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注册会计师

用4500元的月薪竟然招不到一位能很快上手的会计！这让浙江温州某外贸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李明很纳闷。须不知，眼下想招聘外贸会计的可不只他一人。 从2009年年底起，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部分外贸企业的复苏，一批具有信用证、国际汇率、出口退税等操作经验的外贸会计取代报关员、单证员，成为外贸企业的紧缺人才。 虽然很多会计人表示有兴趣到外贸企业工作，但他们中不少人甚至不知外贸会计证为何物，因而在行业门槛面前，顾虑重重。 近日，《中国会计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企业主管、外贸会计以及业内专家，以期为会计人解除心中的疑惑。 猝不及防的需求 来自相关部门的统计显示：江苏省进出口企业数超过25000家，按每家外贸公司3个岗位计算，至少存在75000个外贸会计岗位需求。 “各类专业人才我们都需要，但现在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企业对外贸人才的要求提高了。”新疆一家商贸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以前我们对外贸工作人员的硬件要求主要就是会讲俄语，但现在只会讲俄语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了，企业对懂岗位操作流程、有外贸专业技能的人才需求变得尤为迫切，尤其是熟悉出口退税流程的会计和财务人员。” 在危机中倒下的企业急寻外贸人才，撑过了危机的企业似乎也并没有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江苏某服装出口企业的老总吴鹏很后悔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辞退了一位很出色的外贸会计，“前任会计对薪资要求很高，开始我还能承受，但经营情况不好以后，各项成本都要压缩，他的工资要求就显得离谱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外贸会计人才紧缺这个问题，就随便换了一个薪水要求低的会计。”但后来吴鹏发现，对于好多出口退税环节的流程，比如复币记账、退税核算等核心业务，没有外贸企业工作经验和相关知识储备的会计还真应付不来。现在，他想用原来的薪资水平招聘一个像样的外贸会计，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吴鹏的懊悔也正是不少会计人的疑惑：到底需要具备哪些过人的技能才能胜任外贸会计？ 锦上添花的技能证书 日前，据全国外经贸考试中心发布的消息称，2010年全国参加外贸会计考试的人数已经从2007年12月首期的5000人增至25000人。 郭玲虽然在浙江一家出口企业工作了两年时间，却一直没有听说过还有一个叫做“外贸会计证”的考试，“刚来这家企业的时候，什么外贸知识也不懂，就拿出口退税来说，核销单备案、合同备案、收款结汇、使用软件处理核销单和报关单、到外汇局核销……这些繁琐的流程我足足自学了两个多月，好在这是一家小企业，要求没有大企业那么高。” 看到外贸会计考试的报名消息后，郭玲也动了心，不过她认为，考证是次要的，学习相关外贸会计知识是最重要的，“我喜欢外贸行业，所以希望能精通这里面的会计、税务知识。”郭玲从全国外经贸考试中心了解到，外贸会计考试不考外语，这让她和身边很多准备参加外贸会计考试的朋友都长舒了一口气。 “证多不压身”，向来是会计人的共识，从历年会计资格证、职称证、注册会计师证、注册税务师证报考的火爆场面不难看出，“靠证说话”的时代依然没有过去，大多数会计人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让自己锦上添花的考试机会。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在应聘哪家企业时，某个证书就派上了用场。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王纪平认为，外贸会计的难点不是会计，是外贸企业的流程和特点，只要熟悉了外贸企业的相关流程和特点，有会计基础的会计人都能在较短时间内胜任外贸会计工作。 对外贸会计所需的业务能力，全国外经贸考试中心新疆考点负责人贾正文介绍，外贸会计通常负责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核算、分析、预测和控制工作，要求会计人在具备会计知识的基础上，具备外汇业务核算，出口商品收购核算，出口业务会计，出口货物退(免)税核算，进口业务会计，加工贸易会计，样品、展品、包装物、物料用品和低值易耗品核算，工业企业成本会计，进出口企业会计报表编制等业务能力。 据记者了解，外贸会计证由商务部下属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颁发，是技术专业证书，而非会计资格证书，所以许多外贸企业招聘会计人员时并不要求其持有外贸会计证。 高薪诱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不少外贸企业会计人反映，比起其他企业，外贸企业给予会计人的薪资和待遇普遍要高，这也是报考外贸会计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刘凤曾在天津一家工业外贸企业做了3年会计，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关门后，她到了一家民营物流企业，用她的话说，“薪资和待遇与原先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我之前所在的外贸企业不算大，出口报关工作也由我兼任。据我了解，一般兼任出口报关工作的外贸会计要拿得更多一些，月薪大概在4500元左右，我身边的同行每个月平均也能拿到3500元。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其他企业辞职后进入外贸行业的，高薪资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刘凤说。 有经验人士指出，外贸会计新手一般要从出纳做起，然后转到核算、现金会计等岗位，新手的收入并不高，但在工作2年至4年后，大型城市的外贸会计年收入可达到6万元至10万元，中小城市的则可以达到4万元至5万元。 如今，刘凤还在寻找一份外贸会计工作，已经不是新手的她，有了足够的资本收获更高的薪水，她期待的年薪是7万元。 随后，记者从一些培训学校了解到，除了像刘凤这样具有一定财务、会计工作经验或已接受过财务、会计业务培训的在职人员可以在外贸会计的岗位很快上手外，国贸、会计、财务管理或其他相关专业基础的在校学生，在经过适度的规范化培训后，也可以很快从事外贸会计工作。

