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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深圳河蜿蜒穿过繁华市区，“深圳”一名，就来源于它，“圳”是指“田边水沟”，“深圳”就是“深水沟”。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纂《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在历史上不仅深，而且水流急，每逢下雨便涨起大水，居民来往十分困难，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为此，由负责当地治安的官富巡检司长官廖膺宠主持，于康熙二十八年，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此桥以石头建造，就是今日“人民桥”的前身。“深圳”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是个小“墟”的名字，也是个哨所的名字，那个时候，仅有10名驻兵。“墟”，本为乡村定期的贸易集市，交易完成后人们就会散去，不过在清康熙年间，新安县内的“墟”已发展为有固定居民的墟市，它们多形成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深圳墟虽不大，却比较有名。其实，“深圳”这一名称，除了带有地理的痕迹外，还烙印了移民文化的色彩。它是客家移民南迁，带来的新词汇。一般而言，移民迁移到新的地方后，常把旧地名搬来使用，借此来表达对根的溯源。通常情况下，移民不是照搬原名，而是使用与原居地相同的地名通名。历史上，岭南地区部分客家人是从闽北、浙南迁来的，这些地区常见的地名通名中，就有坑、潭、洋、坪、圳等。在浙江也有一个同名的“深圳”，此外还有浙江丽水的愈岸、永康的圳头；江西进贤的温家圳、萍乡的圳口、何家圳；湖南新宁的圳源垌；广东大埔的圳头坑、梅县的高圳等。这些地名出现的年代，都在宋代以后，是南下的北方人带来的古汉语，在南方演变成方言后，产生的方言地名。“宝安宝安，得宝而安”宝安境内有宝山，“得宝而安”。明朝有书记载：“得其宝者安，凡以康民也。”“宝安”在历史上就这样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含有吉祥用意。这座“宝山”位于现在的东莞市樟木头镇境内。宋朝有书记载：宝安“山有宝，置场煮银，名石瓮场。”所以，此“宝”实为银矿。“宝安”作为县名，从公元331年的东晋年间算来，已有1670多年的历史。公元331年，东晋设郡，下辖宝安等6县，宝安县范围包括今日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莞市部分地区、番禺县南部、中山市等地区。这是在深圳地区设立郡、县级行政机构的开始，也是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深圳地区自从唐朝中期起，归入东莞县管辖，毕竟距离较远，治理鞭长莫及，深圳、香港地区频受倭寇、海盗侵扰，尤其在明朝中期以后，兵灾不断，因此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在宝安故地建“新安县”，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意思。从“得宝为安”到“去危为安”，可见人民的生存环境与理想。1914年，因全国行政区域整编，广东省新安县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改回“宝安”县名。1993年1月1日，宝安撤县，设立宝安、龙岗两区，由深圳市直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南山”有南山，海拔336米。山北的山脚下，村前是大海，村后是稻田，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南山区因大小南山得名，带着幽远的意境，总使人想起陶渊明的那两句名诗。不过，历史上的这片区域，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尤其它的前身“南头”，作为深圳市古代文明的中心，经历了太多的战火。在东晋南朝时期，南头就是粤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宋以来，商业开始繁盛，大型远洋船舶要进出广州，必须绕行大屿山经南头、虎门才能进入珠江，因此，南头就成为广州海外交通航道的咽喉。可见南头当时的重要地位，颇有“好望角”的味道。明朝初年，这里加强了海防，并筑城驻军。公元1565年，面对日益严重的倭寇、海盗骚扰，广东设立了6个水寨，水师总部设在南头水寨。为了预报敌情，在赤湾小南山顶上修建了烟墩（又称烽堠），作为南头水寨的耳目，遇有敌情，白天用烟、夜晚用火进行报警。南山烟墩遗址至今尚存。“得福于田”的虔诚福田区，因清代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的福田村而得名。“福田”这一名称的来历，与上沙村的始祖黄金堂有关，公元1192年的南宋年间，黄金堂的第四个儿子黄西孙，迁到松子岭南沿定居，带领儿孙开荒造田，田地块块成格，取名为“格田”，后来看到庄稼颜色碧绿，好似幅幅图画，心里非常高兴，又将“格田”更名为“幅田”，因“幅”与“福”同音，再改名为福田———“得福于田”。这两个字透出了从事农业的深圳先民的性格与美好愿望。福田区的前身，是上步管理区，现在仍有路名“上步”。“上不去，下不妙”（上步区、下步庙），许多初来深圳的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都会笑上半天：“这好像是骑在老虎背上嘛！”“步”，俗称“埠”，是指“水陆码头”，用在地名上，与古代越语有关，也仅限于中国的南方地区。加上村落位于深圳河的北面，是在“河之上”，故名“上步”。可以想见几百年前，这里“轻舟水上泊”的景致。古越语中罗湖山今天繁华热闹的罗湖区，名称来源于清代康熙年间就已存在的罗湖村。深圳博物馆的容达贤先生对记者介绍，罗湖村的“罗”字，源于古越语，是古壮侗语对山的称呼，带有“罗”字的山名是古代百越族人的遗留，如“罗浮山”一名，就见于广东的博罗、电白、兴宁、平远以及广西的钦州、防城等地。所以，可以推断，深圳的“罗湖”就是山名，加上地势低，周围湖塘众多，得名“罗湖村”。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罗湖山被夷平，山土被用来垫高罗湖低地，据说，这使当时罗湖低地的地面增高了1米！