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天下钱粮

实行了“蠲免天下钱粮”政策，是乾隆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是非常繁荣昌盛的，国泰民安。

不会是要写清穿小说吧？康熙十五年（1676年丙辰）正月以建储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因军需浩繁，民力唯艰，暂停仁孝皇后陵寝建造之工。十月康熙帝命讲官进讲《通鉴》。耿精忠势穷而降，三藩叛域浙、闽、陕渐次平定。康熙十六年（1677年丁巳）二月幸南苑行围。大阅于南苑，命内大臣、大学士、学士诸文臣亦俱披甲。三月改顺治年间十三衙门的相关机构分别为内务府的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庆丰司、上驷院，并于其下设立敬事房。诏令内务府三旗每旗编为五佐领，设骁旗、护军参领，由骁旗参领兼管旗务。命翰林长于辞赋书法者，以所业进呈。任命靳辅为河督，整治河务。七月康熙帝御便殿，召大学士等赐坐，论经史，间及前代朋党之弊端，谕严加警戒。封世祖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顶帽服色照公夫人品级。八月册立内大臣遏必隆之女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佟佳氏为贵妃，赫舍里氏为僖嫔，李氏为安嫔，章佳氏为敬嫔，董氏为端嫔。内务府总管大臣向二十家内管佐领传谕：宫内一应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进宫，公事毕即应出外，不许久停闲坐，将外间事向内传说，并窃听宫内事往外传说。九月上发京师，谒孝陵，巡近边。十月始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入值。十一月封长白山神，遣官望祭。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正月诏中外臣工各举博学通才之人，以备顾问，由皇帝亲试。大学士李霨等举荐曹溶等71人，命赴京齐集请旨。二月制《四书讲疏义序》。皇后钮祜禄氏崩于坤宁宫，辍朝五日，谥曰孝昭皇后。三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河南衡阳）称帝，年号昭武。七月召翰林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值南书房。吴三桂于衡州称帝。八月西洋国王阿丰肃使臣入贡。御经筵，以《御制诗集》赐陈廷敬等。吴三桂死。颁行《康熙永年历》。十月皇四子胤禛生，母为乌雅氏。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正月平定三藩之乱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康熙帝御午门宣捷。三月御试博学鸿词于体仁阁，授彭孙遹等50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七月视纯亲王隆禧疾。京师地震诏发内帑十万赈恤。八月以地震祷于天坛。康熙十九年（1680年庚申）四月以学士张英等供奉内廷，日备顾问，下部优恤，高士奇、杜讷均授翰林官。命南书房翰林每日晚讲《通鉴》。宗人府进《玉牒》。设武英殿造办处。谕：凡放匠之处，妃、嫔、贵人等不许行走，待晚间放匠后方许行走。十月册封胤禛之母乌雅氏为德嫔。康熙二十年（1681年辛酉）正月增置讲官。二月皇太子胤礽就傅,以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师。三月葬仁孝皇后、孝昭皇后于东陵昌瑞山陵。七月因平定三藩，赐宴于瀛台，员外郎以上皆与，赐采币。十一月定远平寇大将军等率军入云南，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十二月以三藩平定御太和门受贺，宣捷中外。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晋贵妃佟佳氏为贵妃，册封孝诏仁皇后之妹钮祜禄氏为贵妃，晋惠嫔那拉氏为惠妃，宜嫔郭啰啰氏为宜妃，荣嫔为荣妃。颁发恩诏，赏赐宗室、外藩，予封赠，广解额，举隐逸，旌节孝，恤孤独，罪非常赦不原者悉赦除之。是年，康熙帝诏见直隶巡抚于成龙，称其为“清官第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正月上元节，赐群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为制《升平嘉宴诗序》，刊石于翰林院。二月以平滇遣官告祭岳渎、古帝陵、先师阙里。康熙帝斋戒于景山，为太皇太后祝寿。东巡谒陵，以皇太子胤礽随从。三月康熙帝谒福陵、昭陵，驻跸盛京。谒永陵。由山道前往乌拉行围。望祭长白山。七月清廷以郑氏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攻台。九月诏每日御门听政，春夏以辰初，秋冬以辰正。十月诏重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十二月遣郎谈、彭春侦察雅克萨情形，还奏后康熙帝决定暂不进攻，派宁古塔将军与之对垒。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癸亥）二月康熙帝初次幸五台山。五月设汉军火器营。六月至古北口外行围，木兰围猎自此始。八月命经筵大典，大学士以下侍班。九月限额鲁特入贡人数。十月设黑龙江将军，驻黑龙江城（今爱辉南）。