业务员跟单员采购员报关员还有高层管理者就看你能成为那方面的人才了，而不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什么类型的贸易，需要你相关内容的知识2：你可能需要单证知识3：你可能需要英语

变化一：财务数据日趋透明尽管早些年《The Lawyer》杂志就致力于为《亚太地区150强（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国顶级律所报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数据，但一些律所拒绝公开他们的财务数据。虽然各律所的盈利数据仍然被严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调查而言，我们仍能观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趋势。在被调研的50所律所中，仅有10%的律所没有提供收入数据。但在这5家律所大多数律师的协助下，《中国顶级律所报告》已能够粗略地估计并筛选出中国收入最多的30强律所，并通过两项重要的指标（“律所年收入”及“律师人均年收入”）对它们的实力、市场表现及市场地位进行评估。律所财务数据的进一步透明是中国法律行业不断成熟的反映。律所不仅更乐意公开它们的收入数据，而且还对其法律执业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关注。而更为精通商务的客户则是使律所思维模式发生变化的另一关键动因。据一位30强律所的管理合伙人所言：“在竞争业务时，律所越来越频繁地被客户问及有关收入及其他财务数据方面的问题。”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强律所共拥有律师18,938名，而它们的年收入总和达到了158亿人民币（16亿英镑）。相比较而言，根据北京律师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师事务所及23,776名律师，而北京地区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总和为98亿人民币，较2014年度的30强律所的年收入总和要少38%。虽然如此，158亿人民币的收入仍然低于英国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国的顶级律所）”在2013/14财政年度的19亿英镑的收入。2014年度中国30强律所的律师人均年收入为833,000元人民币，是2013年度北京地区律师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币的两倍，以及该年全国律师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币的四倍。拥有3,113名律师以及45所办公室的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以总计22.5亿人民币的营业额斩获年度最高营业额内所。但这所不久就与Dentons合并的律所，律师人均年收入仅排第28位。而拥有国内最多律师人数的盈科律师事务所，去年以9亿人民币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师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则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据悉，几乎所有30强律所的2014年年度营业额都得到了增长，而只有一个例外。总部位于北京的国枫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急剧下降了28%，这主要归因于它的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去年跳槽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尽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国枫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张利国律师仍十分看好律所的发展，他称将带领瘦身后的律所在同质竞争中迎头而上，未来增长势头不可小觑。在所有被调查的律所中，位于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其2014年的收入跃升了78%，达到了2亿人民币。位于成都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而在“红圈”（red circle，中国顶级律所）律所之中，中伦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一，从2013年的10.3亿人民币涨至2014年的14.7亿人民币。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国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涨幅为25%，这样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场都是极为稀少的。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营业额数据的律所中，约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实反映律所运营情况的数据是很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税收规则的变化，其二是松散的分支机构管理模式。普遍的做法是，律所会制作两份数据，一份是真实的收入状况统计，另一份则是出于纳税的需要。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两份数据的差额达到40%之多。一位北京律所的负责人表示：“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对律所的利润率有很大影响，比如增值税取代了营业税，不再采用定额税率，而是基于自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浮动征税。”“律所通常会采取手段进行合理避税，这样就会导致公布的财务报表中营业额数据往往低于实际所得”，他补充道，“大型的全国性律所因为各地办公室基于税收政策采取的统计措施不同，在这方面往往会更加复杂和混乱。”从国家的财政税收管理的角度，统一的全国会计准则、税收规则和行为准则的缺位是导致律所营业额数据不真实的原因之一。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管理合伙人乔文骏指出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但律师事务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尴尬”，乔律师解释说，“律师事务所至今仍然无法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为企业，因此也不能获得企业法人的法律资格。一直以来，律师事务所在征税时都被归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现在中国律所的主要监管机构仍然是司法部。”“相比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专业服务公司，企业地位的缺乏给律所的发展带来更多不便，哪怕只是从事最基础的商业活动，比如开立银行帐户，申请贷款，开设海外分支机构或建立其他咨询子公司。”“就像有出生证明却没有办法注册身份证的人，很尴尬。”