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社会工作者救济院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生于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后随父母迁居英国。曾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懂英、法、意、德诸国语言。 南丁格尔的家庭非常富有，她的父母希望她发展文学、音乐才能，跻身上来社会，早结良缘，继承家业，但她对此兴致淡薄。她怀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认为生活的真谛在于为人类作出一些有益的事情。作一个好护士，是她生平的唯一宿愿。 1844年，南丁格尔从英国出发，到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旅行，同时对各国的医院进行考察。1850年曾到德国的一所女护士学校，接受短期的医护训练。1853年受聘担任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的监督。 1854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先后向沙俄宣战。当时英国的战地医院管理不善，条件极差，又没有护士护理伤病员，士兵死亡率高达50%以上。南丁格尔主动提出申请志愿前往战地担任看护工作。在英国政府的邀请下，她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在四所战地医院服务。当时前线用品匮乏，水源不足，卫生状况极差，医生还怀有敌意。但她毫不气馁，竭力排除种种困难，为伤病员解决必须用物和食品，组织士兵家属协同工作，从而使战地医院的状况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明显改观，伤病员的死亡率降到了。她的功绩得到了公认。 南丁格尔慈祥可亲，以高度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热心照料伤病员。每晚，当她手提油灯巡视伤病员时，身影所到之处，士兵们都亲吻她的身影来表示对她的崇高敬意，称呼她为“提灯女士”。 1856年，南丁格尔任陆军医院妇女护理部总监。战后回国，被尊为民族英雄，但她谦恭礼让，自束很严，谢绝了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和一切招待盛会，决心为改善军队的卫生条件而继续努力。1857年，她促成皇家陆军卫生委员会的建立，同年还开办了陆军军医学校。 1860年，南丁格尔用英国政府奖励的4400英镑公众捐款，在英国圣托马斯医院内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随后有创办了助产士及济贫院护士的培训工作。她对医院管理、军队卫生保健、护士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做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世誉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1901年，南丁格尔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1907年，英国国王颁发敕令，授予南丁格尔一枚功绩勋章，使她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一最高荣誉的妇女。她逝世后，遵照她的遗嘱，未举行国葬。但世人为了表示对她的崇敬与敬仰，把她5月12日的生日作为国际护士节.

1820年，南丁格尔出生于英国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父母希望她学习文学艺术。南丁格尔说：“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成为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士。”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19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战地战士死亡率高达42%。南丁格尔主动申请，自愿担任战地护士。她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在战地医院服务。她竭尽全力排除各种困难，为伤员解决必须的生活用品和食品，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护理。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伤病员的死亡率就下降到2%。每个夜晚，她都手执油灯巡视，伤病员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战争结束后，南丁格尔回到英国，被人们推崇为民族英雄。1860年，南丁格尔用政府奖励的4000多英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随后，她又创办了助产士及经济贫困的医院护士培训班，被人们誉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1910年，南丁格尔逝世。为表达对她的敬仰，人们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逝世后，遵照她的遗嘱，未举行国葬。后人饮誉她为“伤员的天使”和“提灯女士”。 北京师大版教材第六单元第三课《白衣天使》讲述了她的故事。■心地善良，放弃富贵父亲威廉和母亲芬妮，都有着贵族血统。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家园：茵幽别墅和恩珀蕾花园。每年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茵幽别墅”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住在恩珀蕾花园里。