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这些做法社会工作者

宋朝时期开封人口超过100万，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时，欧洲最大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 北宋时期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七朝古都。北宋时期，定为都城，发展达到了顶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外城周长50里165步（宋代三百步一里，1步=米），约为华里。人口150余万，相当于今日开封市的三分之一人口。 汴梁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北宋时，杭州就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大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说，“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到了南宋，作为一国之都，临安城人口迅速积聚。临安府九县上户口的人就有124万，而同一时期（公元13世纪），伦敦只有2万人，巴黎有4万人，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过10万人口。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临安人口为“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到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这是临安府九县的户口总数。这还不包括不下十万人的军队人数，以及为数众多难以统计的流动人口。庞大的城市人口，可以从当时临安城的粮食消费量上得到佐证。《梦粱录》云：“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武林旧事》统计：“宋时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临安城里最大的综合性中心商业区，当属御街。全国各地名产皆集散于此，商贾穿梭往来，一派繁盛。从皇宫北门和宁门外（今万松岭南侧的凤凰山脚路口）出来，沿着御街，两侧商肆林立。除了御街外，专业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内外。竹竿巷，南宋时杭城编篱插花之细竹在此集市而得名；马市街卖马、皮市巷卖毛皮、菜市桥是蔬菜集散中心……而与清河坊毗连的高银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宝市场，买卖动辄以万贯计，故得名。 中国古代的人们,根据每年气候节序的变化及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在这些节日里,举国上下,人们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或游戏娱乐、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灵,内容相当丰富多彩。 到了北宋,随着当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各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春节）、寒食为三大节’,宋廷规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务五天。另外，圣节、上元、中元各三天，休务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腊日，各放假三天。诸大祀，皆假一日。节日过得格外隆重。 宋朝时期娱乐业极为普遍，十分发达。 瓦市 娱乐场所称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艺演出的场所，多位于人流量大，繁华热闹的地方，利于宣传和盈利。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用栏杆围成圈，以幕布围起来），一个大型瓦舍里多达五十余座勾栏，可容纳数千人之众。每个勾栏里演绎的节目也不同，诸如有说唱（话本）、曲艺、杂技（踏索、吞铁剑）、傀儡戏、口技、相扑、耍猴等等。娱乐业遍地开花，从官方到地方，从民间到军营，无处不在。时殿前都指挥使（首都戍卫部队司令）杨和王，他在军营里面弄了个瓦舍，招揽一大批民间艺人和歌舞演员，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问军队。 据各种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有瓦市二十多处，积善坊巷、后市街、乌龙巷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娱乐场所，其中位于今众安桥南的北瓦规模最大，《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分别演出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瓦子的初夏，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瓦子的存在，增添了城市的生气。 歌曲 娱乐业中，大众娱乐极为发达，突出表现在词上。宋时，诗才是纯文学。词属于市井俚曲，靡靡之音，乃低俗艺术，跟今天的流行口水歌是一个性质。当时最著名的词作家不是苏东坡，而是柳三变。他“奉旨填词”，但凡有井水的地方必有柳永歌词。词亦有职业演唱者，就是歌妓，她们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人。 小唱 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 “小唱”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嘌唱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 所谓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说: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 杂剧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 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傀儡戏 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 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三国时已有偶人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则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 《东京梦华录》中已载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名目。《梦粱录》：”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伶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 影戏 影戏，亦称“ 影灯戏 ”。