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当这个这个最根本的地位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才有可能与国际律所趋同发展，否则中国律所在采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将始终缺乏动力。”变化二：法律服务需求空前增长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逐渐放缓，中国市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发展法律市场的推动力量有二：一是国家法律监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国内消费和私企发展来平衡经济的决心。今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顶级律所都受益于这种持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达到了收入增长率的最高点，其中增长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长率实现了25%。中伦以收入增长率43%成为领头羊，从2013年的10.3亿元到如今14.7亿元人民币。中伦从国枫收购的大型团队以及去年在重庆和青岛设立的新办公室都对大幅飙升的营业额有极大贡献。管理合伙人吴鹏也承认2014年是中伦在若干领域实现破纪录发展的一年。这是中伦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一年，吴鹏的团队今年贡献了两千多万人民币，并列成为历史之最。平均每位股东合伙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万人民币。方达、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显著的员工和收入增长。在横向招聘方面，方达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为它的北京办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国反垄断主管Michael Han。除了从新兴领域探索新的业务，如反垄断、知识产权、证券和税，许多公司的增长是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场就是非常关键的机遇。2014年，中国有1,232家中小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片市场被279家律所分享。国浩律师事务所，在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服务中一直表现出色，它在2014年帮助77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一业务量在国内无可匹敌。但仅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业成功上市的业务量实现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为新三板市场上最活跃的律所。虽然新三板业务的利润率较低，但这是收入和客户增长的新途径，尤其是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资本市场和并购交易一直是顶级律所的主要业务。中国激增的企业并购活动是积极的指向标，企业交易的发展和复杂使国内律所大大受益。与资本市场情况类似，企业并购交易仍是30家顶级律所的最主要的一块业务收入。日益增多的并购活动使得这些律所在该领域的业务日臻成熟，中国公司间日益复杂的交易极大地裨益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内法律顾问市场。根据路透社2014年的数据报道，RPL评级靠前的中国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非常活跃。业务量上，方达以72排名第一，中伦56排名第二，国浩以52排名第三。业务标的总额方面，北京嘉源以28个业务共668亿美元的标的额雄踞榜首，其次是海问和方达。国内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国市场只有14个并购业务，总计500亿美元。2014年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并购交易是中石化出售价值175亿美元的国内零售业务给由25个中外企业组成的大型投资集团。这些零售业务包括一个批发链，超过30000个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储设施。这种规模的交易只是来自国家推动的国企私有化，被称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总部位于北京的海问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务，覆盖交易的整个过程：包括对投资者投标、谈判和与潜在投资者相关所有文件的起草和执行。投资者团队的法律服务由锦天城，方达和天元负责。30家顶级律所整体情况变化三：更为合理的合伙制度顶尖的中国律所专注于建立自己的业务领域并扩大在全国范围的业务覆盖，一些律所通过合并与补强收购迅速实现了目标。在这些顶级律所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对合伙人盈利能力和更合理的合伙制度的强调。其中比如君合和海问，已经着手改革合伙薪酬制度。另外如中伦和全球，为律所管理层合伙人提供更高的优待。君合在今年年初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修整计划，这是自1989年成立以来最大的内部调整。在此之前，它的薪酬体系几乎完全以业绩为基础。君合的管理合伙人之一华晓军表示，为了新制度的改革君合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包括向诸如Slaughters and May和Mayer Brown等国际律所取经。全球律师事务所一直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结构，现在也感受到了压力，正在尝试改革更高效优质的财务管理结构。相比之下，在2009年海问已经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薪酬分配结构，它最近的改革则是要加入业绩评估元素，合伙人将根据业务表现而级别变动，同时资历也是重要的评估因素。今年年初，海问就调整措施来鼓励和稳定杰出的年轻合伙人并且积极地横向招揽。过去的结构在保持合伙人之间的协同一致以及管理质量上有一定优势，但海问需要不断调整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并保持它的领先地位。管理合伙人刘苏表示，“我们去年利润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强调合伙人与团队在优势领域的专注和专业，以此提高收费标准与竞争能力。虽然律所经营的成本因为租金和工资上涨等原因不断飙升，我们通过提高每项业务的效率和收费，仍然能实现高利润率。”“上一年度我们的利润有增长。这主要是我们要求所有合伙人和律师在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将能力发挥到极致，如此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也能提高代理费用，” 刘苏说到。“因为租金和工资持续见长，在中国经营一家大所的开销越来越大了，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执业能力来收取更高的代理费，同时高效地完成每桩交易和项目，这样一来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盈利，”他说。