到了春秋季节，全家人就到附近的伦敦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小弗洛伦斯的童年，是在天堂般的环境中度过。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她爱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聊天，玩耍。她乐于照看它们。有一次，一只小山雀死了，她用手帕把小鸟包起来，把它埋在花园内的松树下，还竖起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了墓志铭——可怜的小山雀/你为何死去/你头上的皇冠/是那样美丽//但是现在/你却躺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不闻不问从小时候起，她就独来独往，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顽皮。她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过于早熟。她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恩珀蕾花园一片繁荣，花园外面却是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写道：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南丁格尔一家再度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她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因为不少病人缺衣少食，她常常硬要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用于赈济穷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弗洛伦斯不愿半途而废，她想留在当地。但是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简直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弗洛伦斯孤立无助。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因为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情。由于医疗水平落后，加上国力衰微，战争频仍，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弗洛伦斯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1845年8月，弗洛伦斯同父亲一道，到曼彻斯特去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而且缺少照料，她便留在身边护理。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接着老保姆盖尔太太又病倒了。弗洛伦斯又赶回家里，精心护理病入膏肓的盖尔太太。直到老人临终，弗洛伦斯一直守候床边，没有离开半步。这年秋天，恩珀蕾花园附近农村中瘟疫流行，和当地的牧师一道，弗洛伦斯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她在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她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在那时，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以前连弗洛伦斯自己也曾认为，只要富有耐心和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这位病人服错了药。“她必然是死不瞑目，是那些护理者‘毒死’了她！”这一想法让她大受刺激。她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离恩珀蕾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很有些名气，据说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弗洛伦斯打算说服父母，给她一段时间，准许她去这个诊疗所学习。恰逢富勒夫妇应约到恩珀蕾花园做客，她就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为师。不料，一场风暴就此爆发了。父亲拂袖而去；母亲则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连姐姐也歇斯底里大声嚷嚷，说妹妹一定是“中了邪”——这不单有失贵族身份，还会把病菌带入家门，害死全家。富勒夫妇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弗洛伦斯“泼冷水”，劝她放弃自己的想法。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咬紧牙关，没有屈服。她开始偷偷钻研起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她还私下给国外的专家（比如普鲁士大使本森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还时不时地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每天早晨，她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声响起，她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用餐，看上去规规矩矩，也尽量不提及内心的想法。