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东方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起源于唐、五代，繁荣于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宋高承 《纪原·博弈嬉戏·影戏》：“ 少翁 夜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彷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封台》：“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 鲁迅 《集拾遗补编·书苑折枝》：“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 旅游业 《朝京里程图》，驿路商店有售，价格便宜，童叟无欺。这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与今日导游图类似。图上标注了风景区的客栈、餐饮店、厕所等，大大方便了人们出游。宋代旅游业也有一定规模，各大城市经常举办“旅游节”，招揽游客，譬如开封的菊花节、洛阳的牡丹花节。洛阳牡丹花节时，比过年还热闹，城中所有居民，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皆插花。此节日一直持续到花谢为止。 色情行业 宋朝色情业空前发达。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本来是女歌舞演员，由于从事歌舞音乐的乐户毫无地位，逐渐沦为性工作者。有宋一代，名妓林立，她们分别是：刘娥、甄金莲、谢玉英、琴操、李念奴、朝云、宇文柔娘、敫桂英、苏小卿、阎惜姣、谢素秋、李师师、花想容、莘瑶琴、梁红玉、谭意哥、严蕊。 东京汴梁近一万家风月作坊，成为一大税收支柱产业。不仅有女妓，还有男娼。很多落魄子弟，不思进取，甘心卖肉。这种特殊风月作坊，时称“蜂窠”。宋徽宗政和年间，官方出台告示禁止，“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24062元RMB）。”女娼不能禁何况男乎？所以政令渐渐失去作用。南宋时期，此风更甚，临安新门外一带就是著名的男娼区。南宋著名词作家周密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 北食 北朝的肉食以羊肉为主。馒头、包子、饼是北方人的主食，虽然南食及川饭在汴京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北食的主导地位。汴京有许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马家羹店、史家、桥头贾家瓠羹店，都是以卖羹为主的食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头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馒头有“在京第一”的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包子有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馒头店，吃食有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另外还有油饼、胡饼店，这些饼店的规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专业化。《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云：凡饼店，有油饼店、胡饼店。若油饼店，则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则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唯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 南食 南方人吃鱼多，临安城内外的鱼店，不下一两百家。南食店所售，则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等，这些饮食店，“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菜蔬精细，谓之造斋，每碗十文，面与肉相亭，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这些南食店以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而相国寺之北甜水巷内的“南食最盛”。 川饭 至于川饭店所售，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等等。 小吃 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鱼羹、李七儿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这些是纯粹的老字号，非北京全聚德、六必居可比。 酒楼 开肆三万家，店铺栉比鳞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饭店里，均配有“茶饭量酒博士”，类似迎宾服务点菜员，看人下菜碟儿。见年少多金的主儿，则给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当然茶饭量酒博士是有提成的。酒肆俨然成了一种多功能场所，如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在此谋生活。大宋色情业异常发达，并且合法化，类似酒肆提供色情的，比比皆是，见惯不怪。唯独州桥炭张家、奶酪张家不提供这种服务，卖酒就是卖好酒，召妓尽管去杨楼、丰乐楼。 开封餐饮业最为发达，酒楼林立，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脚店（或角店）。时开封有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坐落于东华门外的樊楼为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楼共五座楼，每座楼三层结构，装修绝对是开封最豪华的，可容纳酒客上千人。规模宏大，直逼皇宫，相当于现在的星级酒店。 饮酒 宋代禁止私人酿酒，官方专卖。正店有酿酒权，脚店没有这个权利，必须到官方去买酒曲，然后自己酿造，京都开封官方就是这么干的。北宋末，全国有203种酒，开封王公贵族占27种，开封府占28种，最好的酒是内库法酒，天下第一，仅存皇宫。酒不是烧酒，也不是蒸馏酒，与啤酒酒精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大碗喝酒。如《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后喝了十八碗酒，你让他喝65°的烧刀子，三碗准趴下耍猴拳。 大相国的和尚卖肉一点儿不新鲜，有些没啥手艺的和尚，干脆联合起来经营猪肉生意，美其名曰“烧猪院”。带头的是慧明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做菜，尤其以做肉菜，色香味俱全，名动京城，一时间成了开封妇孺皆知的美食大师。 新兴行业 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业，诸如诗词、卖字、卖酸文，尤以“卖酸文”最具特点。此乃要求甚高的文章，应情应景，即兴创作，并且用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能来点幽默调侃就更好了，文章内容通常由消费者指定。譬如几个杀猪的暴发户聚在一起喝酒，想把此次“群贤毕至”的盛况书写成卷，让后世追忆敬仰。直接找卖酸文的，30文钱一篇。附庸风雅，聊以自慰。 其实宋代的房价很高。以开封为例，宋朝鼎盛时期，开封市区人口当有百万(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导致住宅紧缺，一房难求。翰林学士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里提到开封地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价比黄金。 