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冰凌

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亮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是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是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是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

小时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匾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尖的钢笔里，那个套就更有几分神秘。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里——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

大约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的恨不得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加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炭煤。我想我一定发烧了，我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冷冰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的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的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宁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

我百思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了吗？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了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我拿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出犹如檐下冰棱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匾杏仁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的滚动……罪魁是缝纫机锐利的折角。怎么办呀？妈妈非常钟爱这支体温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

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我默不作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觉察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我已经知道水银很沉重，丢失了水银头的体温表轻飘的像支秃笔）。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的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

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妈妈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情感里留下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不是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一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一撂，丢到垃圾堆里完事。大人和小孩，是如此的不平等啊！

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头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抽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

母亲是严厉的人。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树一样栽在心中。

毕淑敏，女，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注册心理咨询师。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7年，毕淑敏以36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4位，引发广泛关注。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畅销书。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最可怕的是心理咨询师

在我们身边很多家长把“听话”当作好孩子的评价标准。而听不听话，也是家长谈论孩子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有人说，太过“听话”的孩子没有主见，一点都不“听话”的孩子难以管教。那么，我们如何培养既“听话”又有主见的孩子呢？

背景：

峻峻和眺眺是一对好朋友，峻峻是个17岁的大男孩，也是个很听话的乖儿子。眺眺是个16岁的女孩，有点小个性，并非乖乖女。峻峻和眺眺一起学画画，一起参加美术校考。峻峻一切听妈妈的，报什么学校选哪个专业都由妈妈做主。相比之下，眺眺是个不太听话的小刺猬，妈妈帮她选的学校，她P掉了一半。与妈妈据理力争分析后，最终自己又挑了几所学校。峻峻私下与眺眺吐槽，说自己是在帮妈妈考试。眺眺很神气，说妈妈帮她报的学校都是她自个儿真正想考的学校。

最后一天考试，峻峻和眺眺相遇了，发生了一件事。听话的乖儿子和不太听话的小刺猬的表现截然不同------

情景再现A版：

乖儿子，为何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峻峻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清华美术学院的艺术招生校考。8：30开考，7：45分家长就按要求提前把孩子送入了考场。第一场考色彩，孩子们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来来往往，手里提着小水桶在接水，做考前准备工作。

离开考还有一段时间，送考的家长终于松了口气，聚集在考场对面的大坪里，默默地盯着对面考场的动静。突然，峻峻和同学眺眺出现在二楼的走廊上，他们紧靠栏杆嘀咕着。家长们都发现了两个孩子的异样，纷纷抬头望着他们。见大人们都盯着自己，峻峻缩回身子躲了起来。而眺眺挥手大声喊道：“峻峻没带水桶！”峻峻妈当即蒙了，不知如何是好。“还不赶紧去买水桶！”眺眺妈拉着她就往校门口跑。她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买好水桶并顺带买了一大瓶水（节约打水时间）。送到考场入口，却被监考老师拦了下来。

“峻峻，还不赶紧下楼接水桶！”眺眺吼了峻峻一嗓子，峻峻这才慌里慌张跑下楼。直到儿子接过水桶进了教室，峻峻妈还按着胸口不停地喘气。

事后，妈妈的处置方式：三个小时后，考试结束，峻峻走出考场。妈妈问他发现没带水桶时，明明知道妈妈就在楼下，为何不早点喊？儿子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那么多家长站在坪里，我不敢，也不好意思。“考色彩连水桶也不记得带！也不晓得你脑子长到哪去了？”妈妈一路训斥着峻峻：“这么大了真是一点用也没有！”

心理咨询师点评：峻峻色彩考试忘了带水桶，明知妈妈就在楼下，却不敢向她求助，更不懂得还可向身边的监考老师求助。而是暗自纠结，不知所措。直到眺眺进了考场，才悄悄说出自己的困境。峻峻表现得非常胆怯和退缩，缺乏一个十七岁男孩应有的自我决断能力和担当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够自信，也可能害怕妈妈责备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很可能是他的意见很少被父母肯定，很少得到父母的欣赏。他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那怕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想得最多的是不要给妈妈丢面子。而峻峻妈事后的处置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她没有就事论事引导孩子，而是责备峻峻没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只会让峻峻对她更没有信任感，遇事也更没有勇气和信心作出决断。