母亲要她负责储藏室、餐具室和藏衣室的整理工作，她丝毫不敢怠慢。她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她给朋友克拉克小姐写信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那些衣被、玻璃杯、瓷器，已埋到我的下巴了。它们简直是乏味透顶。我也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生活吗？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每天想要做的，就是这些吗？’”她也收到了爱情的橄榄枝。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就是出自他的提议）。理查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弗洛伦斯寂寞无助的时候，理查德的数不清的信笺，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是，在他求婚时，她考虑良久，却拒绝了他。她给理查德写信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关情况。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时光如飞，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他走后，她们更吵得天昏地暗。母亲甚至想打她耳光，但被她灵巧地躲开了。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利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在这段时间里，她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和家里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她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维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尽管我的年龄的确不小了，不过我会更加坚持行使我的使命。事实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重获自由。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并不多么留恋。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生命。”■庄重大方，志向成型1837年的一天，南丁格尔觉得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要她完成一个使命。她从小便经常照看附近村庄的病人、残疾人，并护理她的亲属，以解除病者的痛苦。她的父母反对她做护士，认为有损家庭荣誉。但封建意识、社会影响从未使她失去做护理工作的信心。年青时代的南丁格尔由于常协助父亲的老友(一位医生)精心护理病人，逐渐对护理工作发生了兴趣。她曾到德国、法国、希腊等地考察这些国家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充实阅力，坚定立志于护理事业的决心。她自学有关护理知识，积极参加讨论医学社团关于社会福利、儿童教育和医院设施的改善等问题。由于家庭富有，南丁格尔的幼年生活极为优裕。与他们往来的人士也都是社会名流，包括当时的政界人士、文艺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地方绅士。这使她充份享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安逸生活。但在南丁格尔的小小心灵中，面对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并不觉得快乐，她缅典害羞，不愿见到生人，常有一种莫名的寂莫感。到了十二岁，她跟父亲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语、历史、数学和哲学等。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南丁格尔的学业大有长进。她常常跟父亲一起朗读，高谈阔论，遇父亲出外远游时，便以书信交流感受。1837年，他们全家到欧洲大陆旅行，父母用组女儿们的在欧洲各地增长见识。这时用了格尔已经十七岁，伊然成为一位美丽的大家园秀。他们全家用一年半的时间，遍游法国、意大利、瑞士各地，沿途饱览湖光山色、艺术古迹，并到处考察社会人情。南丁格尔从小就养成记事与写日记的习惯，所见所闻，均—一记录下来，成为她日后办学治事的重要资料。她在法国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并与从事社会活动的著名女性交往。她对政治与民众甚有兴趣，尤其对慈善机构更是特别留心。她从少年时期，就怀抱着这种服务人类的自我信念和坚定的济世行善的意志。她在欧洲大陆旅行之后，发现医院里的护理情况极为恶劣，觉得英国也需要有如法国圣温森．载保罗慈济院，那样的修女来照顾病人。护理工作开始在她心中萌芽，她要做一个护士！当时英国护士的形象是：粗陋老化的女人，既愚昧，又无知，更不能执行任务医疗任务。南丁格尔选择这个工作，在她母亲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1839年，全家返回英国，这时南丁格尔已出落得庄重大方，经常在家里会吾社会名流，很受世人的注意和赞赏。她尤其喜欢结交社会工作者与从事革新工作的各界人士，其中有一位知名的医师，在郡隆利斯伯里工作，因此启发她想去医院学习的念头。当时医院里的病房多半都是一间大统房，病床紧密相连，十分拥挤，墙壁与地板上沾满了血迹和污渍，而且臭气难闻，令进来的人难以忍受。这种恶劣的状况在各地比比皆是，相差无几。一次一位美国医师赛穆尔．郝到她家作家，南丁格尔便向他咨询对做护士的看法，郝医师对她的想法大加称赞，并鼓励她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但终难获得父母的首肯。