据河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胡建华先生的研究：绍兴二十八年，平江府造瓦房12000余间，平均造价每间10贯；乾道六年，临安府(南宋都城地区)造禁军营房2000间，平均造价每间18贯。 这样的造价，再加上适当利润，最终卖价不难想象。 为缓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稳定社会，大宋政府曾特意推行“廉租房”制度：由工部负责，用国库拨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价向臣民出租，而管理工作(招赁、收租和维修等)则由“店宅务”专司负责。这种做法起始于东京，之后陆续推广到各州县，并一直延续到南宋。 大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仅在正常年景下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在灾荒时节还减免房租。宋英宗治平年间下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 也就是说，若遇风寒雨雪之灾，官房月租可免去3天，最长可达9天。熙宁二年，开封遭遇雪灾，宋神宗下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这干脆就是白住了。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经过五代，门阀世族土崩瓦解，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做“五等丁产簿”，每隔三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按宋代的标准，最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 宋代除济助孕妇和新生儿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救助那些因种种原因被遗弃的小儿。首先，官为赎还鬻子。宋代当凶年发生后，饥民流移，人口贩卖极为普遍。作为父母不忍心看到子女被活活饿死，往往将其卖到富裕之家，以求一时活命。饥荒年景人口身价低廉，往往“斗米博一妇女，半斗易一小儿。”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诏曰：“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亦诏曰：“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 其次，制定养子法令，鼓励民间收养义子。灾荒年间，人民生活艰辛，四处逃散，有的把子女卖给富裕之家，有的则把幼儿遗弃于道路。对这些被遗弃的幼儿，政府鼓励民间收养，并制定养子法令。为鼓励民间收养弃婴，朝廷一再强调收养之后，“将来不许认识”。对收养弃儿成绩突出者，政府给以奖励。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规定：“如上户士大夫家能收养五十口，具名以闻，乞行旌赏。州县官措置支给钱米收养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闻。”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诏抚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万载县主簿段子雍，以岁旱收养遗弃童幼二百二口，后至食新，并责还父母亲属，可特循从政郎。” 此外，宋朝政府还措置收养弃婴。饥荒年景及隆冬时节，弃婴较多，仅靠民间力量，弃婴很难较好得到收养。因此，宋朝政府也积极参与救助。乾道年间，湖南、江东大旱，孝宗诏曰：“本路旱伤，民多艰食，有弃掷童幼于道路者，深为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于稳便处收养，无使冻馁。候至来岁食新以归父母，自十月始。” 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收养，经济上给以支持。因此地方在收养弃婴时也采取了积极实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设法积极收养弃婴。如苏轼守密州时，“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再如江东安抚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陈述其收养弃婴的措施：第一，收养童幼，各县有知县和巡尉负责；第二，弃婴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观收养，政府提供钱米，寺观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汇报收养弃婴的人数及身体健康情况，如有疾患，官府给药，若有死亡，官给棺木埋瘗；第三，对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儿，官府交给有乳之家收养，官给钱米，并定期查看幼儿身体状况，有病者，官府给药，死亡者，官给材木安葬。对偏远乡村遗弃小儿，则责成保正负责。 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的特点。 北宋初年，曾对各级官员的服饰做成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穿黑白两色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是绝对不会叛变的将军，但陈桥兵变使他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认识到部下所谓的忠心并不完全可靠，所以要根绝叛变，唯一的办法是不让部下积累叛变的资本，简单地说就是不让大臣有实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实权太久。杯酒释兵权是政治手段。在制度层面的改革如下：中央设三个中枢机构：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三司使司（财政）。三机构之上设宰相。但宰相除非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和三司使司的事务。这是预防行政首长掌握兵权和财权的重要举措。其余机构如尚书省、门下省、九寺仍然存在，但地位并不特别重要。而各机构的首长仅在理论上是首长，实际上没有职权，实际掌握其掌权的往往是兼任的官员。以中书省首长为例，中书令为名义首长，实际职权由尚书省副首长兼任中书省副首长，此兼任的副首长再代理中书省首长，才是真正的中书令。如果用现代机构打一个比方，就好理解了：比如教育部长不过问教育部的事务，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部长掌管教育部。地方政府首长的情况大同小异，各州不设正式州长，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官职名称为“知某州事”或“判某州”。从名义上说，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而地方官的职务从法理上来说只是暂时兼任和代理的。所以，宋朝官职名称的特点就是特别长。军事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使将领无权。所以高级军事长官往往是非职业军人的文职人员。宋朝的军队分两种：禁军和厢军。禁军为国防军，集中于首都开封；厢军分散于地方，负责维持治安。如果要派大军出征，则由中央临时委派文官担任统帅。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虽然是职业军人，但也出于临时委任，所以对所统率的下级士兵完全不熟悉。战争结束后，统帅交出临时兵权，将领调往别的防区。这种制度固然使高级军事将领再无叛变的可能，但军队的战斗力却被严重的伤害。中国人在汉唐时期生龙活虎，一进入宋朝立刻成为病夫，高度疲惫，原因在此。