变化四：在合并中迅速扩张对于大型全国性律所和励志跻身前三十强的律所来说，如果他们已经意识到律所合并是国内法律市场的重头戏，那么应当看到2014年仍然是各家律所进行扩张的一年。在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和共和律师事务所的合并是众多值得关注的合并案中的一桩，它们的合并铸成了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该所在本调查进行时有1.4亿的资本，拥有220名律师和63名合伙人，在中国四地设有办公室。天达共和的管理合伙人李大进将最近这场合并称作是“两个具有远见且优势互补的律所的结合”。“这家合并后的律所可以围绕客户的需要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它通过这次关键性的变革弥补了原来两家律所在执业团队业务领域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李大进说。“由于壮大后的合伙人团队提升了我们在市场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经受得住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的考验，原来两家所的客户都会从这次合并中受益，”他说，希望此次合并能够引领这家新生律所跻身顶级大所的行列。最近的一场合并案例是北京君泰律师事务所和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的合并，在这次7月间完成的合并中诞生的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拥有400名员工和9处办公室。在上海，本土的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和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在2014年初的合并是法律市场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除了同城之间的律所合并，也有地区性的律所加入全国性律所业务链的案例。国浩律师事务所在2013年拥有超过100名律师和15处办公室，去年在国内又增开了两处办公室，这两处办公室都是在与当地律所合并的助力下增设的。国浩在重庆新设的办公室是在并购天之合律师事务所及和华利胜律师事务所驻重庆分办公室的基础上进行的。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加入了国浩律师事务并作为其在济南新设的办公室。在南京，国浩在吸纳拥有40位律师的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后增设了一倍数量的办公室。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管建军说：“我们的策略就是在中国的每一个重要的城市以及国外核心地点建立起一个广泛而有力的业务网”。管建军说，拿重庆的办公室的增设为例，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一个除成都外的办事处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地理位置及市场需求差异的限制，仅依靠成都一处是不能完全开展律所业务的，而重庆作为一个类省级的法律服务市场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全国性律所为地处北京及上海外的区域性律所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平台。通过加入其业务链，地区性律所就能为其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务，也可以接触到由其他合伙人分享的众多资源和知识经验，”管建军补充道。变化五：海外市场的骄人业绩如今越来越多的客户具备全球视野，而国内贸易沾带涉外因素也逐渐成为常态。再这样的形势下，律所必须通过提出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来满足客户国际化的需求。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角色转换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过去十年有了充分的增长。2014年，中国的海外投资量达到了1,029亿美元的超高记录。中国海外投资的进程还将在人民币贬值及政府诸多干预政策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快。据预测，海外投资量终将超过境内投资量，中国将逐渐变为一个纯资本输出国。欧洲成为一个接受中国资本流向的至关重要的地区。据荣鼎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有价值180亿美元的总共153项投资流向欧洲，这比去年的数量翻了一番。涉足海外业务的律所已经获得了回报。2013年金杜律师事务所与英国律所SJ Berwin合并，坐稳了海外企业并购领域法律服务提供商的交椅。据汤森路透2014的交易数据显示，金杜所累计为18桩海外企业并购案中的中方企业们提供了法律服务，其交易额使得金杜成为该领域最活跃的法律服务提供商。这也使得它在这场竞争中击败了对手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该所完成了17桩案子的法律服务。金杜律师事务所海外法律服务交易的战绩包括它在国有企业广东省广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欲以报价11亿澳元（5亿英镑）收购澳洲上市铜金矿开采商PanAust案件中的代理，潍柴动力以1.87亿欧元（1.36亿英镑）取得德国上市公司凯傲集团一部分股权的法律咨询以及为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厚朴基金（HOPU）对帕拉丁能源（Paladin Energy）投资中的代理。然而，将金杜所的收入累加后情形就不容乐观了。它所完成的这18个交易共计42亿美元，每桩交易取得的代理费为2.33亿美元。相比而言， Freshfields完成了价值202亿美元的13桩交易--每桩交易额在15亿美元。“中资所的国际化拓展计划是在客户的现实需求下展开的，”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说道。他说金杜所处理的案子中越来越多地牵扯到涉外因素，由此便需要其提供涉及多元管辖权的法律意见。“一家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案件很容易就牵涉到三四个管辖权问题。如今一家中国公司要通过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取得一家英国上市公司在非洲的资产作为其涵盖英国资本成分的资本构成是很常见的。“对我们来说，在欧洲拥有一家成员所是很重要的，在这张全球法律服务网络的剩余市场中，中欧双向投资的机遇给了我们很强的指示性信息。”张律师说。上海办事处的合伙人王良华最近已经去往伦敦协助处理中国客户在英国和欧洲的诸多事项。大成律师事务所与Dentons的合并以及Baker & McKenzie与小型律师事务所奋迅于上海自由贸易区（SFTZ）设立联营办公室是去年广泛报道的两宗头条事件。虽然这两宗合并案例在组合结构和规模类型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一不显示了中资律所扩展海外市场的决心和外所对进一步发掘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就在最近，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八月份，它于香港开设了一处办公室，并与美亚博国际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合并。