龙凤呈祥的美丽传说龙岗有龙，也有仙女。关于龙岗，还有一段美丽传说：远古时期，有一位美丽的仙女下凡后，到了这里，而天上群龙“怜香惜玉”，终日环绕在她的周围，保护佳人的安危，矢志不改，最后终于变成脉脉山岗。传说归传说，不过，这里山岗的形状，倒真的极像巨龙伏卧，“龙岗”一名也是因此得来的。西边的东莞，有一地名“凤岗”，与龙岗遥相呼应，颇有龙凤呈祥的寓意。公元331年，东晋设立东官郡，龙岗属于宝安县辖地；民国时，龙岗变成惠阳县辖地；1958年11月又归为宝安县管辖；1986年改称龙岗镇，1993年1月1日，改为龙岗区。大鹏古民煮“海”为盐“盐田”是从行业经济演化出来的地名。盐田区的名称，得于深圳东部沿海旧有的盐田村。深圳位于南海之滨，先民“靠海吃海”，在宽广的海边开辟盐田，以煮盐为生。古代深圳居民制作“熟盐”，需用海卤，海卤的常用制法是这样的：先在海边沙滩上挖一个深坑，坑底及四壁铺设“特制”土砖———一种掺进草秆、经牛脚踩而成的“筋韧熟泥”，砖缝填实，以防泄漏，将竹木横架在坑口，上铺苇席，然后将盐田内浸渍海水后经日晒泛出盐霜的表层沙子扫拢起来，堆于坑口苇席上，用海水浇淋，滤入坑内富含盐分的卤水便可用于煮盐。真是“谁知盘中盐，粒粒皆辛苦”。古代的深圳，就以盐产著称，早在汉代，这里的盐业生产就被纳入国家管理。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以至当时有人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困苦。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激起了盐民的反抗，煮、贩私盐的现象日益增多，社会矛盾由此激化。南宋年间，因政府查禁盐民煮、贩私盐，就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盐民武装暴动，以高登为首的盐民一度击退官军，并乘胜进攻广州，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大鹏所城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有一座筑于明代的“大鹏所城”。这也是深圳简称“鹏城”的由来。明初广东沿海倭患成灾，太祖朱元璋遂下令开筑“大鹏千户守御所城”。明洪武27年（公元1394年），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在大鹏半岛埋下第一块砖头，不多久，一座固若金汤的大鹏城出现在大鹏岭下。当时，大鹏城内有上千名驻军在开发海疆、屯田卫国。还开辟了东西两个演武城，俗称东西教场。“沿海所城，大鹏为最”，在康熙年间靳文谟编撰的《新安县志》中这样得意地记载着。作为明清两代岭南海防军事的要塞，大鹏城占地约11万平方米。它抵御倭寇，抗击葡萄牙殖民者，备战两次鸦片战争，有着600多年抵御外侮的历史。岁月悠悠，就在大鹏所城逐渐废圮的地方，鹏城深圳奇迹般地出现了

深圳市历史文化简述 深圳拥有约150处的先秦文化遗址，证明已有6000多年的社会发展史、约3000－2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史，有屋背岭商时期墓葬群的发掘成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深圳有167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600多年的南头古城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鹏古城的城堡史。深圳拥有1324处古建筑，有清代各时期的近200座雄冠赣闽粤三省的龙岗城堡式客家围和许多广府式村落及民居，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缩影的被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称为“天下第一镇”的“一街两制”的中英街。还有1839年的九龙海战等8次战斗以全胜战绩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有孙中山领导的1900年三洲田起义打响了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第－枪，有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有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自古以来的移民文化是深圳文化的特色和优势。……这些丰富的内涵，已极大提升了深圳历史文化的地位。一、先秦时期 1983－1984年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就发现了先秦文化遗址103处，2000年底结束的第二次全市文物普查又新发现54处，这在全国大、中城市内都极为罕见。而且在内涵方面(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时代)呈现出古越族土著文化的鲜明地方特色。此外，以咸头岭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屋背岭墓葬区为代表的商时期文化，以大梅沙遗址为代表的春秋时期文化，以叠石山遗址为代表的战国晚期文化，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具有典型性即代表性，它们有的填补了岭南考古编年的空白，有的被专家命名成考古学文化，有的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重要性和重大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新石器时代文化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67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就已经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深圳境内发现和探明了近40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主要分布在海边沙丘和较大河流两旁的山岗上。 咸头岭遗址 察看原图 发送到手机位于大鹏镇咸头岭村的海边沙堤上。