十一月以收复台湾，告祭孝陵。十二月《易经日讲》成，康熙帝制序文颁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正月命整肃朝会礼仪。首次纂修《大清会典》，自崇德元年至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以萨克素兵临雅克萨。四月谕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九月康熙帝初次南巡启銮。十月开放海禁。南巡途径黄河，视察北岸诸险。十一月南巡至江宁，谒明孝陵。回銮时次曲阜，诣孔庙，瞻先圣像，讲《日经》，诣孔林酹酒，书“万世师表”，留曲柄黄盖。是年，用施琅议，于台湾设府、县等，隶福建行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乙丑）正月谕内务府总管大臣：将皇城外三宫女子养病之吉征房移至皇城内幽静处。谕享太庙时赞礼郎读祝文对御名可不避。试翰詹官于保和殿，康熙帝亲定甲乙，其不称职者改官。二月谕满洲家奴及太监家奴有逃走在外私自净身者，不宜内用。三月康熙帝撰孔子庙碑文成，亲书立碑。四月设景山官学，以训练内务府三旗闲散子弟。五月修《政治典制》。于文华殿东建传心殿，举行经筵前遣官于此祭先师孔子。彭春等攻雅克萨城（今俄罗斯阿尔巴津诺），俄军势穷约降，退居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丙寅）正月俄重据雅克萨。二月重修《太祖实录》完成。文华殿修建完成。康熙帝告祭孔子于传心殿。皇十三子胤祥生，母为长佳氏。三月命修《一统志》。七月吏部奏定侍读、庶子以下各官学问不及者，以同知、运判外转。清军围攻雅克萨。九月俄沙皇彼得一世来书请和，下令撤围。十二月谕：“纠仪御史纠察必以严，设朕躬不敬，亦当举奏。”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丁卯）二月命八旗都统、副都统更番入值紫禁城。三月康熙帝御太和门视朝，谕大学士等详议政务阙失，有所见闻，应入陈无隐。四月谕纂修《明史》诸臣，修史应参照实录，《明史》修成后，应将实录并存于世，以便后世有所考证。五月召陈廷敬、汤斌各试以文章。谕曰：“朕与熊赐履讲经论史，有疑必问。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大有裨益。”制周公、孔子、孟子庙碑文，御书勒石。十一月太皇太后病，康熙帝诣慈宁宫侍疾。十二月以太皇太后病，康熙帝亲制祝文，步行祈祷于天坛。太皇太后逝。康熙帝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二月定宗室袭封年例。御史郭琇参奏明珠、余国柱等结党，明珠、余国柱免职，明珠之党遭罢免。四月康熙帝躬送太皇太后灵柩奉安暂安奉殿。其后起陵，称昭陵。九月喀尔喀部为准噶尔部噶尔丹攻破，迁徙近边。十月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为孝庄文皇后，升祔太庙，颁诏中外。十二月建福陵、昭陵圣德神功碑，御制碑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初九日册立贵妃佟氏为皇后。次日皇后崩，谥孝懿。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十月葬孝懿皇后于遵化东陵。十一月孝懿皇后祔奉先殿。十二月上朝皇太后于慈宁新宫。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二月谒遵化孝陵。三月诏修三朝国史。四月《大清会典》修成。改文书馆为御书处，以拓刻、临摹皇帝诗文法帖手迹等。七月噶尔丹入犯乌珠穆沁发动叛乱，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子胤禔为副将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出喜峰口征讨。康熙帝亲征，驻博洛和屯，因疾回銮。八月清军与噶尔丹激战乌兰布通，获胜。噶尔丹遣喇嘛济隆来请和，福全未即进师。康熙帝切责之。十一月裕亲王福全等至京听勘。十二月康熙帝谒陵，行孝庄文皇后三年致祭礼。康熙三十年（1691年辛未）三月翻译《通鉴纲目》成，康熙帝制序文。四月以喀尔喀内附，康熙帝躬莅边外抚绥。举行多伦会盟。五月传谕喀尔喀，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体编设各处扎萨克，管辖稽查，各自遵守。十一月诏禁止党同伐异之恶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九月大阅于玉泉山，改玉泉山澄心园为静明园。十月停直省进鲜茶及赉送表笺。十二月召科尔沁亲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二月因太监月钱领到随即花掉，以至衣衫褴褛，谕令照八旗之例，借给官银。策旺阿拉布坦遣使入贡，报告使臣马迪被害及噶尔丹密事。九月修盛京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二月大学士请间三四日一御门听政。康熙帝曰：“昨谕六十以上大臣间日奏事，乃优礼老臣耳。若朕躬岂敢暇逸，其每日听政如常。”因康熙帝优礼老臣，谕六十以上大臣隔日奏事，故而大学士请问皇帝可否三、四日举行一次御门听政，康熙帝不允。三月礼部尚书沙穆哈以议皇太子祀奉先殿仪注不敬免。五月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日轮四员入值南书房。诏修《渊鉴类函》。巡畿甸，阅视河堤。闰五月康熙帝试翰林出身官于丰泽园。七月康熙帝求文学之臣。