在这段时间，甫丁格尔为迎合父母的心意，一面潜心研读，吸取有关卫生方面的新知识，一面在父母的安排下，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并结识了两位极为知心的男友。一位是她的表亲亨利·倪柯逊；另一位是查理·麦恩斯。但他们的求婚，都遭到南丁格尔的拒绝。她决定独身！这在当时，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决定，她决心以献身护理事业为己任！她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字一泪，感人至深。麦恩斯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终生支持南丁格尔的事业。一八四八年初她在罗马会吾了希德厄·海伯特，此君英俊滞洒，文质彬彬，一派英国绅士风度。海伯特与南丁格尔一见如故，终生保持高贵的友谊，后来他人选成为作战部长，对南丁格尔的事业给予了有支力支持。1849年10月，她再次跟友人远游埃及，渡海至希腊；次年四月，到达雅典。南丁格尔每到一地，必定参观慈善机构，例如养老院、孤儿院、以及有关的医疗救济机构等。1850年5月12日，正好是她三十岁生日，她在记事薄上写下了这样的生日感言：今天我三十岁了，正是耶稣基督开始献身布道的年龄。从此不应再有幼稚的举动。不应再有爱情与婚姻的念头。只有让我遵循上帝的旨意思索，依照他的安排去做。她感到，投身护理事业，正是上帝赋予自己的责任！■成立护所，志愿救人在她的时代，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人做护士。做护士的，往往都是一些无知、粗鲁、酗酒、没有受过训练的女人。她利用到欧洲旅游的机会，了解各地护理工作。最后她选定了解过的凯瑟沃兹医院，并于1851年在该院参加了4个月的短期训练班，使她学护士的理想终于实现。在学习期间，她亲身体验到护理工作要为病人解除痛苦、给予精神安慰，必须付出多方面的辛勤劳动。1844年，她从英国出发开始了欧洲大陆的旅行，足迹遍及法、德、比、意等国，对各国的医院进行了考察。1850年不顾家人的反对，她毅然前往德国的凯撒斯畏斯接受护理训练。她的才智被发现了，1853年受聘担任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的监督。南丁格尔的雄心壮志，终于感动了她的父亲，答应每年资助她五百英镑。并于1853年8月12日，在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南丁格尔在伦敦哈雷街一号成立一看护所，开始施展她的抱负，她采取了许多措施，令当时的人叹为观止。如采用病人召唤拉铃，在厨房设置绞盘以运送膳食给病人，她强调“任何妇女，不分信仰、贫富，只要生病，就可收容……”她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大家对她都言听计从。1854年8月，伦敦郊区贫民窟发生霍乱，南丁格尔不顾个人安危，志愿参加紧急救护工作。她在医院里照料垂死病人，终日奔忙，不少人在她怀抱中死去。卡斯凯尔夫人对南丁格尔的义行推崇备至，因为她亲自体会和感受到了南丁格尔的奉献精神，她这样描述：“她身材高挑，消瘦修长；一头棕色茂密的短发；肤色白细；灰色的眼睛闪现着忧郁消沉的神色，但有时却流露出快乐的波光，真是令人难忘；她的牙齿美丽整齐，笑起来甜美无比。头上蒙着一条长的柔软发巾，沿着发角扎起来，使她白静的瓜子脸儿，衬托得更为美丽。她经常穿一件黑丝质料的长衫，外加一件黑色披肩，给人一种雍容高雅。落落大方的印象…。”■提灯女神，义无返顾1853年，土耳其英法等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3月，英法为援助土耳其，正式对俄国宣战。9月，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在前方发回的报道中，对伤兵没人照顾颇有意见。报道中说，法国伤兵有修女照顾，俄国伤兵有修女慈悲团照护，英国为何没有修女照顾伤兵！况且英军的医疗救护条件非常低劣。伤员死亡率高达42%。当这些事实经报界披露后，国内哗然。南丁格尔闻知这一消息，立即给当时的作战部长海伯特的夫人写了一封信，表示愿自费率领四十名护士赴战地救伤。对于当时一位35岁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挑战。当时，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早有被称为“姊妹 ”(Sisters)的女护士出现，但英国由于受宗教和社会的成见，一直反对在医院特别是战地医院中有女护士出现。10月15日，海伯特部长同意了她的请求，并给南丁格尔回信，邀请她率领一批护士前往斯库塔里，由政府任命并给经费支援。南丁格尔欣然同意，五天后政府颁布她为驻土耳其英国总医院妇女护士团团长。护士团包括三十八名团员，其中十四位是由各医院选送的职业护士，另二十四位则是各宗教团体选派的。10月21日，她们即匆匆装束上路。在十一月四日到达斯库塔里，立即投入忙碌的工作。最初，医师们基于传统认识及嫉妒心理，主张没有医师指示，不让她们涉足病房。一连四天被拒之门外。面对这种局面，南丁格尔首先着手进行改善伤兵的饮食，换洗肮脏的衣服，共同致力清理工作。她深深感到，一所完善的医院，必须有充分的供水与良好的排水系统。三个月下来，她清理好一万件衬衫。为了收容八百名新伤患，她自己出钱支付紧急修理病房费用。南丁格尔的积极服务精神，终于化解了军医们的敌视心理，更赢得了伤患的敬爱与信任。她夜以继日地将全部心力投入护理工作，使医院逐渐走上轨道，而她的办公室，也自然成为放射温暖与爱心光芒的中心。英军的医院院址，原是土耳其的驻军营房，建筑因陋就简，设备更是奇缺，整个医院肮脏破乱。因预定要收容二千五百位伤患，因此所有走廊里都开设成病房。这些走廊全长达四英里，病床拥挤不堪，卫生设备极差，通风尤其不良，臭气四溢，雨天满地污泥，晴天沙土侵袭，成群老鼠到处流蹿，环境极为恶劣。每个病人每天只能分配到500毫升水。由于床位不足，许多病人就睡在地板上，被子也不够用，有的竟以帆布代替，许多伤兵宁可不用。燃料一直缺乏，膳食供应更不理想。一般药品极为缺乏。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大批伤兵均感染了痢疾与霍乱。