遗址面积1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40-60厘米。1981年发现,1985年、1989年、1997年三次发掘1241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质生活用具，锛、斧、凿、铲、刀等磨制石器74件以及16件打制石器和98件天然工具。咸头岭遗址的文化面貌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中期沙丘文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从而被命名为"咸头岭文化"，并在全国的同时代文化中也享有一席之地。 2．夏商周时期文化 我市考古工作者在深圳地区发现了60余处此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较之新石器时代为多，而且各个区均有发现。遗址数量的增加和分布面积较广，说明此时本地区人口增多，而且各处都有先民居住。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在南山区的西丽镇地区和宝安区的石岩镇地区，共发现了34处文化遗址，且每个遗址的面积都在10000平方米以上。在不大的范围内，遗址如此密集而且面积较大，正是族群数量增多及每一个族群人口增长较快的证明。 屋背岭商时期墓葬区 位于南山西丽屋背岭村屋背岭山顶。1999年发现。2001年4月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共发现商时期墓葬94座,皆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墓葬约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早期，二、三期从商中期至西周早期。该墓葬区的二、三期材料，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考古编年的空白，为中国商时期边疆考古作出了贡献,并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梅沙2区春秋时期墓葬 位于盐田区大梅沙海边沙提上。发掘面积2405平方米,发现了10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品39件，其中有11件青铜器（在6座墓中出土，为剑、矛、钺等）、21件陶器（瓮、罐、盘、钵、杯、豆等）、7件石器（斧、锛等）。该遗址在当时是广东发掘面积最大的沙丘遗址，发现的墓葬和青铜器数量在广东沙丘遗址中也是空前的，并填补了广东考古编年的空白，为研究此时期的社会状况及古越族民俗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察看原图 发送到手机叠石山战国晚期遗址 位于南山西丽茶光村南面。遗址面积30000平方米。揭露面积330平方米，出土8000多片陶片,另有石锛等石器5件，锸等青铜器2件。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当时填补了广东考古编年的空白，提供了夔纹陶在广东地区存在的下限时间，更重要的是出土4件铁斧,为广东地区早期铁器的使用及来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二、秦汉至隋唐时期 深圳的历史在此时期有三大变化：一是至少从西汉中期开始，文化面貌已从土著文化变为与中原趋于一致，二是城市的建立和发展。据文献记载，东晋咸和六年（331年），东官郡郡治和宝安县县治同设于今南山区南头一带，深圳的城市历史迄今已有1671年。这两大变化使深圳的经济与社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三是唐代建立了屯门镇，驻军2000，从此确立了古代深圳成为广东地区军事重镇的地位。另外，在南山区南头古城附近及与之紧邻的宝安区西乡一带，发现和清理了12座汉墓、22座东晋墓、88座南朝墓，它们是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佐证。 第一次移民高潮汉代墓葬第一次移民高潮 《史记·秦始皇本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资治通鉴》卷七曰"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后来秦王朝又给了南海郡（当时深圳归属南海郡）15000个未婚的女子。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的情况，可从南越王墓得到充分体现。汉代墓葬 在南山区南头古城附近及与之紧邻的宝安区西乡一带发现的12座汉墓，其形制与中原墓葬形制完全一样。出土的罐、鼎、壶、碗、盆、杯、尊、熏、灯、灶、案、井等，其组合和形制也与中原相同。其中，在东汉墓中出有"熹平四年"（175年）纪年砖、人面印纹砖（类似汉画像石中用于驱邪的蹶张图）和乘法口诀砖，而乘法口诀砖为全国汉墓中首次发现，这对研究中国数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东官郡城的遗迹---濠沟东晋墓葬、第二次移民高潮东官郡城的遗迹---濠沟 完成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二果著的《东莞县志·建制沿革》载："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为四郡)立东官郡，治宝安（在东官场北，即城子岗，今为东莞守御千户所）。"可知，东官郡包括了今广东的东北和东南的广大地区，其郡治和宝安县的县治同设在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一带。所以迄今有明确记载的深圳城市历史已有1671年。 在古城南门外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有幸发现了东晋时期的濠沟。在濠沟的5-7层出土了不少魏晋时期的文物。按上述引文中东官郡治的方位，此濠沟可能为东晋古城的护城濠。诚此，只要基本摸清濠沟的走向，就可确定东官郡城的方位；若只是给水或排水沟，从其长、宽和深度推测，也应与东官郡城有关。东晋墓葬、第二次移民高潮 在南头古城附近和宝安区西乡清理了22座东晋墓。