大学士举荐徐元学、王鸿绪、高士奇及韩菼、唐孙华以对。康熙帝以曰：“韩菼非谪降之人，当以原官召补。徐元学、王鸿绪、高士奇可起用修书。并召徐秉义来。”十一月温僖贵妃钮祜禄氏逝。设虎枪营，分隶上三旗。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乙亥）二月太和殿修缮完成。五月上巡畿甸，阅新堤及海口运道，建海神庙。六月册封皇太子允礽妃石氏。十一月大阅于南苑，定大阅鸣角击鼓声金之制。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正月下诏亲征噶尔丹。于西苑蕉园设内监官学，以敕授太监读书。二月康熙帝亲统六师启行，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守，凡部院章奏听皇太子处理。妃赫舍里氏逝，追赠平妃。五月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帝率前锋先发，诸军张两翼而进。前哨中书阿必达探报噶尔丹闻知皇上亲率大军而来，惊惧逃遁。康熙帝率轻骑追击。上书皇太后，备陈军况，并约期回京。康熙帝追至拖纳阿林而还，命内大臣马思喀追之。康熙帝班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斩首三千，阵斩其妻阿奴。噶尔丹以数骑逃遁。七月以平定朔漠勒石于太学。十月大将军费扬古献俘至。十一月噶尔丹遣使乞降，其使格垒沽英至，盖微探康熙帝的旨意。康熙帝告之说：“俟尔七十日，过此即进兵。”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正月上谕：“朕观《明史》，一代并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之事。我朝事例，因之者多。朕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现修《明史》，其以此谕增入敕书。”二月康熙帝再次亲征噶尔丹于宁夏，命皇太子留守京师。遣官祭黄河之神。三月康熙帝驻跸宁夏，察恤昭莫多、翁金阵亡兵士。祭贺兰山。上阅兵。命侍卫以御用食物均赐战士。四月康熙帝回銮。费扬古疏报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仰药死。康熙帝率百官行拜天礼。敕诸路班师。七月以朔漠平定，遣官告祭郊庙、陵寝、先师。十月始令宗室及满洲诸生应乡试、会试。十一月和硕恪靖公主下嫁喀尔喀郡王敦布多尔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正月康熙帝巡幸五台山。命皇长子允禔、大学士伊桑阿祭金太祖、世宗陵。三月封皇长子允禔为直郡王、皇三子允祉为诚郡王，皇四子允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俱为贝勒。五月裁上林苑。七月命吏部月选同、通、州、县官引见。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奉皇太后东巡，取道塞外。八月巡幸塞外，奉皇太后临幸喀拉沁端敬公主府邸，赐金币及其额驸噶尔臧。皇太后望祭父母于发库山。赐端敏公主及其额驸达尔汉亲王班第金币。九月康熙帝次克尔苏，临科尔沁亲王孝庄文皇后之父满珠习礼墓前酹酒行礼。十月康熙帝行围于辉发。驻跸兴京，谒永陵，遣官赐奠武功郡王礼敦墓。谒福陵、昭陵，临奠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宜都墓。十二月谕宗人府：“闲散宗室，才力干济，精于骑射，及贫无生计者，各察实以闻。”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正月发布南巡诏旨：一切供给，由京备办，勿扰民间。二月第三次南巡启銮。三月康熙帝阅黄河堤。驻杭州，阅兵较射。四月车驾驻江宁，阅兵。五月车驾次仲家闸，书“圣门之哲”额，悬先贤子路祠。闰七月妃张佳氏逝，谥为敏妃。诚郡王胤祉为其所生，不及百日剃发，降为贝勒。十月视永定河工程，命直郡王胤禔率领八旗兵丁协助修永定河堤。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正月阅视永定河工程。二月亲自指示修永定河方略。命费扬古、伊桑阿考试宗室子弟骑射。六月建海神庙。停宗室科举。十月皇太后六旬万寿节，康熙帝制《万寿无疆赋》，亲书围屏进献。巡阅永定河。十一月命卓异官如行取例引见。康熙四十年（1701年辛巳）正月以河伯效灵，封为金龙四大王。五月御史张瑗请毁前明内监魏忠贤墓，从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正月诏修国子监。六月康熙帝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直省，勒石学宫。九月第四次南巡。十月行至德州，皇太子病，中途回銮。十一月命修禹陵。是?p> 晗拗仆夤偎娲铱谌耸?p>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正月大学士诸臣祝贺康熙帝五旬万寿，进“万寿无疆”屏风，却之，仅收其写册。南巡，阅视黄河。三月万寿节，朝皇太后宫，免廷臣朝贺，颁恩诏、蠲额赋、察孝义、恤贫穷、举遗逸，颁赐亲王、郡王以下文武百官有差。赐内廷修书举人汪灏、何焯、蒋廷锡进士，一体殿试。五月裕亲王福全有疾，康熙帝连日视之。内大臣索额图挑唆皇太子，被宣布为“天下第一罪人”，拘禁于宗人府。六月巡幸塞外。十月西巡山陕诸省，命皇三子胤祉勘察三门砥柱。十一月次洪桐，遣官祭女娲陵。遣官祭西岳。驻西安，阅驻防官兵较射。十二月次磁州，御书“贤哲遗休”额悬先贤子贡墓。