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会计问题分析

国情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外国人认为这样好，而中国人认为那样好。

差异原因：为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企业所服务的。下面从制定人、制定的权威性的强度、制定的程序、会计概念的差异、法律效力以及制定目标的差异来对比差异。不同：(一)相关会计概念的差异就会计概念的界定而言，中英两国存在着一些差异。相比较而言，英国会计准则所使用的基本会计概念是明晰和相当严谨的。首先，基本会计概念的差异。这里的基本会计概念是指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所使用的一些基本规范的条目。主要包括权责发生制、一致性以及审慎性。英国总共列举了4条基本的会计概念。尽管一些没有直接的列明但是在实际的作过程中看已经被企业、政府所认可并遵循。其次，会计政策。主要是指企业根据总的会计准则的要求自行使用的符合规范以及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辅助性准则。这里主要体现在我国。具体体现在如下情况;如符合会计要素确认计量方面要求的一般性的原则，以及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原则。而英国较为严谨，不容许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会计基础。是指财务人员在实际的会计实务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中国所使用的方法较英国要多的多，并且极其复杂，各地、各企业差异很大。英国企业则是依据业已成规的会计准则，并坚定的服从。(二)制定机构的差异中国的会计准则管理体制更多体现政府的主导角色，行政色彩较浓，由政府机构制定实施方法以及准则条例。根据我国现行的《会计法》，全国会计的最高主管部门是国务院财政部。也就是说，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由国家财政部统一负责和管理，是典型的政府制定机构模式。从研究立项到起草公布再到实施细则都无一例外的体现了国家的身影。英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会计准则筹划委员会(ASSC)—会计准则委员会(ASC)—新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如今，英国的会计报表准则主要是由ASB负责。在以前，英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是由民间组织发起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半独立的机构。而中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则属于不独立的性质。此外，英国准则管理机构是民间性的，很难说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英国的法院却给予这些民间性的会计组织相对较多的支持与帮助。(三)制定人方面的差异中国和英国制定人员及其代表性方面有些很大的差异。总体而言，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人员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英国的新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一些专业的地方，如证券交易所，银行和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员都是由“会计团体咨询委员会”所指定。这就使得其代表性不足。此外，由于英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受到公正原则的制约，制定人员的选择也相对的专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不受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在英国，除了ASB主席和技术部主任外，其他的所有制定人员都是兼职人员。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差异。就中国而言，制定人员既包括财政部官员，还包括由学术界、政府部门、企业界等代表所组成的专家小组。K（四)制定程序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是一整套的制定过程，包括起早、讨论、征求意批准、发布实施等全过程。中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主要参考英美等发达国家。就公开性而言，英国整个决策到制定过程都是对外公开的。此外，英国还举行公开听证活动。而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的制定准则会议绝不对外公开，基本不举行任何的共开听证活动。（五）权威性方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英国的会计制定原则是以公正和明晰，其权威性和法律地位更强。英国的《公司法》明确规定，除了小公司以外，每家公司的财务报表都应明确说明它是否是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如果有违背，就应该做出解释并特别说明。因此，可以这么说，英国目前的会计准则是法律规定的，受法律保护。而中国的会计准则是由政府机构制定的，一些政府官员必然参与其中，相对来说，其权威性肯定受到一定影响。(六)制定目标中英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有很大的差异，分别是为不同的社会人员服务的。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同时适应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是，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会计准则不具有灵活性，现有的会计准则很难适应企业的新情况。英国由于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非常发达，其会计准则更多的是为金融业服务的。因此，英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就是为投资者服务，投资者可以通过财务报表进行相关的投资决策。其财务报表相当的客观、公正，否则，投资人会蒙受损失。

西方财务会计主要靠"公认会计准则"对会计核算进行制约，以美国为例是以"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会计准则为依据，其特点是：强调超然、中立、会计人员对会计核算方法有较广泛的选择余地，会计科目和账户设置也较灵活，没有统一的科目名称，企业可以自主设置，能够较全面提供各种经济信息。