西乡铁仔山古墓地中出土了3座东晋纪年墓，分别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大兴二年"（319年）、"大兴四年"（321年）和晋明帝司马绍的"太宁二年"（324年）。皆在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之前。纪年的内容为"大兴二年六月"、"大兴四年辛巳岁宜封侯"、"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等。须指出的是，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发生了所谓的"五胡乱华"后，大量汉民南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史籍虽然没有移民深圳的记载，但是，基于迄今深圳还未发现西晋墓，而从东晋初年其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瓷器、铁器、铜镜及装饰品等又都与中原同步这两点来看，应不排除此时不少北方移民进入深圳的可能性。这22座墓葬至少表明，深圳南头一带在公元331年前后人口增长较快，经济、文化也有相当的发展，此为深圳地区曾一度能够成为粤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根本原因。 南朝墓葬唐代屯门镇宋代墓葬、塔和窖藏铜钱南朝墓葬 在南头古城附近及宝安区西乡一带清理了88座南朝墓。唐代屯门镇 为防海盗侵扰，保护来往商船，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新设置－个军事卫戌区--屯门镇。明崇祯<<广东通志·外志载>>：“按东莞南头城，古之屯门镇”，说明屯门镇设在今南山区南头古城，驻军人数为2000名，直属岭南节度使。屯门镇不仅是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而且在我国东南沿海－带也具有重要的军事作用。宋代墓葬 发现较多，共清理了13座。墓葬形制可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瓦室墓（即长方形竖穴土坑内用瓦片叠砌墓圹）两种。 深圳目前地面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有： --南宋黄默堂居士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福田区莲花山西北坡，建于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祭台为石作须弥座，墓碑嵌于六边形墓塔（上部己毁）的正面，碑上刻"默堂黄居士塔。……"其须弥座和单层墓塔的形制有唐代遣风，而－般民间居士使用墓塔这样的葬制，目前在全国其他地方似无第二例，在岭南地区更为仅见。 --南宋龙津石塔（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宝安区沙井镇沙四村建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石塔为红砂岩雕成。葫芦形塔顶。正方形塔身，塔身正面和左、右两侧各有－个佛龛。正方形须弥座四角浮雕竹节角柱。窖藏铜钱 先后发现了10余处，其中最大的－宗是1995年10月在宝安区松岗镇沙埔尾村发现的4000公斤窖藏铜钱，其中最早的是秦半两．汉五铢，绝大部分为两宋钱币。 第三次移民高潮 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深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移民高潮。连年的战争正是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深圳的根本原因。前述的黄墨堂就是南宋初从东莞迁入，是今福田区黄姓大族的－世祖。还有宝安区沙井镇陈氏是北宋时从江西庐陵迁入，等等。大量移民首先进入的是深圳西部地区，因为这里是深圳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他们又为深圳的的进－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地区又是以广府文化为主，是他们迁入该地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三、明清时期 这是深圳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深圳军民在抗击倭寇、葡萄牙殖民主义、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这时期的地上文物古迹保留甚多，第二次文物普查共发现古建筑1324处（有的－处是－个村庄），其中99%属于这一时期。主要种类有城址、民居、祠堂、庙宇、碑坊、塔阁、私塾（书院）、桥梁、古井等。它们中最重要的是明洪武年间建立的东莞千户守御所城和大鹏千户守御所城，即南头古城和大鹏古城。民居大致可分为客家式、广府式、广府客家混合式及中西合璧式等，它们烙下了来源于不同地方的移民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特色以及各文化之间的交融、变迁的历史印记，为研究深圳自古以来的移民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南头古城和大鹏古城南头古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的南头古城即东莞守御千户所，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两个千户所驻军总数达2200人。前述东晋东官郡郡治就在这里，东官郡的宝安县县治也设在这里。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县治仍在这里。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至冲(今东莞)，但前述的屯门镇署也设在这里。从唐一直到明清，曾多次改制。南头古城是深圳城市历史的见证。 现古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垣范围东西长为680米，南北宽为500米。城墙用黄泥沙土夯筑，内外包砖。现除北城墙尚存一段高低不等、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外，余皆已无存。