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甲申）二月封淮神为长源佑顺大淮之神，御书“灵渎安澜”额悬之。四月命侍卫拉锡察视黄河河源。六月赐四品典仪凌柱女钮祜禄氏于皇四子胤禛于藩邸。于武英殿开局修《佩文韵府》十月颁内制铜斗铜升于户部，命以铁制颁行。十一月告诫修《明史》史臣核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十二月以御制诗集赐廷臣。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正月《古文渊鉴》成，颁赐廷臣，及于学宫。二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阅河。严禁太监与各宫女子认亲戚、叔伯、姐妹，违者置于重典。三月驻跸苏州，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江宁织造曹寅校刊《全唐诗》成。赐大学士马齐等《皇舆表》。十月重修华阴西岳庙成，上制碑文。十一月国子监落成，御书“彝伦堂”额。是年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倾向禁教。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五月巡幸塞外。建避暑山庄于热河，为每年秋狝驻跸行宫。六月诏修《功臣传》。七月上驻跸热河。十月行武殿试。十一月****喇嘛圆寂，其下第巴隐匿，又立假****，拉藏汗杀第巴而献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丁亥）正月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六月巡幸塞外。皇三子胤祉迎康熙帝于自己邸园，侍宴，嗣是岁以为常。南书房翰林陈邦彦辑唐宋元明题画诸诗成，康熙帝亲为阅定成《历代题画诗类》一部。七月驻跸热河。巡幸诸蒙古部落。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戊子）正月重修南岳庙成，御制碑文。四月捕获明崇祯帝后裔，年已七旬的朱三及其子，斩于市。重修北镇庙成，御制碑文。六月驻跸热河。《清文鉴》成，上制序文。七月《平定朔漠方略》成，上制序文。九月召集廷臣于行宫，宣示皇太子胤礽罪状，命拘执之，送京幽禁。还京。废皇太子胤礽，颁示天下。十月议政大臣会议，议皇八子胤禩谋求储位罪，削其贝勒爵。十一月皇三子胤祉告皇长子胤禔咒魇皇太子，削其直郡王爵，幽之。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保废太子，夺职杖之。召廷臣议建储之事，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及诸大臣以皇八子胤禩请，康熙帝不允。释废太子胤礽。王大臣请复立胤礽为太子。复胤禩贝勒。十二月设局校刊《平定朔漠方略》，自是每次大战后均修方略。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正月召集廷臣，审问谁为首倡立胤禩者，群臣惶恐。乃问张廷玉，对曰“闻之马齐”，次日，列马齐罪状，宥死拘禁。后察其有诬，释放马齐。三月复立胤礽为太子，昭告宗庙，颁诏天下。四月移禁胤禔于公所，遣官率兵监守。十月册封皇三子胤祉诚亲王，皇四子胤禛雍亲王，皇五子胤祺恒亲王，皇七子胤祐淳郡王，皇十子胤（示我）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于京西畅春园之北建圆明园，赐予皇四子胤禛居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庚寅）正月皇太后七旬万寿，谕礼部：“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命刊刻《渊鉴类函》四十四部。命修《满汉合壁清文鉴》。二月巡幸五台山。三月命编纂《字典》，即后来所称的《康熙字典》。十月下诏，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正月视察通州河堤。二月阅筐儿港，命建挑水坝，次河西务，康熙帝登岸行两里许，亲置仪器，定方向，鼎椿木，以纪丈量之处。三月尚书耿额等数名大臣以“为太子结党会饮”罪受罚。七月秋狝木兰。八月皇四子胤禛第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出生，母为四品典仪凌柱女钮祜禄氏；第五子弘昼生，母为管领耿德之女格格耿氏。十月命张鹏翮置狱扬州，处置江南科场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正月命内外大臣具折陈事。奏折自此始。二月命卓异武官照文官引见。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毋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四月诏明年六旬万寿，二月特行乡试，八月会试。九月皇太子胤礽复以罪废，禁锢于咸安宫。十一月以复废太子告庙，宣示天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二月大臣赵申乔疏言太子国本，应行册立。上以建储大事，未可轻定，宣谕廷臣，以原疏还之予以否决。三月六旬万寿节，举行千叟宴，此为千叟宴之创始。皇二十二子胤祜生，母为庶妃赫图氏。七月诏宗人削属籍者，子孙分别系红带、紫带，载名《玉牒》。是年诏修《律吕》诸书，于畅春园蒙养斋立馆，求海内畅晓乐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甲午）正月命修坛庙殿廷乐器。