情景再现B版：

小刺猬，你的勇敢比考上清华更令妈妈骄傲

16岁的眺眺学了六年美术，她理想中的大学是清华美术学院。今天，她终于要走进清华美院艺术校考的考场。同伴们都早早进了考场，眺眺却还慢吞吞地走在路上。眺眺的脚步比往常要慢得多，还一再要求陪考的妈妈不要走得太快。妈妈轻轻一笑，放慢了脚步，对她说，是呀，时间还早得很，咱们不急。

同学成成的妈妈见到眺眺母女，着急地催促道，别人都进去了，你们咋这么慢？眺眺赶紧跑呀！眺眺咧嘴一笑，有点不买账地说，“阿姨，我知道考试时间。我还想吃个鸡蛋再进去呢！”成成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眺眺妈，没好气地说：“你家孩子真不听话，你也不管管？”眺眺妈淡然一笑，陪着眺眺继续慢慢往前走，边走边说：“孩子自个儿心里有数，不用我太操心呢！”成成妈自觉无趣，只得讪讪地走开。

眺眺一进入考室，同学峻峻就悄悄对她说：“我没带水桶。”“没带水桶？”眺眺一听急了，冲他说：“你妈就在楼下，赶紧告诉她呀！”峻峻摇摇头说算了，我就不用水，直接画吧。“你傻呀！没水怎么画？”眺眺说着，就把峻峻拉出考室，站在走廊上冲楼下大喊：“毛一峻没带水桶！”楼下峻峻妈得到讯息，立即买来水桶解了燃眉之急。

事后，妈妈的处置方式：考完吃午饭时，眺眺向妈妈讲述。说峻峻当时不仅不敢求助，还怪眺眺为什么喊那么大声，弄得900多名家长都看着自己。眺眺妈用大拇指在女儿脸上点了点，对她说，你今天真勇敢真果断，这比你考上清华更让妈妈感到骄傲！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同学，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你还要像今天一样做！就算妈妈或峻峻妈不在现场，只要敢于求助，不但监考老师会帮助你们，场外还有很多认识你们的家长，我相信他们也会热心向帮。总之，今后偶到任何困难，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一定要像今天这样大胆求助。眺眺又告诉妈妈，说自己去帮峻峻，耽搁了打水，还是同学李源帮她打好的。妈妈拍拍眺眺的肩说，你看，你们同学之间的感情多好呀！在关键时刻都能互相帮助。所以，不要把同学当竞争对手，而是要视作一起面对困难，并肩作战的战友。眺眺妈还与眺眺聊了面子的话题，告诉孩子，别人的'评价其实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见。

心理咨询师点评：从眺眺进入考场前后的表现，以及事后与妈妈的交流，可以看出她是个非常有主见有思想，又十分果敢的孩子。她在进考室前故意放慢步伐，其实是在舒缓紧张情绪。而面对其他家长的责备，她又很淡定，并且坚持了自己的计划。而眺眺妈妈非常包容理解孩子，她有自己的原则，不盲从其他家长，在女儿受到批评时，懂得如何呵护。所以，眺眺对妈妈非常信赖。而事后，母女俩的交流更显珍惜。妈妈对女儿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向女儿强调，遇到困难时要大胆求助。同时因势利导教育孩子，不把同学当竞争对手，而是要视作战友，一起面对困难，并肩作战；不要太看重别人的评价，而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见。从眺眺母女的沟通方式可以看出，母女俩的交流十分融洽，眺眺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跟妈妈说，妈妈总是给予肯定和鼓励。正是因为妈妈的认可和肯定，眺眺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表现如此勇敢机智。

别把“听话”当作教育孩子的捷径

心理咨询师：冰凌一笑

自古以来，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懂事，是人见人爱的好孩子。但“听话”真的应该成为好孩子的标准吗？

“宝宝，乖------”“宝宝听话就给你买好吃的。”这些可能是爸爸妈妈使用率最高的口头禅，也是管教孩子的不二法宝，可以说屡试不爽。听话的乖孩子总会得到表扬和奖励，而不听话的孩子轻则挨批，重则受罚。家长或教育工作者为何喜欢听话的孩子？因为这样更容易“操控”孩子，也更让自己省心省力，少了很多麻烦。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欲望，让我们把“听话”当成了教育孩子的捷径。