1． 对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原因对比会计收益是指根据财务会计准则的规定，通过财务会计的程序确认的、在扣减当期所得税费用之前的收益；应税收益是根据国家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计算确定的收益。显然，会计收益的计算过程严格地受财务报告须采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的限制；而应税收益的计算则受国家税法的约束。对于它们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中国将差异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美国 Nikolail和Bazley合著的《中级会计》把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原因分为5种：即永久性差异、暂时性差异、营业亏损抵回与抵后、税收减免及期间所得税分配。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的会计原则委员会于1967年公布的第11号意见书——“所得税会计”，把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的不同而造成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发生的、在以后能转回的差异，称为“时间性差异”。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于1987年公布的替代第11号意见书的《FASB说明书第96号——所得税会计》，则把“时间性差异”这个词扩展为“暂时性差异”。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两国对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原因的分析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论述的详略程度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都认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或暂时性差异）是造成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存在差异的两大基本原因。2． 关于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或暂时性差异）内容的对比尽管中国在1993年7月1日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使中国所得税会计处理开始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但目前还不规范，且中国与美国所得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永久性差异、时间性差异（或暂时性差异）所包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下面分别予以论述：1）．永久性差异的对比永久性差异是指由于企业一定时期的应纳税所得与税前会计利润因计算口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期发生后，不能在以后各会计期间转回。美国把永久性差异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有些收入在财务报告上确认为收入，但不要求纳税。如市政债券利息、公司因投保职工死亡而取得的人寿保险所得。有些费用在财务报告上确认为费用，但税法则不允许扣除。如商誉的摊销、高级职员的人寿保险费。有些项目税法规定允许扣除，但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不能确认为费用。如超成本折耗的百分比折耗、特殊股息扣减。中国对永久性差异包含的内容没有分类列示，而是在税法中逐项列示，但笔者认为，若要对中国永久性差异进行分类列示，分为项目差异和标准差异两种情况是比较合适的。项目差异。项目差异是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两者对收入、费用的确认不一致造成的，一方确认而另一方不予确认。具体可以细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会计上确认为收入，但不要求纳税。如购买国库券和公债利息所得。二是会计上不确认为收入，但税法要求纳税。中国对某些视同销售的规定即属此类，如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等。三是会计上确认为费用，但税法上不允许扣除。如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各种非救济、公益性捐赠和赞助支出等。四是会计上不确认为费用，但税法允许扣除。标准差异。标准差异是指会计准则和税法两者对费用都允许扣除，但税法对其扣除有限额规定，超过限额部分应予纳税。一是利息支出。会计制度规定应据实列支，税法规定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高于按照向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超额部分，要作为计税利润。二是工资支出。会计制度要求工资、奖金据实进入成本，但税法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计税工资标准，企业实发数超过计税标准的部分要缴纳所得税。三是职工工会经费、福利费和教育经费支出。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按职工实发工资计提，而税法只允许按计税工资标准总额计提“三费”。四是业务招待费支出。财务制度虽规定应控制在规定比例范围内开支，但超过部分仍据实列支，但纳税时超额部分要作为计税利润调整。五是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会计制度规定此项支出应据实列支，但税法规定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外的部分要计算纳税。2）．时间性差异（或暂时性差异）的对比美国《FASB说明书第96号》列出了所有当期存在的暂时性差异，并把它们分为九类，其中前四类是关于财务会计所得和纳税所得的差额，后五类是与直接调整资产或负债时产生的暂时性差额相关。中国长期以来，为了既方便税务部门计征所得税，又便于企业计缴所得税，立法机构制定税法时，尽量使应税收益同税前会计收益保持一致，与此相适应，财政部在制定财务会计制度时，力求与税法现行的规定接轨。由此决定了在中国时间性差异项目的出现是不多见的，即使有出现时间性差异的会计项目，也有很多限制条件，如折旧问题，所得税法要求对固定资产折旧一般采用直线法（年限平均法），企业如需采用加速折旧法而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但是，财务会计和税收作为两个不同的经济领域，其实施主体、所持立场以及工作目标都存在差别，如果我们硬把两者糅合在一起，不利于财务会计为社会有关方面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也不利于实现税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因此，中国的税法和财务制度必须保持其独立性，美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它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3）．对永久性差异、时间性差异会计处理规定的对比对于永久性差异，采用应付税款法。而对于时间性差异（或暂时性差异），美国学者对下面几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第一，究竟公司应不应该对暂时性差异进行跨期分配？第二，如果要进行所得税跨期分配，那么，是所有暂时性差异进行综合分配还是对某些暂时性差异进行部分分配？第三，如果要进行所得税分配，那么，应选债务法还是选用递延法？