北宋开国之初，处境之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黄袍加身”，得到的只是诸多割据政权中稍强的一个后周。从南到北，还有8个政权和赵匡胤争夺天下。更严重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占据了要塞之地燕云十六州。此情此景，让赵匡胤发了一句著名的牢骚：“卧榻三尺内皆为他人之地”。 赵匡胤别无他法，他必须守财，为国守、为天下百姓守。1-杯酒释兵权 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武将乱国的祸根，已经深深埋下。唐，因此而亡；五代十国，因此而乱。赵匡胤以一个乱世将军的身份，和平政变，建立宋朝。他看见的、想到的，比别人都更多、更深——难道只有以杀威立国、做短命王朝一条路吗？ 不，赵匡胤要走长治久安之路。 所以，黄袍加身后，他善待了后周的皇族，一改五代时期“灭前朝全族”的血腥之气；他要求将军们少流血，最好兵不血刃拿下其他割据政权，一扫“用屠城求胜利”的野蛮；他讨厌杀降将、抢百姓的恶习，谁敢如此，他就重罚。这种坚定的决心，终于使人们相信，赵匡胤不是一个武夫皇帝，他是要好好治理天下的。 有了百姓的信任，赵匡胤就可以大刀阔斧改革了。 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个盛夏的夜晚，赵匡胤自导自演的“杯酒释兵权”，精彩上演了。他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几个打江山的铁哥们叫到皇宫中，埋头喝闷酒：“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可当了皇帝，我一点也不快乐。” 石守信等人十分惊诧：你还不快乐？ 赵匡胤一声长叹：“是啊！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要是你们的部下也准备好了黄袍，给你们披上……” 这句话，让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将军们魂飞魄散，哭了起来：“臣等愚钝，万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皇帝连忙好言相劝：“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钱财，买房买地，歌舞升平度过一生，我们君臣也就没有猜忌了。” 赵匡胤，又一次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武将乱国的根本大患。现在，他的矛头终于可以指向“节度使”了——从唐玄宗以来，这个名词，就是中原大地最沉重的伤痛；几乎所有节度使，都在地方割据、互相残杀。赵匡胤下令：节度使不再兼职地方官，中央单独派文官，担任“知州”、“知县”；设“转运使”，负责把地方财政收入送回开封；设“县尉”，掌管地方的司法治安权力，死刑一律上报中央处理。 三下五除二，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 政治改革的重心，再度回到中央的舞台上：分权。赵匡胤不再重复宰相专权的老路，他把军权交给枢密院，财政权交给三司，宰相成了民政部长。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将军互相轮岗，军队定时对调，“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兵之间的生疏，使得造反变成了不可能的事，这些措施当然使中央集权大大增强，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其一两宋（尤其是北宋）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历史最庞大的，光给予他们的俸禄就占了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还有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是有一次宋真宗进行官制改革，竟然一下子裁撤了19万名各级官员；其二是宋军的战斗力非常低下，国初因为赵匡胤本人尚武，而且适逢战事频繁，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之后对辽、西夏的战争胜少负多就显露无疑。2-理性的时代 赵匡胤面对的最棘手问题，还不是割据，而是人性的崩溃。 早在称帝之初，杵在朝廷上的后周官员们，就毫无悲色，反而伸长脖子，等着这次“站对班”、“表忠心”的升迁。文坛领袖、翰林学士陶谷，更是信心百倍——想当天，突然跑回来一个新皇帝，一帮大老粗都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次“和平政变”，还不是我聪明地奉上了“禅位诏书”？陶谷越想越得意，好像那顶宰相帽子就在眼前。 赵匡胤也笑了：“起草禅位诏书？我听说你们都是照着前人的旧文，改换几个词，好比依样画葫芦，有什么功劳可言？”刹时，陶谷一脸的茄子紫，他哪会想到，一个武夫皇帝竟能出口成章，把不讲气节的文人讽刺得体无完肤。 赵匡胤的改革，绕不开文人丧节这一关。而重塑一个时代的气质，很大程度上，与君主个人的气质息息相关。作为和唐太宗齐名的一代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以胸襟开阔、理性冷静而著称于史。 有一次，赵匡胤深夜出巡，遇到了刺客，一箭飞来，钉在他身后旗杆上。历朝历代，行刺皇帝都是滔天大罪，负责保卫的将军和亲兵气急败坏，就要踹开四周民居的家门，大肆搜索。赵匡胤立即拦住了他们，拔下箭，爽朗一笑：“此人准力还不够，他下次多练练再来吧。”说完，泰然无事地扔了箭，再不追究。 这种理性和宽容，融入了王朝的种种施政行为上。灾年，设立“太平仓”，专门收容流落异乡的遗骨；官员哪怕是出了名的“小气鬼”，水灾时也要置屋千间，借予贫者；立法保护女性，规定女子的嫁妆不得低于家产的一半，丈夫不得侵占妻子的嫁妆；即使社会风俗日趋保守，官府在处理寡妇改嫁案件时，依然认为此乃个人自由、不得干涉…… 在赵匡胤的带领下，浮华功利的社会风气扫荡一清。尽管他的改革，留下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遗憾，使得以后几百年里，出现了军力被严重束缚的局面。但毕竟，唐末五代武人骄横的混乱再未出现，文采风流和道德华章，迈向了又一座高峰。 从此开启了北宋——一个理性而秀美的新时代。