那么，太过“听话”的孩子，会有什么特症呢？被大人天长日久灌输“听话”的观念，他们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认为父母师长的话都是对的。他们变得唯唯诺诺，生怕出一丁点的错。遇到问题要么找爸妈解决，要么如峻峻一样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由于听话的孩子从小被压抑天性，缺乏自我。长大后容易变成唯唯喏喏的平庸之辈。由于经常盲从，他们也缺少创造力、自主性和决断能力，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非常被动，还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或强迫症状。

据德国心理学家海查的实验证明，那些从小就不太听话，敢于表达想法和意愿的孩子，相对于听话的孩子，他们长大后意志更加坚强，做事更有主见，敢于承担更多责任，也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精英。心理学研究认为，孩子太听话或者太叛逆都是不正常的。只有父母与孩子形成良好的沟通、互动关系，孩子才会既听话，又有主见。

首先，家长要把爱孩子与控制孩子区分开来，要明白，孩子总有一天要独立，要与自己分离。因此要节制自己的控制欲望，不让自己的爱将孩子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只有这样，父母才会理解孩子也有独立人格，有表达意见的权力，有时可以“不听话”。

其次，家长要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不搞一言堂，凡事大人说了算。要充分尊重孩子，多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愿意和喜好。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多给孩子自主选择权，培养孩子的决断能力。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决策，倾听孩子的意见，让他感受到被重视。孩子的意见被父母采纳，他们就会感觉被肯定，会逐渐形成与父母的良好的亲子关系，也更有可能拥有良好的沟通。

第三，要给孩子说“不”的机会。允许孩子提反对意见，并说出理由。鼓励孩子多作尝试，在具体过程中，可以给孩子提出合理的建议并加以指导。如果尝试成功，给予充分肯定，即使失败，也要与孩子共同面对，并完全接纳孩子。这样孩子就不会因害怕不成功而表现怯懦。

第四，要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家长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是非”观，设定底线，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触碰的，在孩子心中逐步形成行为评判标准。孩子按照这个标准，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学会自我控制，也学会听话与否。

总之，家长要把握孩子“听话”的度，在生活中遇到问题，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表扬支持孩子的主见，尊重孩子的选择，并适当满足孩子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既听话，又有主见和决断能力的孩子。

焦裕禄（1922～196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干部。山东博山人。1964年5月14日卒于郑州。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秋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队到河南，历任中共尉氏县委宣传部干事、大营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团郑州地委副书记等职。1962年6月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调任兰考县委书记。时值该县内涝、风沙 、盐碱三害严重，粮食产量降到历史上最低水平。为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他在身患肝癌的情况下，与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改变了兰考的面貌。被誉为“党的好干部”。