“合并后我们最想从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那里学到的就是在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及通过他们先进的科技知识使我们的业务范围扩展至新的领域，”竞天公诚的管理合伙人高翔说道，他也认识到了利用美亚博的国际优势为有涉外因素的中国客户服务的重要性。四个具有示范作用的国际律所合并为中资律所如何进行国际性拓展打开了新的路径。多家顶级律所的管理合伙人表示他们对于国际间的律所合并持开明态度，但是他们并没有遇到合适的合作对象，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具有启发性的会谈。尽管有众多理由诱使中资所与国际律所进行合并，还是有一些律所坚定地捍卫其独立性。打比方说，在国有控股企业和能源公司海外项目尤其是其在新兴市场的法律服务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的德恒律师事务所。目前，它正在为中国三峡南亚投资计划对巴基斯坦境内卡洛特水电站的合作开发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指引下首先推行的项目之一。与此同时，它处理着几个中国水电在东南亚的并购项目。在这些案子里，德恒在众多法律服务提供商中无疑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它会根据客户利益指导那些地区性律所如何执业。“和国际律所合并不是中资律所拓展国际业务的唯一出路。保持独立性的中资所在未来走向方面有着更高的灵活性，同时也能铸造自己的品牌。与那些同国际律所合并的同行相比，保持独立性的中资所显得与众不同，”德恒律所的管理合伙人孙钢宏说。中国的律所面临着一个变革的时代，律所的透明度，组织上的管领力，良好的盈利性和稳健的外贸增长值成为一家律所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主要因素。变化六：国际律所在中国：势力缩减、挑战加剧就如世界基金组织（IMF）在2014年将中国列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大国所显示出的信号一样，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毫无疑问，成为国际律所进军的核心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18个月中，陆续有新的律所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的Alston & Bird，Curtis Mallet-Prevost Colt & Mosle, Duane Morris Selvam 和 Fenwick & West只是其中几例。同时，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为入驻上海市场展开了合并行动。根据中国司法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中国有170家外所共计225处办公室（参见下面的图表）。上海仍然是外资所最集中的流入地，这一点从它拥有124处办公室就可以看出，而北京只有87处。这170家外所里有54家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拥有2处办公室，115家在中国有1处办公室。只有总部在巴黎的德尚律师事务所(DS Avocats)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拥有三处办事处。美资律所是中国外资所中最大的构成部分，这87家美资所占170家外所的51%。欧洲大陆律所有31家进驻中国，排名第二。英资律所有19家排名第三。然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对外资所打开国门以后，外资所办公室的数量第一次缩减了。相比2013年有记录的232家办公室，到2014年已经减少到了178家。这些数字中略有下降的部分是由于近年来全球兼并和某些跨国所的倒闭。例如，澳大利亚的Allens 与 legacy Mallesons Stephen Jaquesduo两家所都关闭了在中国的办公室，就是因为这两家所分别同Linklaters 和金杜达成联盟进行合并。现在，defunctBingham McCutchen 的北京办公室也在去年关闭。然而，其他的一些外所决定退出中国，比如美国的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和Chadbourne Parke， 巴西的Duarte Garcia Caselli Guimar?es e Terra Advogados 以及瑞典的 Advokatfirman Vinge。也有一些律所决定减少其在中国的“存在感”，英国的Stephenson Harwood 近期关闭了它在广州的办公室，转而同广州的伟途律师事务所联盟，以便继续在那儿服务他们的客户。在关闭之前，该所是极少数在中国大陆设有三个办公室的外所之一。尽管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挣钱却是公认的艰难。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对其执业范围的诸多限制。此外，外所往往没有认识到他们可能面临的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他们在英国或美国的大企业客户可能不会自动追随成为其在华客户的现实。所有的这些挑战，再加上来自那些快速成长的顶级内所的激烈竞争，意味着跨国所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策略，在一些地区裁员，在其他一些地区扩张，以及进行一般的调整，都是为了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更加精简和更有利可图。尽管因为本国市场的利润更高，一些跨国所已经完全撤出了中国市场，但越来越多的外所决定通过与国内所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一家从事保险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Kennedy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15年1月，该所同一家主要从事保险业务的中国所安杰达成了合作协议，而没有在大陆开设自己的办公室。今年四月份，意大利的一家律所 Gianni Origoni Grippo Cappelli & Partners 采取了相类似的方式，同中国的汉坤所组成正式的联盟，而汉坤凭借其高营收已成为中国成长最快的内所。一些进入中国市场已久的跨国所也都决定去联系一个国内盟友，以便增强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Baker & McKenzie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本地所奋迅组成的合资所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更大规模上，Dentons与大成运用“瑞士法律下社团组织结构（a Swiss Verein model）”模式进行联盟反映了类似的动机。Joe Andrew主席解释说，相较于找一个“红圈”合作伙伴，Dentons更想找个把国内的重点放在二线城市的大所。道理在于，这些所虽然没有做到专注于国际业务，却与国内的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这些客户大部分立足于北京、上海之外，尽管迄今为止北京与上海是聚集着众多跨国所的地方。除了能在北京、上海给律所更多资源外，Dentons考虑的是合并能让它占领目前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被跨国所知悉的城市的市场份额，而这些城市预计在2025年前将成为全球超级城市中的一员。

