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审计师周有光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享年112岁！今天上午，曹可凡通过自己的微博透露了这一消息。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周家祖籍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业。道光年间太平军起，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与后来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

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2013年，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 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2015年，周有光迎来了110岁大寿。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接受采访时称赞周老“心态很好”。他表示，老人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昨天是周老的112岁大寿，网友们纷纷通过微博等平台向其发送祝福，不曾想一别竟成永夜。

周有光目录基本介绍人物事迹百岁新稿主要著作成果解读众人评价[编辑本段]基本介绍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祖籍为江苏宜兴，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后来迁居苏州。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参加制订聋人教育用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1963年公布）和汉语手指音节设计。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开讲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第1版，1979年第3版，1985年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0年开始，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委员之一。出版《新语文的建设》（1992）、《新时代的新语文》（1999），阐述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双语言生活、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出版《中国语文纵横谈》（1992），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原则（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1980），出版《汉字和文化问题》（2000），倡导研究现代汉字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北京大学先后开设现代汉字学课程。发表《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1983），阐述按词定字的原理和拼音变换汉字的原理，提倡以语词、词组和语段为单位的双打全拼法，使拼音变换汉字技术代替字形编码，1983年制成软件。1997年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提倡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理解汉字的历史地位；提出六书有普遍适用性、文字三相分类法；对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清华大学等校采用作为教材。1989年83岁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2000年出版《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阐述世界四种传统化的历史比较和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2001年选取90岁后发表的部分文章编成《周有光髦耋文存》，提倡华夏文化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先后共出版书籍20多种，发表论文300多篇。退休后，著述不断，2005年亦有《周有光百岁新稿》一书出版。曾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编辑本段]人物事迹从《西游记》到《资本论》周有光的祖上在江苏常州是望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书香门第，藏有很多书，“不过全是文言的。”作为出生在晚清的周有光，小时候接触的依然是《三字经》之类的书，“那时我们家的书很多，随便我看，但书都是文言，我都看不懂，小时候我对《三字经》也不感兴趣，”给周有光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游记》。“我们那一代人，小孩子认得几个字以后，都喜欢看《西游记》，不像现在可以看的东西多了，我们以前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周有光却自言自己看《西游记》是看了两遍才看懂的，“读书是件很好玩的事，第一遍看不懂，不要放弃，看第二遍，也许就能看懂了，”就是通过这样的阅读，周有光认为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就提高了。”1923年，周有光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那是教会学校，图书馆随便去看，那时我不仅看中文书，也看英文书，”那时的周有光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由此便决心阅读《资本论》，“对我们来说，《资本论》很重要，但是那时没有中文的，我埋头苦干阅读英文版，结果看不懂，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内容看不懂。”由此，阅读的乐趣往往就跳跃在第一遍的不懂到第二遍的懂之间。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1956年，周有光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那是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另一间是老伴和我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而周有光也只能将书放在半间书橱内，“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铭》中写道：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书橱与菜橱功能合一的境遇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好转。当时，周有光所在的单位建造新简易楼，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间，9平方米，也就功能独一地做了他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了。”书桌虽小，书橱却很大。在这个9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在窗口放小书桌，入口放个沙发，其余之地全是周有光的书架。周有光嫌这个书房小，进而，四个房间全都被布置成以书架为主，书成了这个家的主角，“我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因为放了家具就不能放书了。”尽管四间房子全被用来藏书，但周有光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书无斋，“我国外亲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们都有书房。什么叫书房呢，不仅有看书、写文章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的地方，等于是个小图书馆。我这是破房子，是有书而无斋。”沈从文叫他“周百科”从小时候开始，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事实上，周有光还有“周百科”的外号，那是拜连襟沈从文所赐。而在大学时，周有光与百科全书的情缘就结下了。当时，大学老师指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些篇章作为周有光及其同学必须阅读的课外读物，“比如说世界历史，就告诉我们下课到《不列颠百科全书》看哪些条目。”“这部书非常好。一个题目，简简单单给你讲，而如果去看书，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本书，看百科全书反而可以节约时间，”周有光自认《百科全书》的作用非常大，“对我非常有用，其实对每个人也有用。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你可以先了解大致情况，然而再查看其他比较专业的书。”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语言学家的“前世今生”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周有光解释，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亚当·斯密斯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离休后，周有光开始随便看书，主要看世界历史、各地研究文化问题的，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书架上也多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历史不是全球化的，这两本书却有全球化的眼光。”人与书，俱不老尽管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书房很破旧，但书却很时髦，往往引领潮流。这也难怪，周有光书架中书的来源很多都是漂洋过海的。“现在做学问，你不看外国书是不行的。”由此，周有光在国外的亲戚朋友经常给他从国外书店买书、寄书。直到现在英文版的《年鉴》是周有光每年必买的书之一，“我每年都从外国买《年鉴》，因为要查阅资料。”也正因为有着国外书籍的补充，周有光书架上的书颇为时髦。三年前，《世界是平的》就已经摆进了他的书架中。那是本英文版的，在《世界是平的》被译成中文版前，周有光就已经接触了弗里德曼关于“世界是平”的思想。周有光书架中时髦书籍还有《张氏四姐妹》，英文版的。周有光的妻子是张氏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前不久《合肥四姐妹》中文版出版。而周有光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看了这本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书，“这种书在外国人看看还是好的，中国人看就不够味了。因为外国人写中国的东西，常常不地道，这不能怪他们，文化是有差异的。”尽管周有光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不过对于新的文化现象他一点都不陌生。在他的书架中就有于丹的书，甚至连批驳于丹的书也一并俱全。“于丹论《论语》的书我也看，包括批评她的书我也看，于丹做了个通俗化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周有光还专门写了文章，“现在许多人都骂于丹，如果从学术水平来看，于丹并不是最高的。但于丹做的不是学术工作，是科普工作，把孔老二的学问给大众，这是件好事。”[编辑本段]百岁新稿往今来，学术界、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都有一些被称为大师的人。人们崇敬大师，但往往并不清楚大师“大”在何处。我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身上感受到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前些时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百岁新稿》。日前，他将此书封寄于我，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写道：“文喜先生指正。”我现在工作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周有光先生自20年前开始就担任这所大学的顾问。去年春节时，我代表学校领导去给他拜年，恰逢《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当即将此书赠我一本，当时在书上题写的就是“文喜先生指正。”一年之内，他两次赠书于我，而且两次要我“指正”，我真的是受宠若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是地地道道的无名小辈。他却如此对待，其谦逊之胸怀可见一斑。周有光先生已经103岁了，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他肯定已是老态龙钟、朽气十足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除了稍微有些耳聋之外，其它方面都“平安无事”，而且思维清晰，充满活力。何以如此？不妨讲两个我所知道的小故事。一是：周有光先生刚从上海调来北京时，住在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建造的一所小洋房里。说是小洋房，但分配给他的房间其实很狭小，而且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就此，他专作《新陋室铭》予以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二是：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周有光的想法则与此不同。他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于是，他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在他92岁的时候，有位小朋友给他送贺年卡，上面写的是：“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见了这张贺年卡，他高兴得三天没睡着觉。以上这些，已让我十分惊奇了，但让我惊奇的还远不止这些。譬如，他依然在坚持学习。他说：“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他甚至把孔夫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改成了“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于是，退休以后，他阅读了大量专业以内和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他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尽一切可能教育别人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前一时期，为大兴学习之风，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在历届学员中开展了“学习之星”评选活动，并编写、出版了《“学习之星”风采录》一书。就此，他专门致信学校说：“这是知识化时代的号角”，“祝逻大朝着‘大兴学习之风，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步步前进！”[编辑本段]主要著作《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社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橘田广国。《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阁教授译本。《汉语拼音词汇》（主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订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编本。《语文闲谈》（初编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续编上下）1997年第1版，（三编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2种）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资本的原始积累》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了解中国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人类文字浅说》“百种语文小丛书”，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周有光合著，“双叶集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汉字和文化问题》费锦昌选编，“汉字与文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宪一教授译本。《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周有光髦耋文存》北京三联书店。《周有光百岁新稿》 新知三联书店。《汉语拼音 文化津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编辑本段]成果解读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研究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其成果主要有：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二、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三、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四、研究中文的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编辑本段]众人评价周先生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论学术思想他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周先生所以能够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从世界来看中国。——苏培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国亮、周有光等九位百岁老校友，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奋斗书写自我，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周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后来他的确跳出了自己。他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到世界文字发展、比较文字学，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研究结果出了三本书。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系统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是很有帮助的。——周晓平（周有光之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找的，复制答案者后果自负，小心.