南丁格尔拿出自己的3万英磅为医院添置药物和医疗设备并重新组织医院，建立改善伤员的生活环境和营养条件，整顿手术室、食堂和化验室，很快改变了战地医院的面貌，只能收容1700名伤员的战地医院经她安排竟收到3000～4000名伤员。在这里，她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6个月后，战地医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伤员死亡率从42%迅速下降至2%。这种奇迹般的有目共睹的护理效果震动了全国，同时改变了英国朝野对护士们的估价并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重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亦为人们所承认。同时，为妇女开辟和创建了一个崇高的职业。南丁格尔为此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她总是提着风灯巡视病房，每天往往工作 20 多个小时。夜幕降临时，她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 4 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克里米亚的天使”。伤病员写道：“灯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我们几百个伤员躺在那，当她来临时，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然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因此，“提灯护士”和“护士大学生燃烛戴帽仪式”，也成为南丁格尔纪念邮票和护士专题邮票的常用题材。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巨大成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博得各国公众的赞扬。护士工作的重要性为人们所承认，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的重视。过度的劳累使南丁格尔染上终生不愈的疾病。 她在克里米亚患了克里米亚热，健康还未完全恢复，就又继续工作。1856年11月她作为最后的撤离人员，返回英国。战争结束，南丁格尔避开政府隆重的迎接仪式，化名“史密斯小姐”悄悄返回英国的家里。她说：“我不要奉承，只要人民理解我。”

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始建于1930年代。在这以前，美国政府所担负的救贫责任极少，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多数的贫困者、不幸家庭与孤儿仍要依靠民间的慈善组织和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救助（李宗派，2002）。直到1930年代和1960年代，经由“新政”（new deal）和“与贫穷作战”（war of poverty），救贫措施出现了扩张，并促使政府在救贫工作中承担责任。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1929年美国出现了经济恐慌与萧条引发的危机贫穷问题（crisis poverty），为了应对这一经济社会变迁，政府陆续采取了多项措施。1933年罗斯福总统提出 “新政”方案，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35年国会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救助方案，它将妇女、儿童、老年退休、残疾与失业补偿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形成不同类别的救助体系。公共救助方案在政策设计内涵上强调对“值得救助贫民”（deserving poor）的扶助，救助条件苛刻并呈现出明显的惩罚原则；从政策实施主体上将救助责任和权力推给了州政府；从政策的后果看则带给了穷人显著的社会烙印。1960年代，伴随经济的成长、国力的雄厚以及民权运动的诉求，美国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全面扩张。与30年代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贫穷问题不同，60年代则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业化经济所导致的更具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结构性贫穷（structural poverty），因此，解决的对策也更加全面而激进。1964年尼克松总统倡导的“与贫穷作战”提出的措施有：一是强调“平等”的民权法案，希望消除人为的不平等与歧视；二是强调“减税”的减税法案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购买力；三是强调“就业”的经济机会法案来激发潜力，开创就业机会，使每个人（尤其是穷人）能够有充分可行的社会参与，消除贫穷从而缔造一个“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虽然“与贫穷作战”方案是针对少数人群所设计的，但其蕴含着更深远的的社会性目标，即试图通过排除社会与环境的障碍，不仅使穷人获得救助，更重要的是消灭贫穷，并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Glazer，1986）。（二）美国的公共救助体系美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老年人扶助，盲人扶助、残障扶助、失依儿童家庭补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简称AFDC）。