变化一：财务数据日趋透明尽管早些年《The Lawyer》杂志就致力于为《亚太地区150强（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国顶级律所报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数据，但一些律所拒绝公开他们的财务数据。虽然各律所的盈利数据仍然被严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调查而言，我们仍能观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趋势。在被调研的50所律所中，仅有10%的律所没有提供收入数据。但在这5家律所大多数律师的协助下，《中国顶级律所报告》已能够粗略地估计并筛选出中国收入最多的30强律所，并通过两项重要的指标（“律所年收入”及“律师人均年收入”）对它们的实力、市场表现及市场地位进行评估。律所财务数据的进一步透明是中国法律行业不断成熟的反映。律所不仅更乐意公开它们的收入数据，而且还对其法律执业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关注。而更为精通商务的客户则是使律所思维模式发生变化的另一关键动因。据一位30强律所的管理合伙人所言：“在竞争业务时，律所越来越频繁地被客户问及有关收入及其他财务数据方面的问题。”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强律所共拥有律师18,938名，而它们的年收入总和达到了158亿人民币（16亿英镑）。相比较而言，根据北京律师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师事务所及23,776名律师，而北京地区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总和为98亿人民币，较2014年度的30强律所的年收入总和要少38%。虽然如此，158亿人民币的收入仍然低于英国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国的顶级律所）”在2013/14财政年度的19亿英镑的收入。2014年度中国30强律所的律师人均年收入为833,000元人民币，是2013年度北京地区律师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币的两倍，以及该年全国律师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币的四倍。拥有3,113名律师以及45所办公室的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以总计22.5亿人民币的营业额斩获年度最高营业额内所。但这所不久就与Dentons合并的律所，律师人均年收入仅排第28位。而拥有国内最多律师人数的盈科律师事务所，去年以9亿人民币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师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则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据悉，几乎所有30强律所的2014年年度营业额都得到了增长，而只有一个例外。总部位于北京的国枫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急剧下降了28%，这主要归因于它的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去年跳槽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尽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国枫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张利国律师仍十分看好律所的发展，他称将带领瘦身后的律所在同质竞争中迎头而上，未来增长势头不可小觑。在所有被调查的律所中，位于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其2014年的收入跃升了78%，达到了2亿人民币。位于成都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而在“红圈”（red circle，中国顶级律所）律所之中，中伦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一，从2013年的10.3亿人民币涨至2014年的14.7亿人民币。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国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涨幅为25%，这样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场都是极为稀少的。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营业额数据的律所中，约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实反映律所运营情况的数据是很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税收规则的变化，其二是松散的分支机构管理模式。普遍的做法是，律所会制作两份数据，一份是真实的收入状况统计，另一份则是出于纳税的需要。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两份数据的差额达到40%之多。一位北京律所的负责人表示：“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对律所的利润率有很大影响，比如增值税取代了营业税，不再采用定额税率，而是基于自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浮动征税。”“律所通常会采取手段进行合理避税，这样就会导致公布的财务报表中营业额数据往往低于实际所得”，他补充道，“大型的全国性律所因为各地办公室基于税收政策采取的统计措施不同，在这方面往往会更加复杂和混乱。”从国家的财政税收管理的角度，统一的全国会计准则、税收规则和行为准则的缺位是导致律所营业额数据不真实的原因之一。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管理合伙人乔文骏指出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但律师事务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尴尬”，乔律师解释说，“律师事务所至今仍然无法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为企业，因此也不能获得企业法人的法律资格。一直以来，律师事务所在征税时都被归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现在中国律所的主要监管机构仍然是司法部。”“相比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专业服务公司，企业地位的缺乏给律所的发展带来更多不便，哪怕只是从事最基础的商业活动，比如开立银行帐户，申请贷款，开设海外分支机构或建立其他咨询子公司。”“就像有出生证明却没有办法注册身份证的人，很尴尬。”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当这个这个最根本的地位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才有可能与国际律所趋同发展，否则中国律所在采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将始终缺乏动力。”变化二：法律服务需求空前增长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逐渐放缓，中国市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发展法律市场的推动力量有二：一是国家法律监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国内消费和私企发展来平衡经济的决心。今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顶级律所都受益于这种持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达到了收入增长率的最高点，其中增长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长率实现了25%。中伦以收入增长率43%成为领头羊，从2013年的10.3亿元到如今14.7亿元人民币。中伦从国枫收购的大型团队以及去年在重庆和青岛设立的新办公室都对大幅飙升的营业额有极大贡献。管理合伙人吴鹏也承认2014年是中伦在若干领域实现破纪录发展的一年。这是中伦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一年，吴鹏的团队今年贡献了两千多万人民币，并列成为历史之最。平均每位股东合伙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万人民币。方达、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显著的员工和收入增长。在横向招聘方面，方达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为它的北京办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国反垄断主管Michael Han。除了从新兴领域探索新的业务，如反垄断、知识产权、证券和税，许多公司的增长是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场就是非常关键的机遇。2014年，中国有1,232家中小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片市场被279家律所分享。国浩律师事务所，在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服务中一直表现出色，它在2014年帮助77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一业务量在国内无可匹敌。但仅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业成功上市的业务量实现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为新三板市场上最活跃的律所。虽然新三板业务的利润率较低，但这是收入和客户增长的新途径，尤其是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资本市场和并购交易一直是顶级律所的主要业务。中国激增的企业并购活动是积极的指向标，企业交易的发展和复杂使国内律所大大受益。与资本市场情况类似，企业并购交易仍是30家顶级律所的最主要的一块业务收入。日益增多的并购活动使得这些律所在该领域的业务日臻成熟，中国公司间日益复杂的交易极大地裨益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内法律顾问市场。根据路透社2014年的数据报道，RPL评级靠前的中国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非常活跃。业务量上，方达以72排名第一，中伦56排名第二，国浩以52排名第三。业务标的总额方面，北京嘉源以28个业务共668亿美元的标的额雄踞榜首，其次是海问和方达。国内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国市场只有14个并购业务，总计500亿美元。2014年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并购交易是中石化出售价值175亿美元的国内零售业务给由25个中外企业组成的大型投资集团。这些零售业务包括一个批发链，超过30000个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储设施。这种规模的交易只是来自国家推动的国企私有化，被称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总部位于北京的海问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务，覆盖交易的整个过程：包括对投资者投标、谈判和与潜在投资者相关所有文件的起草和执行。投资者团队的法律服务由锦天城，方达和天元负责。30家顶级律所整体情况