重文轻武国策是北宋防范武将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 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这一政策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 景并对整个北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原因：唐末五代,军阀飞扬跋扈,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宋初统治者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权重、乃至操纵政权、废立皇帝、改朝换代的教训，宋太祖刻制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还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军官的权利，以文人代替武将出任地方官。

2、重文轻武国策对国家产生的影响 ：

北宋时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是统治集 团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历史经验的汲取。但随着不断 地被加以推行、贯彻，并与“将从中御”相融合，从而派生出“以文驭武” 之策，则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是北宋专制皇权与文官士大夫集团利益结合的产物【参见陈峰著《北宋武将群体研究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受这一基本治国思想和方略的影响，北宋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突出的歧视武将和从军的观念，于是以往“投笔从戎”的 现象大致上消失，文臣与武将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鸿沟，极大地打击了武将 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背景和影响 群体，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从而对北宋边防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元人所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元）脱脱《宋史》卷四九三，中华书局1997】 由此可见一斑。国家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政治制度的制定和变革，文臣地位的上升使 中央统治者重视文人士大夫的作用，并提出不杀士大夫的口号，这表明在北宋时 期文人士大夫已经渗透到国家统治的各个部门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崇 文抑武”方略及“以文驭武”之策的长期实行，对维护专制统治秩序发挥了 重要的支持作用。北宋时期，始终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乱，所谓“有外患而无内 忧”。较长时间安定的内部环境，士人能享受相对较多的自由，都与“崇文抑武” 的大氛围有关。这对促进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见解【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这表明在国家整个的发展进程中，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正是因为压制了武将的权威，重视文臣的作用，才使得国家趋于稳定，避 免了五代时期武将夺权的局面。