针对这些问题，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最后在《FASB说明书第96号》中明确规定了所得税会计处理的现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即要求公司以“综合基础”采用“债务法”对暂时性差异进行“所得税跨期分配”。中国《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出：对于永久性差异，应采用应付税款法；对于时间性差异，可以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但出于稳妥的考虑，对于应用纳税影响法（递延法和债务法）限定了约束条件：当会计收益小于应税收益时，只有在以后时间性差异转回的时期内有足够的应税所得予以转销的企业，才能够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否则只能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会计处理。与美国规定相比，中国的会计处理方法不是很规范，但由于中国当前财务会计与税法规定差别不是很大，时间性差异出现的不多，按中国现行的规定基本上还能适应中国的现状，但如果随着中国税法与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的做法应是我们的目标，但并不是要原样照搬，应有鉴别地吸收。 美国《国内税务法规》准许公司将特定年度的经营净损失向前追溯3年或向后结转 15年，即“营业亏损抵回”和“营业亏损抵后”。所谓营业亏损抵回是指公司用当年发生的亏损去抵销以前年度报告的应税收益，它应在亏损期间予以确认，会计处理为：借记“应收所得税退还款”，贷记“营业亏损抵回所得税利益”，并应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为一项资产（短期应收款），在损益表上反映为营业亏损的减少；所谓营业亏损抵后是指公司用当年发生的亏损额去抵销以后年度的应税收益，它也应在亏损期间予以确认，其会计处理为：借记“所得税”，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贷记“营业亏损抵后所得税利益”。在资产负债表上列报为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在损益表上反映为营业亏损的减少。这两者都将给公司带来所得税上的好处。中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5年内不论是盈利或亏损，都作为实际弥补期计算。在发生亏损的年度，会计处理为：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贷记“本年利润”，在弥补时，不用作会计账务处理，仅进行计算调整。从两者比较可见，中国与美国税法的有关规定存在以下区别：1．中国现只有营业亏损抵后的规定，而没有营业亏损抵回的规定；2．抵补数额和连续抵补年限少 中国还没有独立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标准会计与财务及税务等法规搅在一起的现象至今还没有重要改观，如在企业有关财务法规中，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业务招待的开支标准，利润分配程序中的 “被没收的财产损失、支付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等，其实不是会计问题，而是税法应规范的问题。另外，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企业所得税是只对实际收到的股利计征，还是按股权投资比例计算的实际投资收益计征，所得税法也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可以看出，把两者糅合在一起，不利于财务会计为社会有关方面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也不利于实现税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中国在制度法规上存在的问题完备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可以保证财务会计为税收提供可靠、及时的会计信息，为所得税会计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健全完善的税收法规能使得所得税会计有法可依。然而目前中国具体会计准则少，实施范围有限。税法与财务会计法规体系还没有完全独立，所得税法比较简单，刚性不强，不能自成一体。这些都不利于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分离与发展。中国在计税差异的认识上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中国将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而美国将该差异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指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的税基和其在资产负债表中帐面金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帐面价值比资产的计税基础高，就是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是递延所得税资产。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异，但有些暂时性差异则不是时间性差异。《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中同样描述了除时间性差异而由其他原因使计税基础和帐面价值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所得税会计处理还不是很规范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付税款法、递延法和损益表债务法均可使用，目前大多数企实际选用的是应付税款法，中国《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中又明确提出：对于永久性差异，应采用应付税款法；对于时间性差异，可以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但出于稳妥的考虑，对于应用纳税影响法（递延法和债务法）限定了约束条件：当会计收益小于应税收益时，只有在以后时间性差异转回的时期内有足够的应税所得予以转销的企业，才能够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否则只能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会计处理。另外，无论是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暂行规定》都没有规定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使用，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恰恰是《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中唯一允许采用的所得税会计方法，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中禁止使用递延法。由于应付税款法不符合收入费用的配比原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一些准则制定机构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取消了该法。目前中国的所得税人员和税务工作现状有一定缺陷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分离，客观上增加税款计算、纳税申报和税收征管的难度和工作量。目前，中国会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再加上会计操作手段相对落后，难以适应所得税会计独立后的会计工作需要。虽然新税制中规定了纳税代理制度，但由于中国税务中介机构和注册会计师数量严重不足，纳税代理制度要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尚须时日。税收稽管工作也需很大的改进。