这些政策都需要通过资产调查，内容包括：一是直接的金钱提供，以提高贫困者的购买力；二是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宅与医疗照顾；三是重点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四是与创造就业机会相关的方案（林万亿，1994）。1974年社会安全修正案对公共扶助做了较大的改变，主要是将分类补充的公共救助整合为补充安全所得（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并将之纳入联邦政府主管，公共救助体系包括了以下几项：1、补充安全所得（SSI）。包括原有的几个分类补助对象――老人、盲人与残疾人的现金给付。虽然，联邦政府补助款项大于各州，但是，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权力决定补助金额，因此各州的补助款项差异悬殊，且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于不同的对象的补助也不一样。2、失依儿童的家庭补助（AFDC）。1935年联邦政府开始担负起照顾依赖家庭的救助工作，由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将依赖儿童的救助工作（The 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简称ADC）纳入社会安全法案里。ADC在1961年与1962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改变，而这两次改变都与家庭有关：一是1961年将ADC与失业父母结合，使得失业父母能够因为家庭有依赖儿童而接受救助；二是1962年将ADC改称AFDC，主要强调救助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儿童为单位。同时AFDC不仅含有现金补助，同时还包含了医疗补助（Medicaid）、住宅补助及食物券（Food Stamp）等。3、医疗补助（Medicaid）。美国在1965年开始这个方案，其主要为公共救助的对象，如SSI和ADFC的受益者提高医疗照顾。来自联邦政府的补助经费占到50%～80%，规定了服务的范围和资格要求。州政府可以有自己的补助标准和资格限定。4、一般的社会救助（General Assistance）这个方案的对象是那些不符合联邦补助方案的贫困者，由各州另行提供一般救助以维持贫困者的生活。有些州是直接提供现金支持，有些则包括医疗给付、住院、丧葬以及其他物质协助。这个方案也是各州社会福利方案的重点项目。5、食物补助方案。食物补助方案包括以下两种：一是食物券，是由美国农业部提供农产品来补足低收入者的营养和食物要求。贫困者凭券可以购买食品，或免费得到食品，其用意在于增加穷人购买食品的能力。二是妇女、婴儿与儿童的补充食物计划，这是一个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孕妇以及育婴期的妇女而设计，目的在于补充妇女、儿童与婴儿的营养所需，通常是用折价券（voucher）提供免费食品，如牛奶、果汁、乳酪、豆类、谷类等营养必需品。此外，营养午餐也是一种常见的食物补充计划，是特别为学校和机构内的儿童所设计。6、住宅补助。住宅补助包括公共住宅和房租补贴两种。公共住宅是为贫困者提供的免费住宅，或低房租的住宅。房租补贴是指根据1974年通过的“住宅与社区发展法”的规定，间接支付贫困者的房租，贫困者的收入低于该地区平均收入的80％，或低于贫困线的两倍都可以获得房租的补助。这个救助项目需要的资金量较大，是联邦政府的一个较大的财政负担。（三）1930年代、60年代美国社会救助政策面临的问题美国193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一是对贫穷的认识问题。“新政”与“与贫穷作战”基本是将贫穷看出是一种非常态性的（unnatural）与非必要性的（unnecessary）现象，同时还认为贫困者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刺激不够以及缺乏充分的工作准备，所以美国政府以“劳动原则”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原则，深信通过各种公共救助方案，能够解决贫穷问题，这种以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利益兴趣作为参考的思考模式，自然使济贫方案的成效大打折扣。二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问题。社会救助制度的出现更多是源于经济发展而诱发的社会变迁及其社会不稳定，包括种族歧视、黑人暴动、公民权运动等，因此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地凸显了其社会控制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处理黑人贫穷问题方面。三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社会性后果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救助政策本身的后果，如新贫穷文化，福利给付不公平、福利科层过于庞大以及轻视低度就业的贫穷现象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问题的规模过大。面对如此庞大的贫穷群体（包括不具有资格接受社会救助的有工作的贫民），其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还有社会性剥夺问题――如犯罪、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破碎家庭、非婚生子女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也使美国政府在处理贫穷这个社会难题时，又造成了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王顺民，1999）。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一）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工作福利”理念的倡导。