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税务师三所所长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刺激，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制夷”，即抵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 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 ,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 ,从客观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外国经济入侵起一定的抵制作用

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 会 长 姜 信 男 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副局长副会长 张占英 男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王勇生 男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刘志忠 男 尤尼泰（北京）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侯亮钧 男 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纪检组组长郭洪荣 男 北京洪海明珠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尹永茂 男 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副巡视员傅瑞增 男 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副巡视员周绍君 女 北京泽瑞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王 进 男 北京鑫税广通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李记有 男 北京致通振业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石 君 男 北京盛胜税务师事务所所长秘书长 傅瑞增（兼）第三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名单副秘书长 冯广明 男 北京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主任李华斌 男 北京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副主任廖少贵 男 北京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副主任

晚清统治集团之所以在转移打击重点之后，立即“借师助剿”，根本原因是深感自身虚弱，急需外力扶持。晚清军队不仅在与英、法侵略军交锋中，充分暴露了腐朽与无能，以至造成“京师沦陷”、“皇帝北狩”的惨痛失败，不得不以炮口下的城下之盟屈辱地结束战事；而且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也同样暴露了腐朽与无能，致使太平军兵锋横扫大半中国，强烈动摇了它的统治。面对这些事实，晚清统治集团起初既不愿承认腐败，也不愿承认落后。但内外战争中一系列失败，使晚清最高统治集团亲身尝到了洋枪洋炮的苦果，不得不正视现实，承认武器装备的落后，开始萌生购置、仿造西方枪炮、船械的设想，企图以此“自强”壮大统治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当太平军以凌厉攻势东进上海之际，为保卫它的财富要区，借用外国军事力量遂在拟议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决定借师助剿之前，某些地方官绅早已在本地区推行这种政策。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人民起义的壮大，一些地方官绅为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和政治权势，已开始借用外国军队助剿。早在1852年，太平军攻打楚南之际，已有人提出请洋人“入江助剿”（3），后因两江总督沿江阅兵而中止。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后，英、法侵略者虽表面宣告“中立”，地方官绅仍千方百计请英、法、美等国向小刀会施加压力，并由法军用大炮轰击上海县城，加速了小刀会起义失败。不久，两广总督叶铭琛又请英国侵略军协助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使其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关系中一种微妙的变化，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官绅在人民起义打击下，为维护自身权益所表现的新动向，从而显示了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晚清中央之所以做出“借师助剿”决策，正是地方官绅长期以来“请夷助剿”方针的延续和发展。1861年，太平军东进江浙，兵锋直指上海之际，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一片恐慌。主持军务的恭亲王奕欣奏称：“上海为南省税务总汇之区，浙江宁波、杭州失陷以来，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势，且其地为中外杂处，万一发逆与外国勾通，则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则税项无出，军需不继，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况闻发逆制造战船，为纵横海上之计，更恐滋蔓之势延及北洋三口。天津密迩京畿，万一再有变更，办理尤为棘手”（4）。这里，清廷首先注重的是财税及由此而牵动的东南战局；进而怕太平军象洋人一样纵横海上，进攻北京。其惊恐之态，跃然纸上。地方官绅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更为担忧。在官者有守土之责，失守之罪固不待言；在绅者，身家性命所系，心情尤为急切。五口通商以来，上海迅速成为中外杂处的大都市，中外富商云集；在人民起义打击下，江浙地主豪绅又多逃往上海自保，遂使其地成为中外反动势力麇集之所。太平军进军上海，击中了反动统治阶级要害，当地官绅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一是派人赴曾国藩大营请师东进；二是频频与驻沪英、法文武官员接洽，“请师助剿”，很快在江苏巡抚薛焕支持下，形成中外会防局面。清廷立即予以支持，并不等总理衙门与英、法公使筹商出结果，即以军务至紧为由，著薛焕会同当地士绅直接“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并声明：“但於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5）。这一决定，遂使“借师助剿”政策由地方上升到中央，使清廷由默认地方暗中进行发展到公开支持地方实施。清廷之所以急于“借师助剿”，还在于对刚刚罢战的英、法侵略者怀有难于启齿的恐惧，期望它们由“中立”，变为太平军的仇敌，成为清廷剿杀太平天国的帮凶。自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来，确有一些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等出入太平天国领域，有的刺探太平天国情报，有的想在太平天国攫取权益，有的则帮助太平天国购置军火器械，甚至有的与太平军并肩作战。不过，此前限于英、法等国“中立”或与之处于交战状态，清廷只有暗中防范或制造事端挑拨离间而已，对外国人在太平天国的活动却无可奈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俄等国军队纷纷表示愿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清廷上下立即将其作为难得的机遇紧紧抓住。清廷认为“今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是大好时机，“自应姑允所请，作为牢笼之计”（6），迅速派奕欣、文祥等与各国公使筹商。地方大员曾国藩等也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7）。目的在于既免腹背受敌，又可借助洋人力量从中渔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为清廷实现“借师助剿”提供了可能。中外《北京条约》的签定，使英、法、俄、美诸国攫取到一系列特权，中外关系趋于缓和。侵略者深悉清廷的虚弱，为使条约上的特权得以尽快兑现，不仅要继续对它施加压力，而且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扶持。因为，不少地区处于太平天国统治之下，如果不扶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许多权益就难以兑现。因此，《北京条约》签定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对策由“打”转为“拉”，公开撕去“中立”伪装。它们有的馈赠枪支，有的帮助训练军队，有的露骨地表示愿出师助剿。特别是太平军攻打上海，严重触犯了侵略者的既得利益，他们遂公开与清政府站到一起围剿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