3、重文轻武国策对文人的影响 ：

北宋有关文人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文学艺术的繁盛，科教事业的兴起都是文人地位上升以后所作出的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改变了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唐末五代的社会风气，形成了读书之风。宋朝人读书求知，在我国封建社会实属罕见，不但帝王带头读书，而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范仲淹寄语乡里的诗中就公开号召“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 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当时人苦读的例子举不胜举。苏询“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所来往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 欧阳修文章盖世，有人问他如何做文章，欧阳修回答，“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墓志》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朝人读书，大多注重联系实际，着眼于学以致用。 我们不得不承认，北宋的这一政策在文化方面确 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背景和影响 实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4、重文轻武国策对武将的影响 ：

这一政策的实施，曾经战功赫赫的武将却受到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压制和排挤，武将的心理产生极大的压抑，可是权力的丧失 却也使他们无可奈何。但与此同时，武将群体受到极大的束缚和压制，其用兵作 战能力无法得到正常发挥，武将角色应有的自信、果敢精神日益萎缩，惧战气氛 弥漫于军营上下。由此还造成“崇文抑武”风尚和价值观在社会上的盛行，从军 卫国的意识没有其应有的地位。于是，秦汉以来那种勇于进取，积极开拓及尚武 的精神失落了。正因为如此，宋代虽不乏朝臣和文士“论兵”、“议边”以及“选 将”的议论，但终究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这便不能不在一个重要方面降低了 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对北宋边防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在御外战争中长期处于 被动挨打的境地。 后世即称北宋“声容盛而武备衰”，可谓一针见血。武将地位的下降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的衰退，导致了整个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重文轻武的国策对武将群体的影响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对以后的社会政治制 度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将地位下降了，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而衰退，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整个北 宋时期，国家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内忧外患十分的严重，每时每刻都要防范着 外敌的侵扰。防守已经是很艰难的了，更不用说来进攻周边小国以完成国家的统 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背景和影响 一。军队的战斗力是不能与以前相比的，相比之下却是士大夫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状态。在整个北宋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思想保守，安逸舒适的生活，他 们越来越惧怕战乱，最后金人的铁蹄踏入北宋的国土时还是议和派占了主导地 位。国家也随之而灭亡了。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为防止武将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凋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书令)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这样就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代王朝。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任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但重文轻武的结果却造就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无能的朝代，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对外侵一味忍让造就，造成大量国土流失，人民游离失所。最后发展到连皇帝都被别人捉了。当今社会要引以为戒，重文固然重要，但武决不可轻。

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为了尽量减少流民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宋王朝对流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政策疏导、军事招揽与剿捕结合、民政救济、将流民问题的解决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等。

宋朝时期流民产生的自然条件

早在宋朝之前的汉朝时期，士大夫鲍宣对于形成流民的原因进行了精准独到的概括，阴阳失调导致的水旱灾害、苛捐杂税的繁重、贪污受贿现象的突出、豪强侵夺蚕食的危害、徭役的严苛、部落民风的失调、盗贼强盗的猖獗是导致产生大量流民且给社会造成危害的重要成因。

提出此种观点主张的鲍宣虽然是汉朝时期的社会学者，但是其提出的观点适用于我国古代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宋朝时期之所以产生如此众多的流民也和上述原因有一定关系。概括而言，即便导致宋朝时期流民产生的社会条件多种多样，但是无外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条件。