CPA USA和CPA中国不一样的

1、会计准则的结构层次不同。我国会计准则结构由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构成，并将类似于概念框架的内容归入了基本准则中，而国际会计准则却不存在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之分。

2、会计准则的涵盖范围不同，我国会计准则涉及范围仍然较小，仅仅是一些较为常见的经济业务，而且规定得不够详细，可操作性较差，对一些新问题未能涉及。

而国际会计准则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1项会计准则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经济业务，具有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

3、会计准则的侧重对象不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在于利润表，以收入、利润的恰当合理的配比为先，属于利润表观，而国际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则在于资产负债表，以资产、负债的准确计量为先，属于资产负债表观。

4、会计准则的计量模式不同。我国会计准则的核心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绝大多数情况下禁止使用公允价值；而国际会计准则的核心计量属性是公允价值，以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以固定资产的计量基础为例，我国准则规定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或历史成本。

扩展资料：

中美两国会计制度的差异因素：

1、经济因素是直接影响会计发展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会计的优势和缺点比较明显，我国的会计制度在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制的前提下，其优势是便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对国内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弊端是制约企业会计的积极性难以应对变化万千的经济环境。而美国采取宽松自由的模式优缺点与我国截然相反。

2、法律因素是对会计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因素。

中国《会计法》对有关会计内容进行法律规定，且《会计法》是制定一切会计法规制度的母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虽然也有少量会计规定，但处于附属地位。根本体制的不同是导致中美两国会计发展出现差异的直接原因。

3、人文因素是两国会计制度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人文因素对会计的发展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影响。使得每个国家的会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国家的、民族的特色。美国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民众对不确定、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弱，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和有差异的因素；人们注重成就感、英雄感、决断能力和物质上的成功。