1997年找到了北门，南城门也保存完好。城内道路有六纵三横共有九条，俗称“南头九街”。城内尚保存部分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如纪念文天祥的信国公文氏祠、东莞会馆、报德祠、育婴堂等，还有39处明清时期具有岭南及南洋建筑风格的民居。 1983—198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位于南头古城内的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南头古城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待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南山区委．区政府投入1个亿整治南门广场，整治规划己通过论证，目前考古和拆迁工作尚未结束。大鹏古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今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为防御海盗、倭寇侵扰，洪武二十七年，大鹏所城开筑。清初改“大鹏守御千户所城”为“大鹏所防守营”，官兵500名。康熙四十年（1704年）改“大鹏所防守营”为“大鹏水师营”，兵员增931名，这时大鹏水师营已是一个管辖珠江外洋东部海路的海防军事机构。在海上要塞设立九营汛：东涌口、水陆塘、大屿山、红香炉、盐田、关湖塘、老大鹏、上沙塘、下沙塘，与南头的新安营遥相呼应。道光十九年（1939年）将大鹏改营为协。大鹏守御千户所在抗击倭寇和英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功勋卓著的英雄城堡。 城内有3条主要街道，分别为东门街、南门街、正街（西门至南门街相交）。现明清时代城内建筑县丞署、关帝庙、赵公祠、晏公庙等基址尚存。东、南二城门仍保留明代原样，北门清末已废塌。城内还有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振威将军第”，即广东水师提督赖恩爵府第、福建水师提督刘起龙“将军第”等，规模宏大，还有许多清代民居也保存完整。 1983年和1984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将大鹏城东、南两城门及赖恩爵“振威将军第”、刘起龙“将军第”分别列入深圳市第一、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大鹏古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0月成立了大鹏古城博物馆，负责大鹏古城及其周围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2001年6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抗击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抗击倭寇的斗争 明初就有倭寇骚扰。明永乐（1403——1424年）以后，倭寇在中国沿海烧杀掳掠逐渐猖獗，并从东海移至南海一带。正德五年（1510年），明王朝派在东莞、大鹏两守御千户所之上设立了“备倭总兵府”，府署设在东莞守御千户所即今南头古城内。后“参将署”改为“南头寨”，驻地在今南头半岛的尖端处，下辖东至惠州碣石寨，中至香港地区，西至中山地区，卫戍着今整个深圳地区和沿珠江口，拥有大小战船50至100多艘，兵员1000至2000多人。隆庆元年（1567年）倭寇与海盗曾一度勾结攻入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千户李茂材奋力抗击，追击倭寇至雷州港，因无援而战死疆场。隆庆五年（1571年）倭寇围攻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在万分危急中，舍人康寿柏挺身而出，率领军民浴血奋战40余天，迫使倭寇狼狈逃窜，写下了抗倭斗争史上光荣一页。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 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头目阿尔瓦雷斯率舰船抢占东莞县的“屯门海澳”，即今深圳南山区的后海湾、蛇口、内伶仃岛和香港青衣一带，并在这里修筑堡垒、搭建营寨、劫掠财物，甚至刻石立碑，以示永久占据。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占中国领土的尝试和前奏。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底，广东按察副使汪鋐亲赴东莞守御千户所城（今南头城），组织起一支四千余军民和五十余艘船只的反侵略队伍，从陆地和海上英勇讨伐占据“屯门海澳”的葡萄牙侵略者。汪鋐率领深圳军民取得了“屯门海战”大捷，收复了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七年的失地，显示出深圳军民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英雄气概，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西方殖民侵略的序幕。 深圳人民为纪念护国有功的汪鋐以及在隆庆六年（1572年）为民请命恢复新安县有功的广东按察副使刘稳，于万历元年（1573年）在南头城关口村修建了“汪刘二公祠”，现仅存后殿和前殿墙基。这是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见证，1998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初的移民高潮及移民文化 深圳的移民文化，主要由西部的广府文化和东部的客家文化组成。清代原新安县居民主要是广府人，广府文化成了强势文化，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将原属惠阳县（清代以前为归善县）的龙岗、横岗、坪山、坪地、坑梓等客家地区划归宝安县，构成今深圳龙岗区，从此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可谓“平分秋色”，共同成为深圳历史文化或移民文化的底蕴。