说句不好听的，他到底对语言学有什么贡献？拼音方案是一群人的努力成果，何独他成了拼音之父？找谁说理去。况且拼音方案只是应用语言学，语言学的一个小分支。综合而论，王力，黎锦熙，陆志韦，罗常培，吕叔湘，甚至丁声树，魏建功，再往前章黄学派里的章太炎，黄侃，钱玄同，以及早就闻名的赵元任，李方桂，甚至王力门下几大弟子，黄侃门下搞传统语言学的几大弟子，哪一个不比他学术贡献大。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拉长，搞古文字的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一系的学者，传统小学的洪诚，徐复，北方的陆宗达一系的人，乃至东北的王凤阳，社科院吕叔湘一系的，著名中青年语言学家丛书的作者们。看看他的著作，除了早期几本小册子，除了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他有什么拿的出手的真东西来吗？真正学语言学的，有几个人写文章会引用他的东西？他的出名，不外乎有钱，曾经的贵公子；跟苏州张门结亲，有谈资；骂了几句共产党，成了某些团体力捧的对象；最重要的，活的长，死的晚，只要把同时代人都熬死了，自然就成了大师。可惜，学术史的评价不掌握在媒体的手里，自有定评。类似周有光这样行内不过如此，行外捧上九天的人，其实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