二月前尚书王鸿绪进《明史列传》二百八十卷，命付史馆。十月命大学士、南书房翰林考定乐章。十一月诚亲王胤祉等以御制《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共为一部，名《律历渊源》。”冬至，祀天于圜丘，奏新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正月诏贝勒胤禩、延寿溺职，停食俸。十月谕大学士：“朕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答奏折，期于不泄漏也。”十一月废太子胤礽以矾水作书，嘱大臣普奇举己为大将军，事发，普奇获罪。是年停给皇八子胤禩爵俸。于京畿小汤山建汤山行宫。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丙申）十一月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祸乱西藏。是年校刊《康熙字典》，康熙帝自为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正月修《周易折中》成，颁行学宫。五月九卿议王贝勒差人出外，查无勘合，即行参究。七月策旺阿拉布坦遣将侵扰西藏，杀拉藏汗，囚其所立****。十一月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宁宫。发布诏书，回顾一生，阐述为君之难；并言自今春开始有头晕之症，形渐羸瘦；特召诸子诸卿详议立储大事。十二月皇太后逝。康熙帝亦病七十余日，脚面浮肿。是年禁赴南洋贸易，赴东洋者照旧。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二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于行宫训斥之，以其知而违旨上奏，实乃不忠不孝之人，命诛之。三月上大行皇后谥号为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裁起居注官。四月葬孝惠章皇后于孝东陵。七月修《省方盛典》。十月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军青海。命翰林、科道官入值。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黄、正白、正蓝满蒙汉三旗事务。十二月孝惠章皇后升祔太庙，位于孝康章皇后之左，颁诏天下。晋和嫔为和妃，册封庶妃王氏为密嫔，陈氏为勤嫔，封世祖悼妃之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宜妃，册封戴佳氏为成妃，哈琉哈氏为定嫔。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己亥）正月诏立功之臣退闲，世职准子弟承袭，若无承袭之人，给俸终其身。二月学士蒋廷锡表进《皇舆全览图》，颁赐廷臣。四月命抚远大将军胤禵驻师西宁。十月命蒙养斋举人王阑生修《正音韵图》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二月册封新胡毕勒罕为六世****喇嘛，结束了五世****喇嘛之后的西藏宗教领袖不定的局面。十月诏抚远大将军胤禵会议明年师期。皇三子胤祉之子弘晟被封为世子，皇五子胤祺之子弘升为世子，班俸均视贝子。定外藩朝觐年例。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正月康熙帝以御极六十年，遣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祹、世子弘晟祭永陵、福陵、昭陵。三月大学士王掞先密疏复储，后御史陶彝等十三人疏请建储，康熙帝不许，王掞、陶彝等被治罪，遣往军前效力。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九月上制平定西藏碑文。十月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壬寅）正月举行千叟宴，康熙帝赋诗，诸臣属和，题曰《千叟宴诗》。三月至皇四子胤禛邸园饮酒赏花，命将其子弘历养育宫中。十月命雍亲王胤禛等视察仓储。十正月康熙帝不豫，还驻畅春园。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病逝。即夕移入大内发丧。遗诏皇四子胤禛继位，是谓雍正帝。遗诏真伪，引发继位之谜。以贝勒胤禩、皇十三子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召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诚亲王允祉上疏，援例陈请将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十二月封允禩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允祥为怡亲王，允祹为履郡王，已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为理郡王，以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宜太妃称病坐四人软榻见雍正帝而受训斥。始授太监官级，定五品总管一人，五品太监三人，六品太监二人。更定历代帝王庙祀典，诏《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尚为竣事，宜速举渊通之士编辑成书。注：此表按年号纪年排定，公元纪年只括注到年