现存的广府民居、客家民居和其它式样的民居，是深圳移民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深圳明清以来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一部砖石垒筑和泥土夯筑起来的史书，是研究社会历史和民情风俗的活化石。第四次移民高潮、“迁界”与“复界” 清初形成深圳的第四次移民高潮，它源于沿海地区的“迁界”与“复界”事件。清世祖顺治初年统一全国后，郑成功一直在闽、粤沿海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为切断大陆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顺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就颁布了“禁海令”，严禁江、浙、闽、粤等地沿海商、渔民出海。随着郑成功抗清的不断失败，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广东新安等县开始“展界”，允许原沿海居民迁回原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全面复界，除原居民回迁外，有些粤东地区的客家人也开始迁入。雍正五年（1727年），由于官府招募政策的落实，各地农民特别是客家人，主要是从粤东兴梅地区，还有潮州以及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移民高潮延至乾、嘉时期，今龙岗地区的客家大围屋便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掀起今深圳东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历史新高潮。龙岗客家围 龙岗客家围的建筑形式可谓集各地客家之大成，主要是粤东地区的围龙屋与四角楼的结合，并特别强化了城堡的防御功能，故我们可称之为“城堡式围楼”。它的主要特征是前有月池（半圆形池塘）和禾坪（晒谷场），围楼前开有－大门、两小门，大门两侧为二层的倒座，其后是长条形的前天街，中轴线上置上、中、下“三堂”为宗祠，“三堂”两侧附两横或四横屋，其后为长条形的后天街和后围楼（原型为半月形围龙屋），－圈围楼的四角建有碉楼即角楼，有的在后围楼中间还建有高大的望楼（龙厅顶），有的四周围楼屋顶连成通道，称“四角走马楼”，而其内部给、排水设施齐全。这种带月池、禾坪、围屋、碉楼且宗祠与住宅合一的城堡式客家围楼，给人以气势雄伟、森严壁垒的感觉。客家围强调“天圆地方”、“阴阳合一”及与自然和谐，讲究风水和龙脉的走向。这是在农业社会中血缘聚族而居，不断迁徙移动，在和自然与社会斗争中滚动发展的产物。其建筑技术和形式，屋内的堂联、壁画．灰塑和雕刻等，保存着以反映儒家思想为主的丰富的中原传统文化，是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和客家社会历史与民俗风情的宝库，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深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岗地区现存较大型的客家城堡式围楼有100多座。令人瞩目的是，占地面积达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15000平方米，号称“九厅十八井，十阁走马楼”（八碉楼二望楼）的龙岗罗氏鹤湖新居，以及同等规模的坪山曾氏大万世居（两处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待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建于嘉庆和乾隆年间，可称为赣、闽、粤客家围之冠，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广府式民居 今深圳的西部是广府民系的聚居地。典型的广府围村，民居多用青砖垒筑，其前无月池和禾坪，四角无角楼，宗祠偏在一隅或建在围外，围墙内是以巷道隔为若干 横排，每一横排又分成若干单元。每一单元一般为二进一天井布局，罩式大门，天井的一侧或两侧有廊房（作厨房、厕所），正房一般为三开间的一层或二层，底层明间一般一隔为二，前为客堂，后为卧室或供祖神。何氏“元勋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罗湖区笋岗村，始建于明初，为岭南名贤何真的旧居，是深圳现存最古老的广府寨堡式围村的典型建筑。广府、客家混合式民居 所谓广府与客家混合式民居，有两种形式： 其一，是以广府式民居为主，吸收客家式民居的某些因素。如南山区西丽塘朗村老围，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其围墙内有六条横巷与进门楼后的纵巷交叉，多为一间一套或二间一套单元式民居，船形式屋脊，且郑氏宗祠在西北角，不在中轴线上，这是广府式民居的重要特征。但围前又有禾坪和大月池，显然是客家民居的配套设施。 其二，是以客家式的围楼或围屋为主，吸收了广府民居的某些因素。它主要表现为典型的客家围屋内，住房却由传统围龙屋的通廊式单间，变为广府式单元套房，即为一天井、两廊、一厅、两房的组合，增添了舒适性与私密性。龙岗于乾嘉以后建筑的围楼，许多都属于这种情况。中西合璧式民居 现存最早的是位于宝安区沙井镇新二村建于道光四年（1824年）的康杨二圣庙，其琉璃屋脊雕饰西式建筑和人物。－般所谓中西合璧式，往往是广府或客家民居的格局，而外观形式和装饰是西式的，真可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现。集客家、广府和西洋建筑特点于一身，是不同民系和不同国家建筑文化的融合，独具匠心，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从深圳的各式民居，可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深圳移民文化的特色，以及颇为深厚的深圳历史文化的源流。可以说深圳是研究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客家民系和广府民系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地区，其影响播及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与世界各国，无疑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地位。