焦裕禄（1922～196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干部。山东博山人。1964年5月14日卒于郑州。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秋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队到河南，历任中共尉氏县委宣传部干事、大营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团郑州地委副书记等职。1962年6月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调任兰考县委书记。时值该县内涝、风沙 、盐碱三害严重，粮食产量降到历史上最低水平。为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他在身患肝癌的情况下，与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改变了兰考的面貌。被誉为“党的好干部编辑于 2020-04-25曹浩聊情感资深心灵咨询师已回答4556人问题我要焦裕禄的事迹（简单） 专家在线解答问题直播中老师的回答太专业了~我要焦裕禄的事迹（简单）心里疑惑解开了，谢谢老师咨询后好多了说的很准，感恩感谢老师指点咨询后心情好多了~老师很耐心的回答问题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老师说的很准主播老师人很好推荐大家来看解决了我的问题，很感谢非常感谢老师心情很抑郁怎么办回答真的不错挺专业的强烈推荐大家看看老师回答真的不错查看全部11个回答— 你看完啦，以下内容更有趣 —我要焦裕禄的事迹焦裕禄事迹介绍（一） 第一部分 在急风暴雨中成长 内容提要：一九二二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家军阀打过来，派捐要款；这家军阀打过来，抢粮抓夫，闹得民不聊生。就在这年八月十六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 焦裕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万恶的旧社会。他饱赏了人间的苦难。后来，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他参加了民兵，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 一、大苦仇深 渴望翻身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焦裕禄的家庭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焦裕禄十几岁时，日本鬼子侵占了山东博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被迫到黑山煤窑当小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得到的仅仅是一点橡子面，别说是养家糊口，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 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当工友们不幸死亡的时候，焦裕禄的心比针剌还要难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焦裕禄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人间狼穴。他逃荒要饭跑到江苏宿迂县，不得不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长工。焦裕禄进一步受到了残酷折磨，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地主还逼他干活。 这阶级仇、民族恨，在焦裕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5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裕禄的家乡解放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劳动人民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心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对学习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经常带领民兵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敌军一出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在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x团x营驻”、“x团x营x连驻”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大吃一惊，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增援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三、随军南下 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 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没有排练时间，他就边行军边背台词。休息和宿营时，他就抓紧时间集中排练，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群众异口同声的高呼，“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经常在彭店古会上作政治宣传。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分了地主的土地。 对彭店出现的新局面，盘踞在彭店边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亲自带领四百多匪兵，杀气腾腾地向彭店村扑来。当时，村里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来支长枪。焦裕禄同志镇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个组，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民兵掩护。当敌人离村子只有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蜂涌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这声势，以为遇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突然接到情报：敌七十五师准备扫荡我五分区，抢收麦子。为了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敌人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敌人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仓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隆隆的炮声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火线上，解放军战士英雄杀敌；火线下，人民群众奋力支援。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 焦裕禄同志对担架队员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自己积极带头，埋头苦干，以模范行动影响别人，使运输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这个大队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决定的对敌策略是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党的政策和策略发挥了巨大威力，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从此，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巨大胜利。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廉区长。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焦裕禄同志没有犹豫，力挑重担，在实践中摸索，在干中学习。一上班，他口袋里就多了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党的大事和团的业务。多少个夜晚，他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学习党的建团决议，党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和团内文件。 焦裕禄同志善于做青年的知心人。他每次下乡，总是随身背着那把南下时带的二胡，给乡村里的青年伴奏。他对青年情同手足，青年有什么困难和想法总要和他一起拉拉。由于工作需要，县、区绝大多数团干部经常被抽出去做党的中心工作。一些同志认为，团的工作难做，搞不好中心，党委批评，搞不好业务，上级不依，存在着畏难情绪，不愿做团的工作。焦裕禄却形象地说：“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是头颅，团是手足，一个人只有头颅，没有手足怎么能行呢？” 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禄笑着说：“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第二部分 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内容提要：一九五三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解放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文化低，科学知识更差，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深切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时，他是优秀党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职工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调度科长时，大家热情地称他为、“政治科长”。最后终于由外行变内行，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一、新的课题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党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同年7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根据。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后，焦裕禄决心从头学起。厂里要抢修一条由金谷园车站直达建厂的金矿公路。任务重、时间紧，新组合的班子和调来的干部都没有修过桥和路，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焦裕禄吃住在工地，认真帮助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施工进展，检查工程质量。 1954年8月，金矿公路刚刚通车，厂党委决定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当时，个别干部因家庭有困难，怕学习坚持不下去。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强调家庭有困难的同志也都到哈尔滨考工业大学去了。他们在哈尔滨复习课程时，刻苦钻研工业管理知识，为由外行变为内行奠定了理论知识的基础。 二、成为管理工业的内行 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焦裕禄同志又被分配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焦裕禄问起重机厂的同志：“学会工厂中的管理业务，得多长时间？”对方说：“有一两年时间大致可摸到点门儿”。焦裕禄决心加快步伐，缩短实习时间，整天同工人一起劳动。凡是同管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他都刨根问底。有时为弄清某个零件的加工过程，他一连跑几个车间。为了早日掌握工业管理知识，他一面跟调度员学调度，一面跟计划员学安排生产计划。一次，他要求计划员让他自己安排一次计划试试。计划员觉着焦裕禄同志实习才几个月，不可能编好计划。焦裕禄看他有点犹豫，便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在一边看着，我安排错了，你马上纠正。”计划员无法拒绝，只好让他试试。结果，焦裕禄竟很快就把计划编排好了，而且编排的既周密准确，又切合实际。 1956年7月至10月，《起重机厂报》连续发表了题为《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等焦裕禄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发动群众，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意见。 同年11月11日，《起重机厂报》登载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的消息，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12月，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这十条工作经验是：(1)要依靠群众；（2）要发扬民主；(3)要经常总结工作；(4)要学习政治；(5)要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6)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7)要依靠党的领导；(8)要搞好团结；(9)要学习党的政策；(10)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厂党委采纳了这十条经验，改进了管理方法，调整了生产。 1956年底，焦裕禄同志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的设备安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厂党委却已经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了突破难关，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实在困极，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制造出了。因为生产成绩显著，1958年底，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又任厂里的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他工作起来细致、踏实，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困难和问题。在他随身携带的兜兜里，经常装着好几种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记载着各车间的情况。从生产任务，设备条件，劳动力量，以致哪个工人有什么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抓人的思想，跟着他再重再难的任务，我们都乐于接受”。 就这样，焦裕禄同志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地就成了管理工业的内行。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一） 内容提要：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一、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机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二） 二、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雨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踡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后来，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就这样，一个“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村住队蹲点。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同志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的领导，感染了全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三） 三、亲自掂一掂“三害”的份量 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幸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杆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四） 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除“三害”斗争开始以后，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焦裕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同志亲

