抬头看人。对程国圣来说，哥哥的回来，既喜且忧。“如果兄长生活上不能照顾自己，对家人便是一大负担，希望社会人士能够给予经济援助。”不过，程国荣回家几天后，当地县、乡政府的领导就登门慰问，并送上社会各界近三万元的捐款。三庙前乡的党委书记叶文华说，乡政府已为程国荣和他的两个儿子办理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在程国荣康复之后，乡政府会为其在附近的工业园区安排一份工作，“在回归社会之后，他还得要自食其力，这才是长久之计。”一次有如神助的“被拍照”，一场网络和媒体上非正常的“被围观”，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救助，让“被犀利”的程国荣原本凄凉的命运在阴差阳错中得以改观。但不是所有流浪者都能像他这样“幸运”。叶文华坦率地说，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像程国荣这样需要救助的流浪者还有很多。他举例说，有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因为没有挣到钱，“宁愿在外面捡破烂也不好意思回家，这些人很容易就成为下一个‘犀利哥’”。非营利性组织、江西上饶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姜福炎正计划为程国荣提供免费治疗。3月14日，他邀请了两位同行一同驾车前往程国荣家了解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犀利哥，而那些文化程度偏低又性格内向的人在受到挫折、伤害之后常常会自我封闭，如果外界不加以干预，他们就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姜福炎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理性正常的社会心态，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干预和救助机制，治好一个‘犀利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犀利哥’冒出来”。姜福炎告别时，程国荣意外地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姜福炎说，这一刻，程国荣就像正常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