美国在“新政”时期已开始将贫民的救助加入“工作”的概念，罗斯福总统也希望通过工作方案来救助贫困的家庭。最早试图鼓励领取救济金者工作的是1967年的“工作促进方案”（Work Incentive Program, 简称WIN）。它要求所有领取福利的成年人到WIN去注册，除非家中有6岁以下儿童的妇女、残疾人或是病人。但由于经费不足，领取救济金的人很少参与这个方案。到了1980年代，美国修订了WIN的相关法令，使州政府在安排福利就业方案具有了较多弹性。“为福利工作方案”（work-for-welfare program）是美国的另一种尝试，其原则就是：以工作换取福利。美国学者曾对上述两种方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方案的影响是中等的，没能帮助人们进入一般性就业（非补贴的工作），许多参与者仍需要福利给付作为收入的补充。如果将工作的价值排除，方案的运作成本比直接给付福利支票成本还高。换言之，如果从经济的观点看，这些方案并不值得实施（Gueron, 1996）。可见这些与工作相关的方案似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到了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家庭支持法案”（Family Support Act），这个法案被看作是对福利法案的彻底改革，它通过签定社会契约使福利机构与福利领取者建立起共同责任。在家庭支持法案下，领取福利者有义务努力尝试经济自立，而政府有责任继续提供收入支持给付给符合资格的家庭，并通过“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训练方案” （Opportunity and Basic Skills Training Programs，JOBS），提供教育、训练和就业服务给福利领取者。此外，政府还要提供儿童照顾和其他支持性的服务，来支持准备和已经去工作的人。美国多项研究曾评估这个方案，研究发现这种劳动力附加策略确实提升了就业率和增加了收入，并减少了使用AFDC的人，但是其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仍有57％的人留住救助体系中。而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源投资策略，节约了少许ADFC经费支出，但两年后的追踪研究中，却没有发现贫困者收入与就业的增加。美国学者认为“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训练方案”的立法设计是完善的，但是需要州政府努力发展和扩大教育、训练和就业服务，并容许州政府维持其弹性与特殊性，设计出适合州及当地需求的方案。事实上，实施这个方案的最大障碍是相关的服务，尤其是儿童照顾和其他支持性服务的经费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显不足。总之，美国在新政时期已开始将贫民的救助加入“工作”的概念，政府也一直努力改善穷人的就业状况，但却收效不大，从1965年到1974年十年间，领取ADFC的人数从440万增加至1140万，增长了倍。为此卡特和里根总统任期内都试图缩减社会福利预算来达到消除财政赤字预算的目的。美国民主党向来是采取较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到了克林顿总统，却也痛下决心要改革当时的社会救助政策。（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强制工作与扩大州权1996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商法案”（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使其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一个根本和彻底的改革，废除了自1935年起施行长达61年的，被视为“福利”的同义词AFDC。这项注重“工作”价值，标榜“自立”（self-sufficiency）精神的法案，除了新增“需要家庭的暂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以下简称TANF）以外，还修订了“补充性安全所得”、“儿童资助”、“医疗救助”、“儿童保护”、“儿童营养计划”、“食物券”、“社会服务综合补助款”等在内的多项福利措施。增设TANF的背景因素主要由两个：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在减慢，而社会福利支出却快速增加，福利人口急剧成长，造成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二是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低下阶层”(underclass) 的不负责任。在这个阶层里，男性则抛妻弃子，流浪街头，不肯负起养家责任，甚至从事地下经济，街头犯罪，女性中成年人和少女未婚生子成为单亲母亲，由于教育中断而缺乏适当技能，只能依靠政府救助，形成“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王笃强，2002）。TANF的政策目标也有两个：一是倡导让儿童在自己的家中接受照顾的精神；二是减少福利依赖。TANF承接过去三十年强调“工作”的救助传统，对于救济金领取者和州政府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1、对于领取救济金者而言――强制工作。TANF对于领取救济金者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观察：一是工作：在TANF方案里，领取福利两年或准备好了就要工作，而“工作”的定义由各州制定。二是减少和终止福利：如果救济金领取者不配合“工作”要求，州政府可以减少或是终止福利。据统计有17个州初步决定终止现金福利以作为对领取救济金者不配和TANF规定的处分。