古时的鼠疫

就自然条件方面而言，宋朝时期产生如此众多的流民和自然条件尤其是自然灾害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该时期水灾、旱灾、蝗虫灾害、风灾、雪灾、地震灾害等均会对其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由此导致不少农民不得不四处流亡逃生，在整个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该时期的灾荒程度深、时间长，整个宋朝统治时期始终存在流民问题，流民问题始终困扰着宋朝政府，庆历年间、治平年间、乾道年间发生的流民潮导致大量的流民南下，而嘉定年间在两淮地区爆发的流民潮亦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创伤和让广大百姓受苦受难。

宋朝流民

宋朝统治者往往无法正确认识和深刻思考流民产生的原因，认为之所以导致大量的流民产生乃是受到了日月星辰的异变影响，诸如“流星犯，国有忧”、“客星犯，民流、水灾、水旱”等。这些极为荒谬的观念，为流民及其带来的危害找到了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些错误的观念给解决流民问题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客观科学地分析产生宋朝流民问题的自然因素，主要就是因为该时期的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而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环境恶化下无以为生的民众不得不流落他乡。包括宋朝时期在内的我国封建时期小农经济本来就极为脆弱不堪，农民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旦爆发自然灾害便会给生产生活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灾情严重之时便会产生大规模的流民，据记载，以水灾和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流民的情形在宋朝时期多次发生，“民流”、“民庶流亡”等字样在历史书籍中时有出现。

宋朝流民

比如，宋朝皇佑年间河北路曾经发生了特大水灾导致30多万民众迁入到京东路一带。又比如，宋朝政和年间的黄河泛滥十分严重，1117年的黄河水泛滥导致100多万人葬身于水中，数百万人为了避难而迁徙产生大规模的流民。

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即人为的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也是导致宋朝时期产生大量流民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为民意识薄弱而疏于对自然灾害的防范，这就导致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损失的小的自然灾害转变为大的自然灾害。此外，人为直接的破坏也导致宋朝时期产生大量的流民。

金兵

比如，南宋初期对于金兵的来犯束手无策，金兵来犯之时朝廷下令掘开黄河河堤试图阻挡金兵的进攻，而这却导致黄河沿岸百姓流离失所，许多百姓葬身大海。

宋朝时期流民产生的社会条件

在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下，由于环境生态灾害而导致大量流民产生，当时的科技力量还不具备较好地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宋朝时期的流民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还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种种社会因素导致的流民通常在数量上和影响上均更为突出。

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加重、人地矛盾加深、兵荒战乱频繁等社会原因导致更多的百姓流离失所，因而产生大规模流民。有宋一朝在其立国初期便继续沿用唐朝末期推行的各种允许并鼓励土地私有的政策，即所谓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宋朝政府对于私人合法拥有所有权的土地流转兼并不加以有效地限制，对于土地兼并问题只要不违反宋朝法律的规定就不会加以限制甚至不予以过问。

因此，宋朝政府除了其拥有部分官田之外，对于民间私人田地放任其不断流转，鼓励支持私人拥有土地、维护土地私有制，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在土地流转不断加剧的时候也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预，导致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量的私人田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使得大量的贫民失去土地。

宋朝农民

这些失去田地的农民不占有土地生产资源之后，无法在当地继续生存发展，便逐步成为流民。宋朝时期虽然执行土地登记制度，但是后期逐步失去控制，官府不能完全掌握土地的流转兼并情况，宋仁宗时期登记于官府的土地面积仅为228万顷，较之宋神宗时期的524万顷大为减少。

宋朝在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封建剥削日益加重。官府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各种针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日益加重，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便促使农民远离户籍地四处逃命。

封建地主阶级于宋朝时期亦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从农民手中榨取更多的利益，甚至想方设法在收租的量器上动脑筋，以偏小的量器贷出，收租之时以偏大的量器收取地租，让百姓们不堪其苦而流离失所加入流民大军。

宋朝时的流民军队

宋朝时期的官府、寺院、工商业者、各级官吏普遍开展高利贷义务，许多无法归还利滚利之后高额高利贷的农民为了逃债而成为流民。从北宋到南宋，有宋一朝的户口数量不断攀升，宋太祖开宝九年一直到宋徽宗时期，宋朝的户口增长速度加快，宋朝徽宗年间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几乎等于汉唐时期的两倍人口数。而随着人口数量的节节攀升，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地可耕种，便直接引发了流民问题的产生。