想要从事金融，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考取注册会计师（CPA）。此外，也可以考取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等等。最基础的就是基金、证券从业资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等。

每年名师都差不多，但会根据老师的授课变化有些许调整。

有些新老师不出名，但讲的很好。推荐本身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和你喜欢的不一样，可以对比下，选择适合自己的。

1.不要频繁更换老师！

只要是能出来讲课的老师，都是不错的，各个机构也有自己优秀的老师，名师之间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要在两个优秀老师中间纠结，浪费时间，选定一个适合自己的，就开始好好跟着学吧！

2.好老师不一定适合你！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老师！

有些老师讲的很好，但很难，很深入，对于一些基础差的学生就听不懂，所以一些人对某老师都喜欢的不得了，一些人完全不感冒。

3.一般每个科目至少学两轮，我们建议学2个老师比较适合，可以互补！你可以先跟一个老师理解知识点打基础（课讲得好，深入浅出的），再跟另一个老师记忆和梳理（讲义精炼，效率高的）。

4.最后！好老师、好课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安排和自己吸收知识点。最忌讳在一个科目上浪费很多时间！！

民法不错的老师有：韩祥波，曹兴明

韩祥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授课逻辑严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极富有感染力；通过生活化的民法案例，讲的引人入胜。深谙法考规律，讲解全面到位透彻，对备战法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深受考生爱戴！

曹兴明，具有多年教学经验，在民商法方面勤于思考，博览群书，对民商法诸多领域颇有研究，法学功底扎实，对知识掌握得系统而全面；讲课富有激情，深入浅出，深受学员好评。

刑法不错的老师有：陈永生，杨艳霞

陈永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法学院教授，参与司考大纲及教材编写，主张抓住重点、敢于放弃偏僻知识点。讲课诙谐幽默、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对刑法高频考点、低频考点及非考点的甄别极为准确，把必考点称作“非常黄的黄金考点”，帮考生指明了备考方向，起到事半功倍学习效果，深受考生喜欢！

杨艳霞，刑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杨老师授课简洁、清晰，能够准确把握每个知识点的本质特征，基础知识非常扎实，备课异常充分，能够准确把握刑法的整体结构和最新动态，为考生的备考减轻很大负担。

民诉不错的老师有：张进德，蔡辉

张进德，法学博士；能够精准把握答题技巧和思路，专业底蕴深厚，对法考重要考点、考查方式及命题规律信手拈来，能够穷尽高频考点的可能考法，授课睿智幽默，化繁为简，娓娓道来。

蔡辉，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法考（司考）培训十余年，对民事诉讼法命题规律有着精准的把握，授课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对法考重点、热点、必考点把握非常到位，使考生能够从容应对法考，深受广大学员喜爱。