1、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清 焦循《孟子正义》

2、岁终则会计其政。——《周礼·地官·舍人》

3、先令两府与三司，会计天下一岁之费几何？一岁之入几何？——宋 苏舜钦 《谘目三》

4、然其算数，知五而已；自五以上，无其语言，亦无其会计。——章炳麟 《文学说例》

5、孔子 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财务管理相关：《孙子兵法》作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1、少写一个零，重算到天明。

2、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3、会计一抓瞎，全部进其他！

4、拿着员工的钱，操着老板的心。

5、牛逼的腰缠万贯，基层的腰肌劳损。

等等

会计在古代的名字

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就设有专门核算官方财赋收支的官职——司会，并对财物收支采取了“月计岁会”(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方法;后来会计人员一般称为账房先生。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主要依据，借助于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单位的资金运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参与经营管理、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会计古义是集会议事。我国从周代就有了专设的会计官职，掌管赋税收入、钱银支出等财务工作，进行月计、岁会。亦即，每月零星盘算为“计”，一年总盘算为“会”，两者合在一起即成“会计”。

会计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1)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2)会计是一种经济信息系统。

(3)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

(4)会计具有核算和监督的基本职能。

(5)会计采用一系列专门的方法。

财务部在古代的名字

户部。

户部起源源先于秦《周庄》记载此职为“地官大司徒”;秦为“治粟内使”，两汉称“大农令”和“尚书民曹”，三国至唐称“度支”“左民”“右民”等，唐永徽年初因避讳太宗皇帝世民名讳改称“户部”，五代至清光绪末年，改“户部”为“度支部”，管田赋，关税，厘金，公债，货币及银行等。

户部起源于周代官制中的的地官，汉成帝置尚书五人，其三曰民曹，主吏人上书事。后汉以民曹兼主缮依功作，当工官之任。三国魏置左民尚书，掌财政。晋初省之，太康中又置。惠帝时有右民尚书。东晋及宋、齐并置左民尚书，梁、陈并置左户尚书，并掌户籍，兼知工官之事。后魏、北齐有度支尚书，亦左民、左户之任。后周依《周官》，置地官府大司徒卿。隋初称度支部，开皇三年改为民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改为户部，高宗显庆元年改为度支，龙朔二年改为司元，咸亨元年复为户部。光宅元年改为地官，神龙元年复故。后历代沿称。

唐代户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 户部巡官二人，主事四人;度支主事二人;金部主事三人;仓部主事三人。龙朔年间曾改户部曰司元，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仓部曰司庾。天宝十一载改金部曰司金，仓部曰司储。

明清时期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 、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其内部办理政务按地区分工而设司。各司除掌核本省钱粮外，亦兼管其他衙门的部分庶务，职责多有交叉。例如清代户部总的执掌是管理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财政等事宜，其机构按地区划分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4个清吏司，并设有八旗俸饷处、现审处、饭银处、捐纳处、内仓等机构，办理八旗俸饷、捐输等事。其部内的行政事务则由南、北档房、司务厅、督摧所、当月处、监印处分别管理。隶于户部的机构还有掌铸钱的钱法堂及宝泉局;掌库藏的户部三库;掌仓储及漕务的仓场衙门。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进行官制改革，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财政部并入。户部遂废。

古代会计的历史渊源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

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1]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