参考资料：中美会计制度比较与启示

中外会计存在差异的原因近年来，不少中外会计学者致力于会计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令会计学术界耳目一新。尤其是各国文化对本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协调不同国家会计准则或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虽屡经变革，但其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经久不衰。作为在这一独特的、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下孕育出的中国会计准则[1]，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4）曾从四个方面建立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框架，这四个方面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 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距（Power Distance）、规避不确立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阳刚/阴柔（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葛雷（Gray， 1988）则在 Hofstede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 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 Versus Flexibility）、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保密/透明（Secrecy Versus Transparency）。据此，我们不妨用霍夫斯蒂德、葛雷的框架，通过比较中、美文化及其会计准则之间差异，进而探究我国文化传统对会计准则的影响。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div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理论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内容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问题。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是如此）。两相比较，我国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要比美国来得宽泛，相应地，在相同情况下，我国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一般会比美国多，不可否认，我国准则这样规范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国准则规范的这种做法没有准则制定者对财税利益目标需要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做法无疑可以减少期间财务费用，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和国家税收收入，而这样做，也只能在大权距的文化环境中为了管理当局（即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需要才会较容易地变为现实。3.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规避不确定性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许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和维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且社会成员也有这种需求以据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情况。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弱，则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认为对于会计制度，最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的社会里，其会计制度往往比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弱的社会来得详细具体。如我国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业务均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事无巨细，几乎均作规范，即使在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仍然颁布了13个详细的行业会计制度来指导会计行为和会计业务的处理。企业会计人员在碰到新的经济业务时也是首先寻找会计制度看有无相应规范，若无相应规范再向国家财政机关要求规范，然后才作相应处理。可见我国会计文化中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规避不确定性的趋向，同时也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内制定了几乎包含会计业务各领域的3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将来颁布实施时有关经济业务无相应准则可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再比如，我国单独制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准则，对这两张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项目、结构、附注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并提供了相应的参考范式，从而可直接指导会计人员的编报工作。这是我国有较强的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中的又一体现。而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均没有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制定相应准则，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其他会计准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中，因为美国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相对较弱。4.阴柔强于阳刚（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阳刚社会崇尚财富、竞争、成就，如美国；阴柔社会崇尚关系融洽、为人谦恭、关心弱者和生活质量，如中国。中美在这一方面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会计准则。如我国的《职工福利》准则主要规范企业向职业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额外福利，而美国的会计准则仅以职工退休金为规范对象，可见两者之差异，而这差异又与两国文化中对阳刚、阴柔各有倚重不无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注重通过温和方式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社会乃至职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仍须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安定民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相反，美国社会偏好优胜劣汰，金钱至上，因此，企业除了向职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职工提供其他福利，职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业不再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会计规范了。5.职业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为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这些均对其会计准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的自我管制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均捉襟见肘，差距甚远，从而反过来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国会计界的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即官方）来具体管理的，非民间的自律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亦是由财政部来负责制定，而非民间制定，这些均与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较低直接相关。至于因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会计准则内容与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则俯拾皆是，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计量方法只能采用总价法，美国既允许采用总价法，也允许采用净价法，国际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净价法。我国没有采用净价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净价法计量收入，则需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先对未来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退回等进行估计，比较复杂，依我国目前的会计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这一点。再比如我国对承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直接以租赁付款额的原值入帐，没有考虑折现因素，而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则都规定要考虑折现因素，主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帐，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亦同出一辙。6.强调统一性（Uniformity）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崇高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经与人际关系，讲求“仁、礼、忠、孝”、“恭敬不如从命”，均体现我国文化是偏好整体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灵活与主动。反映到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中，就是需求不同企业会计实务的统一和企业不同期间会计方法的一贯，较少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我国会计改革前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翻版；会计改革后，虽然希翼给企业会计人员以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摆脱这一文化影响。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规定该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同时又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不得随意变更”等，都明显地留下了“大一统”中华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对而言，美国的会计准则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进行会计处理，但不强制要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贯性问题也持灵活态度，美国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指出：“在会计期间，会计原则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贯应用，如果走得太远，会阻碍会计的发展。对于一种优选的会计方法，作一次变更，总是要牺性一贯性的，但是不作变更，会计就无从发展了”，它认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就应允许实行会计变更。美国文化注意个性发展、注重个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7.偏好稳健（Conservatism）在一国会计文化中，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无疑会影响到会计业务的处理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具有稳健主义特征还是乐观主义特征？从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到今日国人远高于他国的储蓄率，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在我国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理应体现稳健性原则，以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然而从我国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尽管部分规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如固定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研究和开展费用于发生时一律计入期间费用等），但从整体上看，稳健性原则体现不足，甚至有不少会计处理方法有违稳健性原则，明显“乐观”。如我国对同类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不确认损失，收入确认的条件比国际会计准则来得宽泛，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帐准备等。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在这方面受文化影响不大，反过来，主要是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会计原则必将重现我国稳健主义的文化本色。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一般而言，美国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透明、开放、公开的典范，而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含蓄、神秘、束缚较多的样本。这种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中、美会计信息披露上的悬殊差异，即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事项多而且十分详细。比如我国收入准则要求在会计报表注中披露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美国还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复发生的收入数以及不正常的或偶尔发生的收入数；美国损益表中包括停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等项目，而我国损益表中则没有这些项目；再如美国除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和开发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有关研究和开发协议的信息（包括重复条款、每期发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国对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以下我们再利用会计文化观来对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问题略作剖析。1.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用稳健性原则游移不定的问题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稳健性原则应用的态度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分歧较大，从纯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而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不具备普遍应用稳健性原则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宏、微观经济条件），这两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稳健性原则的应用举棋不定，难作决断。具体到每一项经济业务上只能两相权衡，看孰重孰轻，再作结论。而在目前准则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往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从总体上讲稳健不足的局面。2.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问题实质重于形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将其作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贯穿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将它列为一项会计原则，在各具体会计准则中也很少见到这一原则被贯彻其中。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态度，中外大相径庭，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所谓实质重于形式，是指我们在处理经济业务时除了要看其法律形式外，更应注重其经济实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而非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很明显，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赋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社会为风险偏好型。而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集权程度较高（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职业化水平低和重统一性、轻灵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条件较难满足，因而会计人员只能或只求遵循经济业务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便是我国轻禅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文化动因。3.关于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我国文化与美国等国的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而且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将难以消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传统会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可否认各国会计准则之间将存在差异。换句话说，我国会计准则可以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不可能雷同于任何一国的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将保留一些由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概念和会计处理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出现的问题与特征作出一种文化解释，并非是结论性的意见。因为在实践中，会计准则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国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往往甚于文化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会计准则的文化解释并不一定代表可行的、必然的选择。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