刑诉不错的老师有：许玉霞，董扬，谢安平

许玉霞，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实务经验，具有多年的法考（司考）授课经验，讲课生动幽默、直击考点。对刑诉法高频考点、低频考点及非考点的甄别极为准确，许老师考前押题深受考生喜欢！

董扬，诉讼法博士，讲课富有激情，课堂气氛活跃，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善于归纳总结，将枯燥的条文转化成富有逻辑而生动的故事，故事讲得格外动听，传达的考点格外精准，让考生如痴如醉！深受考生好评！授课特点：经验丰富，讲课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对考题预测准确性高。

谢安平，北京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具有多年的授课经验，严谨认真，对每年的法考重点难点把握精准，思路清晰渗透；注重解题思路的分析与解题技巧的训练，用独到而新颖的视角剖析命题规律，深受考生好评！

行政法不错的老师有：兰燕卓，赵宏

兰燕卓，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具有丰富的法考培训经验，考点把握精准，擅长将繁杂考点系统化、明晰化，有效挖掘考点的关联性；授课重点突出，知识体系清晰，课堂气氛轻松活跃，有效提高备考效率，深受广大考生好评。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理论功底深厚，深谙法考规律，授课重点突出，思路清晰，针对性极强，深受学员一致好评。

商经不错的老师有：汪华亮，邓金华，李文涛

汪华亮，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主讲商经法，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熟悉命题规律，深知法考瓶颈之所在，并能提供有效的突破方法；在备考复习方面，汪老师主张通过脚踏实地夯实基础、抓大放小各个击破、实战演练融会贯通三步走战略一次性通过，反对投机取巧、冒险侥幸、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等心理和方法，深受学员好评。

邓金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讲商法、经济法等，二十余年教学与实务经验。授课内容通俗易懂、声情并茂、详略得当，倡导“表格体系、五步解题、诗词法条”等综合运用，见解独到，使商经不再伤神经，法考生亲切称之为“商经大表哥”。

李文涛，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对法考的命题规律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商经法的重点和难点把握全面、理解深刻，教学和辅导经验丰富；结合法考发展的最新趋势，注重对法条和考点进行法理分析，通过分析法条背后的法律精神，使学生深刻理解并熟练掌握法考考点，提高法学理论水平，并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同时提高卷四的答题能力；讲课富于激情，生动幽默，在法考辅导中通过关联、比较、系统、演练、案例、口诀、表格等多种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三国不错的老师有：王斌，李毅

王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授课特点，“品三国、论三国”，磁性嗓音，淋漓演绎，考点全面，案例精细，有条有理，有重有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一切精彩尽在掌握。

李毅，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理论功底扎实，对法考有独到的研究，善于将庞杂的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知识条理化与系统化，对于知识点的把握准确到位，授课逻辑严谨、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深受考生好评。

理论法不错的老师有：杨帆，叶晓川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驰骋法考（司考）界十余载，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讲台之上，指点江山、风趣幽默。法律的背后是理论，理论的背后是智慧，他把理论法学的课堂设计成智慧的盛宴，法律原理，抽丝剥茧，层层分析，而得分考点就赤裸裸展现在他的句句解读之中。若说理论法学枯燥乏味、无尽的煎熬，那是因为你还未遇见他。

叶晓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辅导方法得当，睿智、幽默、富有激情的授课风格倍受学员喜爱。主要讲解的课程有法治思想、宪法、法理学、中国法律史、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等。

在金融中心工作，根据涉及的工作内容，可以考取以下证件：

如果涉及行政管理相关的工作内容，考个MBA再好不过：MBA除学习相应的知识外，还可以结识很多人脉，日后工作过程中遇到啥问题兴许用得上！很多人一听MBA就以为要花很多钱，其实有些学校的MBA是有相应的学习津贴的，小十万就能下来。

如果从事的工作，跟财会相关的，考个注册会计师其实差不多了！涵盖很多门课，而且要在规定的年限内考完所有科目，不然又要从新开始考。

如果从事的工作，跟产品设计等投研相关的，那么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虑一下啊，总共有三个LEVEL，全部考出差不多要2.5年时间，考试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作为金融领域第一考一般人很难坚持到最后！

不过也不是说让人一步到位，可以由浅入深，慢慢来，比如先考个基金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啥的，再去考CFA。

其实证书，只是一个敲门砖，大家千万别为了考证而去考证。这样既耗费时间，而且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帮助也不大！

作为个人想在金融领域有所建树，要么就是特别聪明有能力，要么就是人脉资源广阔。不是说势力，金融领域的隐形门槛太高。普通人贸然进入，多数只能做些金融农民工的工作，遇上些民营系的金融机构，即便对方没有恶意诈骗啥行为，但现金流管理一旦出状况，都是按非吸定罪的。届时载了自己也就算了，周围亲戚朋友有投钱的，也会跟着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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