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

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

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

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

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

元代的会计

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

明末清初时的会计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3.次韵孙推官朴见寄二首

病懒近来全废学，宦游唯是苦思乡。

粗知会计犹堪仕，贪就功名有底忙。

怀旧暗听秋雁过，梦归偏爱晓更长。

故人知我今何念，拟向东山赋首章。

乾隆皇帝 当时候国泰民安 百姓生活还算富裕 这一政策的实行也减轻了农民负担 对后来的影响颇深

庄太后 清太宗皇后 博尔济吉特氏(1613-1687) 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部落之长）寨桑的女儿，孝端皇后的侄女，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有绝色，性机敏。 1625年，年仅十三岁时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妻，与姑母一同嫁予皇太极为妻。婚后生有三女，固伦雍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固伦淑哲长公主。1636年皇太极称 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生皇九子福临，尊庄妃为皇太后，史称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天生丽质称得上清朝前期的绝代佳人。她临事处置沉静果断，早在皇太极时期，孝庄文皇后就‘赞助内政’，为皇太极出力。 1642年（清太宗崇德七年），清军攻陷松山，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为表示忠於明室，宣布绝食，后来，皇太极知道洪承畴好色，於是孝庄皇后向皇太极自荐，诱降洪承畴，后来洪承畴引清兵入关，明亡。 1643年，皇太极逝，福林继位为顺治帝，迁都北京，尊孝庄皇后为太后，以皇叔多尔衮摄政，顺治年幼（六岁）为了消除多尔衮对帝位的威胁，孝庄太后按满族“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毅然下嫁给多尔衮。虽然史书对孝庄下嫁的说法不一，但是文献对下嫁事实的记载正规。《东华录》的记载，多尔衮长出入皇宫内院，顺治也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清初疑案“太后下嫁”之事，当非空穴来风。由於政治原因，这种举措也无损於她的历史地位。由於孝庄太后的调停，顺治的皇位保住了，多而衮没有取而代之，清朝大权逐渐转移到顺治手中。 为了创建初期的清王朝能得到汉族上层的支持，孝庄皇太后敢于冲破满、汉不得通婚的惯例，顺治十年（1653）她把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当作宗室郡主看待；又把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起到拉拢汉军将领的作用。 顺治死后，玄烨即位，号康熙，为后世的康熙大帝。康熙尊称孝庄为太皇太后，时康熙八岁，由四位大臣辅理政务，孝庄太后尽力教养幼主，护卫著爱新觉罗政权避过了重大的风险和暗礁，是大清王朝达到盛世的彼岸。四位辅政大臣中，鳌拜专横跋扈，目无幼主，妄图篡夺皇权，他漤杀无辜，企图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孝庄太后成了康熙的坚犟后盾，在她的支持下，康熙八年，康熙一举粉碎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政权。 康熙在平定三番之乱时，孝庄皇太后全力支持康熙平乱，她拔出宫中金帛加以犒劳。孝庄皇太后提倡节约，多次把宫中节省下来的银钱赈济灾民。她的节省家风影响到康熙、雍正两朝。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逝，享年七十五岁，为『孝庄文皇后』。 乾隆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后宫的淳妃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就是乾隆的十女儿固伦和孝公主。按照清朝宫规，只有皇后的嫡出女儿，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享受的待遇相当于亲王，妃嫔的女儿只能受封和硕公主，待遇等于郡王。 而十公主居然能被破格封为固伦公主，可见乾隆对这个女儿的宠爱到了何等地步。 淳妃姓汪，十八岁入宫，封为“永常在”。在同时进宫的少女里，淳妃算是出色的一个，因此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的临幸，封为“永贵人”，不久更得以晋封为淳嫔，正式成为皇帝的六宫粉黛之一。乾隆三十九年，并非宠妃的淳嫔居然怀孕了，这令六十多岁的老皇帝大喜过望——从乾隆三十一年小儿子永璘出生以来，八年里后宫就再没响起婴儿的啼声。因此他久没想到，自己和青壮年男子一样，仍然还有让女人孕育孩子的能力，那就是说，自己定能得享遐龄。 作为一个花甲老人，六十五岁的乾隆不可避免地已经开始畏惧死神的降临。因此，淳妃有孕的消息让乾隆所感到的欣喜，恐怕仅次于当初即位为帝。 十公主生在乾隆四十年的正月初三，正是宫内宫外都喜气洋洋地过新年的时候。 既有如前所述的原因，又选了这么大吉大利的日子降生，十公主的受宠，便有了充分的先天理由。 她刚刚降世，立下大功的淳嫔便被册封为妃。 