四、近代深圳和今日深圳 深圳是－座英雄的城市。除上述在反击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中曾作出的巨大贡献外，深圳近代史上又发生了两件大事，并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第－件是1839年的九龙海战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第二件是1900年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三洲田武装起义，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从改良主义真正走上了武装革命的第－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领导下的宝安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尤其是东江纵队在广东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地位、作用和贡献是人所共知的，她在中国的当代史上又写下了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 九龙海战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九龙海战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鸦片战争并非一开始就是失败的，顽强不屈的中国军民，曾有一段抗英斗争胜利的光荣历史。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7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维喜，被夷人酒醉行凶，棍殴毙命”(?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107页), 林则徐于8月15日下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则违抗拒交，于是林则徐遵照嘉庆十三年之例，采取了不准他们逗留澳门，断绝柴米食物等措施。9月4日中午12点，义律率“路易沙”号（装备10门回旋炮和4门三磅长统炮）．巡洋舰“珍珠号”（装备6门6磅炮）等5艘舰船，以“求为买食”为名接近我方，下午2点30分下令开炮轰击我水师船，正在巡洋的大鹏营守将赖恩爵受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后，随即指挥水师船和九龙炮台开炮反击，不久英军“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下午6点30分英船逃回了尖沙咀，九龙海战以我方的大胜而告终。此战意义重大：这是鸦片战争的起点，“－般地说来，中英第－次鸦片战争是从这次海战开始的”。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系列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由于赖恩爵英勇善战，道光皇帝赐赖恩爵“呼尔察图巴图鲁”（勇士）称号，晋升副将（从二品）。1843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正一品，封“振威将军”。现大鹏城内有御题“振威将军第”的赖恩爵将军府仍保存十分完好。 九龙海战后的两个月即11月3日，发生了穿鼻洋（位于虎门外30里）之战。同－天（或后－天），又在尖沙嘴洋面发生了官涌之战（至11月13日，10天内共打了6仗）。这7仗中除11月11日由我方主动开炮袭击外，余都为英军挑起，并以其失败而告终。 “天下第一镇”——中英街的历史变迁 中英街及界碑是中国贫困落后，清王朝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是中国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和“一街两制”，以及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含的中英街，是中国乃至世界仅见的历史文化奇观，有独特的意义。正因如此，1992年1月24日，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莅临沙头角中英街视察时，兴致勃勃地用英语说：“The most famous town in the world”（天下第一镇）。中英街界碑已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成为广东省和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庚子首义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庚子首义 孙中山、郑士良等人，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便策划新的反清武装起义。经联络准备，1900年4月，决定选择三洲田作为起义地点，不久便开始招兵买马，以义合小铺为据点，仅4个月时间，便发展到六、七百人，成为起义的主力军。清光绪庚子二十六年农历润八月十三日（1900年10月6日），义军在今深圳盐田区的三洲田举行祭旗起义，把矛头直指封建腐朽的清王朝。以黄福为元帅，郑士良、何松为参谋，黄耀庭、廖庆发、林海山为先锋，分两路出发。东路从马峦村、金龟洞出禾岗，打新圩，直扑镇隆，在佛子坳伏击清军大捷；西路从横岗出沙湾攻打兰花庙，大获全胜，进一步攻打深圳、南头受阻。东路义军在永湖、崩冈圩连战皆捷，势如破竹，22日乘胜进入三多祝，在白沙扎营，队伍迅速发展到二万人，其中不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当地客家人，声势浩大。后因形势急剧变化，原拟突击至厦门时获得接济的计划无法实现，后援不继，陷入困境，孙中山电令郑士良“可自决进止”，义军不得不解散，剩下千余洋枪手分