三是很少有人能不工作：被免除参与工作的人只有那些需要照顾一岁以下儿童的单亲母亲、未成年父母为户主的人，但他们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和参加与就业有关的教育作为替代。四是工作时间要求提高：除了有6岁以下子女的母亲，成人领取福利者需要工作的时间大幅提高，在1997年全家仅需要每周工作20小时，到了2000年则需要每周工作30小时，双亲家庭则需要每周工作35小时。五是儿童照顾不被保证：在TANF方案中，州政府认为即使无法找到儿童照顾者或付不起照顾费用，单亲母亲仍需要工作，这使得有些母亲可能因此陷入配合州政府要求与为子女提供充足照顾时间的两难之中。2、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而言――扩大州权。（1）在经费支持方面，TANF的资金来源ADFC时代不同，以往是州政府每支出1元钱，联邦政府支出的配合款大约为4元钱，而且配合款会充分考虑各州的经济状况而定。但在TANF方案中，联邦政府则以包裹方式补助，州政府如果要多支出则需要自己想办法。同时联邦政府的包裹经费有三项条件：一是TANF的经费不能用来提供给领取五年福利的家庭，也就是说，TANF经费最多只能提供每一个家庭五年的福利给付；二是州政府需要有其自己的经费支出，即在接受联邦政府TANF的拨款时，州政府本身也应有相应的预算；三是州政府有责任协助领取TANF福利的人遵守参加工作的规定。（2）在工作参与率提升上：除了参与工作的小时数增加外，TANF要求的参与率是：1997年为25％，每年增加5％，到2002年达50％，弱势双亲家庭1997年与1998年为75％，1999年需达到90％。（3）提高参与工作活动的比率：要求领取福利的成年人领取福利两年后参与工作，根据国会预算室的估计，到2002年，约有70％的领取福利者领了两年和更久的救济金，他们应参与工作活动。州政府如果未能达到参与率的要求，将面临第一年减少5％的包裹补助款，此后每年加2％，累积被减款数可达21％。（4）州政府需设计更多的福利就业方案。TANF限制了许多教育方案，因为这些方案被认为是福利就业方案。能被TANF所接受的工作方案包括：未补贴的就业、补贴的私人或公共就业、社区服务、在职训练、求职与求职准备方案等。（二）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中TANF方案的讨论与评价1、关于劳动力策略问题：TANF在福利就业方面更注重劳动力附加策略，而不太运用人力资源投资策略。TANF显然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表明高中毕业和任何高中以后的教育，甚至只读一年的学院都会增加离开福利的可能，与降低重返福利体系的可能，同时也显著减少贫穷。2、关于方案的成效问题。TANF方案本身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参与者工作后的成效问题。领取福利者参加工作后能真正获得非补贴的就业机会吗？虽然联邦政府有很多经费用于TANF，但却对方案成果没有任何要求和规定。州政府倒是有兴趣测量成果，也会持续发展测量成果的方法。但是要想确保联邦政府的责信，和获得全国性TANF在促进就业和经济自主上成效，需要联邦政府的目标和成效。3、关于妇女与儿童的救助问题。根据美国政府统计部门的研究，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在远离贫穷方面遭遇的障碍是：一是即使全职工作，但因为薪水低，没有福利，常被遣散或因其他原因而中断工作；二是高儿童照顾成本等因素使女性单亲常处在接近贫困线或低于贫穷水准。儿童照顾的费用就花掉她们21％～25％的收入。美国近几年也有两项立法措施对低收入家庭可能有些帮助：其一是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其二是在所得税法上的改革，既“收入减税额”（Earned Income Credit, EIC）大幅度提高。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低收入家庭设计的，即通过联邦系统扩大退税的范围，包括抵消社会安全税以补偿低工资。此外还有食物券、儿童免税额、儿童医疗照顾包裹补助等方案帮助没有保险的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三、结语本文从美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出发，重点评述了其政策制定与改革的背景和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其社会救助政策改革的动机在于美国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政策，没有工作要求，只重权力，忽略了权力背后的义务，造成了福利依赖，需要改变为强调工作价值的“工作福利”，来协助穷人脱贫。同样也是以协助穷人脱贫为目标的另一派学者也主张以“财产”（assets）积累为基础的福利模式来代替“收入”（income）维持为基础的福利模式。“财产累积”政策批评以往的救助政策只注重所得，消费面，却没有重视通过财产积累，脱离贫穷，指出低收入者不但收入相对低，而且其家庭积累财产的能力与总值也相对较低，导致了低收入户的贫穷状况愈发严重（Sherrade，1991）。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方案的设计如何，都不能忽略社会救助的最低目的是协助个人与家庭能够脱贫，对于完全无工作能力的个人和家庭，如老弱残疾者，以收入为基础的政策，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有工作能力的贫穷个人与家庭，在提供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模式外，能附以财产累积的福利模式或许能够积极协助个人和家庭脱离贫穷。

美国社会救助，在美国政府网内呀。但是只有英文版，而没有中文版。因为只是对美国公民开放的服务。

意大利姑娘。1820年出生的她家境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她不顾父母反对选择了当时受人歧视的护士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