额头与额头相贴毕淑敏(女,生于1952年,当代作家。)著 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烁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是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是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在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小时家中有一枚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扁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尖的钢笔里，那个套就更有几分神秘。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大约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夹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炭煤。我想我一定发烧了，我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宁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我百般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了吗？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了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我拈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生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扁杏仁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地溅动……罪魁是缝纫机板锐利的折角。怎么办呀？妈妈非常珍爱这支温度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决不会打碎。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妈妈回来了。我默不做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察觉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我已经知道水银很沉重，丢失了水银头的体温表轻飘得像支秃笔。）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妈妈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感情里留下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不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一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一摞，丢到垃圾堆里完事。大人和小人，是如此的不平等啊！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头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母亲是严厉的人。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一片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树一样栽在心中。终于，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根体温表。那一瞬，我脸上肯定灌满贪婪。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需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一位老人生日蛋糕上的银蜡烛。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是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温度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跌跪。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颤颤噤噤不敢上前。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籽。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只体温表吧！他们慨然允诺。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妈妈，你看！我高擎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它像一只苍鹰，在我心中盘桓了十几年。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摄氏46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拓展：关于《额头与额头相贴》一只小小的体温表，一场出于好奇闯下的童年祸事，一个妈妈试探孩子体温的吻，记录下了发生在女儿和母亲之间的一段日常情感故事。长大后的“我”一直惦记着被自己打碎的母亲的体温表，并用特别的方式把它带回给了母亲。“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却发现在这个偿还给母亲的誓愿里，位于中心的并非温度表，而是母亲给予我们的“额头与额头相贴”的温暖。

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烁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是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是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在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 小时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便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笔尖的钢笔里，那个套就更有几分神秘。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大约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夹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碳煤。我想我一定发烧了，我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宁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我百般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了吗？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我拿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见背后发出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扁杏仁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地滚动……罪魁是缝纫机锐利的折角。怎么办呀？妈妈非常珍爱这支温度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发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妈妈回来了。我默不做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察觉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我已经知道水银很沉重，丢失了水银头的体温表轻飘得像枝秃笔。）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妈妈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感情里留下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不失手打碎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一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渣一摞，丢到垃圾堆里完事。大人和小人，是如此的不平等啊！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抽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跟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母亲是严厉的人，在我的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一片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像树一样载在我心中。终于，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支体温表。那一瞬，我脸上肯定灌满贪婪。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需要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一位老人生日蛋糕上的银蜡烛。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是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温度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柱内，马耳朵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跌跪。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颤颤噤噤不敢上前。军医们从马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籽。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只体温表吧！他们慨然允诺。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妈妈，你看！我高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它像一只苍鹰，在我心中盘桓了几十年。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摄氏四十六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