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审计师

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女儿杨静远是英语翻译家。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

一、杨汝梅杨汝梅（1899年8月——1985年9月）男，汉族，河北省磁县人。1920年毕业于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北京交通大学前身），1921年夏前往美国留学，是学校派往美国得第一批留学生。在美国就读于密歇根大学，主修经济学并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26年攻读哲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底回国后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讲授《会计学》。1927年夏调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务长兼《会计学》教授。后历任光华、齐鲁、沪江等大学教授。1949年去香港，1950年在新亚书院先后任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及会计长等职。中文大学成立后曾任大学商学院院长及系主任等职。后即转往浸会学院任教并担任商学院院长等职。杨汝梅用英语所著的《商誉及无形资产》(Goodwill and Intangible Assets)一书，成为他的成名之作，蜚声于欧美会计学界。杨氏还是我国最早列入世界名人录的会计学者。该书问世后，受到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的重视，后由施仁夫先生译成中文，于1926年列入当时潘序伦主编的《立信会计丛书》出版，并定名为《无形资产论》。无形资产的会计理论以及它的会计处理方法，开始在我国广为传播。会计学中关于商誉和无形资产的研究和实务处理，是一个很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杨汝梅先生的著述和研究，不但在时间上是相当早的，而且对于健全我国工商企业的管理与会计科学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杨汝梅教授是我国公认的著名会计专家之一，对会计理论的造诣精湛，为我国会计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早在1926年就著有《商誉与无行资产论》一书，为美国财经学界所称许，引起当时财经各界的重视，该书直至1978年还作为《现代会计发展》丛书重印发行。杨汝梅教授任教50年，桃李遍及国内外。现在“我国研究会计帐薄学说的人，没有早于杨汝梅的，也没有比杨汝梅更精通于此学说。”---叶开琼 “杨汝梅（众先）是中国会计学者进入世界会计领域，成就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第一个人。”---李宝震二、顾准 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6岁时，初次走上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之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三、潘序伦潘序伦(1893-1985),因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五，宜兴丁蜀镇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国外会计界誉为中国会计之父。他14岁时，父亲去世，得长兄伯彦(古文学家)的教益很多。序伦12岁前读私垫，后入蜀山小学，毕业后，考进上海浦东中学，经常考第一名，颇得校长黄炎培的赏识。当他15岁将要毕业前夕，因抗议某教师而举行的交白卷风潮，被开除学籍。之后，转入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后，进南京政法大学，不到两年，学校因故被勒令停办。不久，他考进了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无线电收发班，毕业后被分派到海军某舰上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可他无意久留，退出军籍，辞去职务。后来，曾到南京造币厂当过翻译员，又回到家乡做中小学教员，他立志出国留学，得到黄炎培的支持，进入圣约翰大学。1921年毕业，得到文学士学位，同年学校保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选学了会计学科，因而奠定了一生从事会计学研究的基础。他在哈佛大学，勤奋苦读，放弃了假日休息与游览娱乐，经常是一只面包一杯开水充饥，争分夺秒地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从宿舍到教室、到图书馆，终日只是与书为伴，终于在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1924年，潘序伦学成回国，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主任等职。1927年，创办了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并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和创办会计学校。他从实践中深深感到开展会计师业务，首先要取信于社会，因之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句，将潘序伦会计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事务所。1927年，他先举办簿记训练班，因学生人数大增，为适应需要，后又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主要著作：《立信会计丛书》《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会计概要》《新编立信会计丛书》《成本会计》《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公司登记规则》《公司会计》《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国营企业会计概要》《基本会计学西方会计》《基本会计学》《会计学》《审计学》《所得税原理及实务》《通用簿记教程》《政府会计》经典名言: 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诚。四、谢霖谢霖 (1885-1969年) (字霖甫)，教授，江苏武进人，男。我国会计界先驱，知名会计学者，我国会计师制度的创始人，会计改革实干家和会计教育家，中国的第一位注册会计师，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办者，中国会计改革的先驱中国会计师制度的拓荒者。少年东渡日本，攻读明治大学商科，1909在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应试经济特科，清政府收入商科举人学衙。因才华过人，深受当局重视，先后派任大清银行(即后中国银行)总司帐，交通银行总会计，四川总督署文案委员，四川劝业道商务科长等职。在任商务科长时，即举办商务传习所，自任所长讲授复式会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新式会计人才。由当时教育家胡元聘为两湖明德大学教授，讲授复式会计，著有《薄记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先于《银行会计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记帐的著作，对学生启迪很大。谢霖教授以“母实业而父教育”的宗旨，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同时，十分重视会计教育。他在热心教育事业，建立会计师制度，改革会计制度，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和传播会计知识等方面，为我国会计科学发展和会计工作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1912年总结两行会计改革实践，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编著了《实用银行会计》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为小商店设计了《改良中式帐》，著有专辑，使小商店在结帐、纳税时具有规范的数据。他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会计一举成功，震动了经济界，全国工商企业争相效法，使我国由传统的单式记帐向科学的复式记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为借贷复式记帐法在我国的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谢霖于1918年6月上书旧农商、财政两部，建议设立“中国会计师制度”。农商部是当时北洋政府主管全国工、农商业经济的部门,认为谢的申请“有利商民”,很快同意,并委托谢霖起草了《会计师暂行章程》10条。《章程》规定:凡中国人民年满30以上、大学经济学科毕业主修会计的,或曾在资本50万元的银行或公司任主要会计人员5年以上的,经农商部批准,即给予会计师证书,准其开业,办理会计的组织、查核、整理、证明、鉴定、和解等事务。于同年9月7日（也有资料说为9月6日）公布试行。同时向他颁发了第一号会计师证书，是中国第一个会计师。也曾被孙中山大总统聘为孙中山陆海大元帅府的会计长。191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去北京大学讲授新会计，后又任教于上海商学院、光华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商学院、铭贤学院等。五、徐永祚 徐永祚（1893—1961）又名玉书。金石墩（今属祝场乡）人。先后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神州大学。曾任上海《银行周报》编辑、主编，上海银行公会书记长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会计科长。他经济知识渊博，会计业务精通。民国12年（1923）在上海设立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后改名昌明会计事务所），并举办会计培训班，普及新式簿记知识。当时尚流行中式簿记，他编著《改良中式簿记》一书，出版后颇受工商企业欢迎，纷纷采用。又主编《会计杂志》，经常介绍国内外财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在30多年的会计师活动中，对提高工商业财务会计管理水平起了相当作用，被公认为名会计师。民国26年（1937）“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上海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前线，他经手所有捐献财物的进出证件和帐册。后来被日寇侦悉，将其逮捕监禁，再三逼问财物所在；他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 新中国成立时，他应邀赴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上海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