宋朝时期的人口分布不均，将近全国80%的人口居住在东部地区，为了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分配，也许是部分民众进行流动便产生流民。虽然这部分百姓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到其他地方居住，但是百姓的命运并非自己掌控，加之经济条件受限和战乱等方面的影响，人民在迁徙的过程中产生很多的悲剧，给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宋朝流民

宋朝时期流民问题的政府行政管理应对

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为了尽量减少流民问题带来的影响，积极引导流民发挥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宋朝对于流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应对措施。

1.积极进行政策疏导

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对流民问题决不能单纯依靠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因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积极进行政策疏导。宋朝刑律《宋刑统》中并无通过刑事法律惩戒流民的规定，宋朝统治者对于流民疏导政策

影视剧中的宋朝朝廷

等方面的规定主要是散见于各种朝廷或者地方官府发布的诏令、敕令、通告之中，虽然有着对流民进行法律惩戒的规定，但这样的规定毕竟少见，主要还是以政策引导疏导为主。

比如，虽然官府对流民采取一定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在特殊时期依然准许百姓流动迁徙，“宝元二年，诏两川饥民出剑门关者勿禁”。本来朝廷禁止百姓出剑门关，但是该时期饥民为了逃避饥荒而出剑门关，朝廷下诏不再禁止流民出剑门关，体现一定的疏导性、人文关怀性。

影视剧中的宋朝官员

2.军事招揽和民政救济

军事招揽和民政救济是宋朝统治者解决流民问题的重要手段。宋王朝时期军事力量总体显得较为薄弱，对流民进行军事招揽，将流民招募到军队之中，不仅能够解决流民过多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同时还有利于增加军队数量，可谓宋统治者采取的一举两得政策。

《中国流民史》中便记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经有将流民招募到军队的做法，而此种做法一直被后代封建王朝承继下来。《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北宋时期招募流民入军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次温州地区遭遇饥荒而产生大量的流民，担任温州军事推官的方偕主张将流民招揽入军，一次性就将7000多名流民招入其军帐下。

影视剧中被招安的军队

宋政府为了尽量减少流民带来的负面社会政治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流民救济法规，通过民政救济措施应对流民问题，地方官要负责流民所经过之地的赈济工作并发给券历，遣返流民还乡。

3.招安或者剿捕流盗

流民中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盗匪，对于成为盗匪的流民，宋统治者采取招安和剿捕并行的策略。南宋时期的流民为盗的问题较之北宋时期严重得多，北宋时期对于成为盗匪的流民主要采取招安政策。

影视剧中的张全义

比如，张全义在河南为官之时主要通过招安的方式吸引流民还乡，为此还专门规定：“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而南宋时期对成为盗匪的流民更多地采取了剿捕手段，面对南宋时期较为复杂的形势，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招安政策对于流匪问题的解决所能收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许多中原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流盗，且在战乱的影响之下由流

民组成的散兵游勇十分常见，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在对这些散兵游勇采取招安措施的同时能剿则剿，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缓解流民带来的问题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宋朝皇帝画像

除了上述行政应对之外，宋统治者还将流民问题和官员考核结合起来，将能否较好地解决流民问题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流民问题较为严重而官府采取的措施效果不明显，则可能罢黜官员直至采取其他更为严厉的惩戒手段。

结语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流民状况均会对社会安定和谐 产生相应的影响，在对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研究探讨的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对流民问题的探讨。宋朝时期的流民问题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宋朝时北方流民集团的存在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破坏，尤其是南宋时期，促使南宋政权在较长的时期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在军事上大大受挫。

但是，大规模流民的南下，让南方地区的人口得到了及时的补充，从而为开发南部地区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使南方地区的种植业结构得到了改善，小麦的种植面积逐步增加，解决了南部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南方地区的经营技术也得到了提升，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和繁荣起来，有效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