1.地名由来　　“深圳”地名始见史籍于1410年（明永乐八年），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的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　　深圳又称鹏城。 何谓“鹏城”? 在深圳东部50多公里开外的南澳镇，有一处名叫鹏城的地方，城门象北京的德胜门，只是规模小了很多。 城墙经风雨侵蚀，一番破败景象； 城楼虽不及山海关雄壮，仍古味十足。进入城门，只见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两旁平房都是砖木结构，鳞次栉比，露出房檐的椽子都已腐败，看起来年代已相当久远。当地居民称这个地方叫王母，又叫大鹏，这座城就叫鹏城。“鹏城”由此得名。　　曾几何时，有人把这个鹏城的名字安在了深圳的头上。特别是深圳自建立特区以来，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综合经济实力已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中的前列，是一座充满生机，充满美好发展前景，潜力无限的城市。而深圳的版图正象展翅高飞的大鹏，搏击风云，遨游长空，勇往直前。所以，鹏城也就名符其实地叫响了。　　2.百越部族　　（ 史前——公元前214年）考古成就表明，早在6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土著先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深圳的城市史已有1673年。夏、商年代，深圳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居殖在深圳沿海沙丘谷地区域的百姓，是百越部族的分支——“南越部族”。他们以捕鱼、航海维生，甚少农垦。　　3.秦皇设郡　　（公元前214——公元33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50万人开发。时属南海郡的深圳，便融入了中原文化。　　4.东晋建县　　（公元331——1573年）深圳市最早的前身为宝安县。宝安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朝廷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辖地大概为今天的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等范围。郡治在宝安县（南头）。　　公元590年（隋开皇十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县治在今深圳南头。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治迁往东莞，于南头设屯门军镇。宋朝时期，深圳是南方海路贸椎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公元1565年，又在南山半岛设立了南头水寨（广东6大水寨之一），为一庞大的军事机构，是“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管辖与牵制范围东至潮汕，西至上下川，南至大洋。明朝初年，中国舰队出使南洋，开航前必到深圳赤湾天后庙祭祀祷告。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曾是广东省东南的政经重镇，也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　　5.新安古城　　（公元1573——1841年）深圳市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公元1573年（明万历元年），朝廷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意，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 清朝初期，政府实行沿海省份内迁50里的“迁界”之举。新安县三分之二土地曾一度纳入东莞县。公元1669年（清康熙八年）复置新安县，至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再复原界。　　6.县境分割　　（公元1842年——1898年） 公元1842年（清道光二十四年）7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英国占领。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1月11日，九龙半岛因《北京条约》而被迫割让给英国。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给英国99年。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7.复名宝安　　（公元1913年——1979年）公元1913年（民国三年），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县治仍在南头。　　8.县治迁移　　（公元1938年——1953年）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1953年，因深圳联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东迁至距南头10公里外的深圳墟。　　9.深圳建市　　（公元1979年）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深圳定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建市之初辖深圳、南头、松岗、龙华、葵涌、龙岗6个区。1979年10月，设立罗湖区。1980年7月，分罗湖区，成立沙头角区。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建制，辖特区外的1577平方公里。1983年9月至1984年8月，特区内设立罗湖、上步、南头、沙头角、蛇口5个管理区。1990年1月，撤销特区内管理区，设立福田、罗湖和南山3个区。1993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宝安、龙岗两区。1997年10月，从罗湖区分出盐田区。2004年成为一个无农村的城市。邮政编码：518000，区号：0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