乾隆对这个盼望已久的女儿，给予的关爱也是超过所有其它子女的。经常有世间稀少的珍宝被送入淳妃宫中，赏赐给十公主以及她的母亲。 倚仗着女儿，淳妃渐渐地被宠坏了，不但不象刚入宫时那么谨慎小心，反而经常会为一点小事，就打骂宫女内侍解气。 乾隆四十三年的时候，淳妃一怒之下，居然把一名宫女活活打死了。 这可闯下了大祸。清宫的宫女制度与前朝不同，宫女都是在八旗自己的眷属里挑选出来的，在宫里如果得到皇帝宠幸，便能得到晋封，即使不能，到了一定年纪也还要送回家嫁人的。并不是就此卖给帝王家的。 通过正式选秀入宫的女子，一般出身较高，得幸后便能直接封贵人，如后来的慈禧太后，第一个封号就是兰贵人；而宫女出身受宠的才要从常在、答应起封。从淳妃自己曾为“常在”的经历来看，初入宫时，她也不过是宫女子而已。现在她飞上枝头，居然动手打死宫女，行为可谓恶劣之极。 乾隆得知这个消息，不由勃然大怒。照他的脾气，本来是要狠狠处置的，但是想到十公主的前途，他手下留情，只是将淳妃革去妃位，降为嫔级。 淳妃既然带罪，自然没有抚养女儿的权力，十公主遂被送到其它的贵妃宫中。 但是不知世事的小女孩儿，离开了母亲，怎么会习惯呢，于是十公主不停地啼哭，日不能食，夜不能眠。乾隆看着女儿红红的小脸几天工夫就变得苍白起来，不禁心疼万分。只得又将十公主送回淳嫔宫里。 女儿既然回了淳嫔宫中，乾隆想念女儿时，便只能去那里看望。不可避免的，也要就跟淳嫔碰面了。 正所谓见面三分情，不多久，乾隆就看在女儿的份上，宽恕了淳嫔，将她恢复了妃位。 小小的女孩儿，挽救了母亲及整个汪氏家族的前途和颜面。 由于特别受宠，十公主从小就跟在父亲的身边，经常与大臣公卿见面，与亲哥哥及堂兄弟们混在一起，熟知政务。为了方便，她经常穿着男装，显得风姿不凡、爽朗开阔。 十公主尤其与她的姐姐们不同的是，在例行的上书房学习之外，她还沿袭了满蒙女子的特色，喜好骑射。在木兰秋狩的时候，每当她弯弓搭箭，总是能箭无虚发，比她的哥哥们要能干得多。因此，她甚至还得到过乾隆赏赐的黄马褂。 乾隆看着这个文武双全，酷似自己的女儿，总是不由自主地慨叹：“恨你不是男儿身啊。” 然而，十公主生来就是女儿身，她不可能继承父亲的皇位。深感遗憾的乾隆只能用其它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女之心。 十公主六岁的时候，乾隆就在满朝文武的子弟中，挑选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权臣和珅的独生子丰绅殷德为未婚夫。这其实是皇帝最大的失误，也是十公主一生悲剧的起点。 太祖努尔哈赤诸女 长女(1578一1652)：固伦公主。其母为努尔哈赤元妃佟佳氏哈哈纳札青。明万历六年(1578)二月二十二日生，不仅是长女，而且是努尔哈赤诸子女中之最长者。褚英与代善是她的同母弟弟。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仅11岁就嫁给栋鄂氏何和礼，因此称东果格格，亦称东果公主。 何和礼，明人译为好好里，明嘉靖四十年(1561)生，26岁时袭其兄位为栋鄂部长，明万历十六年(1588)投附努尔哈赤，当时已有妻子，努尔哈赤复以长女嫁之，可见努尔哈赤对何和礼的重视。何和礼是后金的开国元勋之一，后金政权建立后封为一等大臣，为参决军国大事的五大臣之一。后金天命年间授世职三等总兵官，后称三等子，天命九年(1624)八月卒，时年64岁，顺治时追谥温顺。东果格格于顺治九年(1652)七月卒，时年75岁。 次女(1587-1646)：和硕公主。其母为努尔哈赤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是阿巴泰的同母姐姐。万历十五年(1587)生。据唐邦治先生考证，此女先嫁巴图鲁伊拉喀，后被伊拉喀遗弃，努尔哈赤杀死了伊拉喀，又将此女在天命年间嫁给早年投附的沾河部杨书之子，也是努尔哈赤亲外甥郭尔罗氏达尔汉，称嫩哲格格，亦称沾河公主。达尔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生，比嫩哲格格小7岁。天聪年间，达尔汉为满洲镶黄旗固山额真，为八大臣之一，积功封至一等子，官都统。崇德六年(1641)十月因争功被撤销固山额真职分并夺其世职，顺治元年(1644)卒，时年51岁。嫩哲格格于顺治三年(1646)七月卒，时年60岁。 三女莽古济(1590一1635)：其母为努尔哈赤继妃富察氏衮代，莽古尔泰、德格类、费扬古是她同母兄弟。明万历十八年(1590)生，二十九年(1601)年12岁嫁给哈达部纳喇氏吴尔古代，因而又称哈达公主，亦称哈达格格。天命未年，吴尔古代卒。天聪元年(1627)复嫁给蒙古敖汉部 博尔济吉特氏琐诺木杜凌，赐以开原之地。九年(1635)莽古济因骄暴被削除格格称号而为民，并且禁止其与亲属往来。是年又被属下家权冷僧机告发，揭发她曾与同母兄弟莽古尔泰、德格类一起盟誓谋逆夺权，其丈夫琐诺木杜凌并出证，结果被处死。与吴尔古代生2女，1女嫁豪格被豪格杀死；另1女嫁岳托，岳托亦要杀死她，被皇太极所阻。 四女穆库什(1595-1659)：和硕公主。其母为努尔哈赤庶妃嘉穆瑚觉罗氏，与巴布泰、巴布海，努尔哈赤的五女、六女同母。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生。三十六年(1608)14岁时嫁给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纳喇氏布占泰。随着布占泰与努尔哈赤矛盾的加深，万历四十年(1612)布占泰欲射以鸣镝，努尔哈赤率兵将其接回。后来复将其嫁给后金的开国元勋钮祜禄氏巴图鲁额亦都的第八子图尔格，称和硕格格，亦称和硕公主。图尔格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比穆库什小一岁。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努尔哈赤在世时，两人碍于努尔哈赤表面上还维持着夫妻关系，但夫妻感情一直不和。祟德二年(1637)他们的女儿因嫁给尼堪(褚英的第三子)没有生育，就将女仆所生之女冒为己生。事情暴露后，穆库什因此被革除和硕公主称号，图尔格也被免职。是年穆库什与图尔格离异，由其同母兄弟巴布泰、巴布海养赡。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卒，时年65岁。图尔格后来因军功复职，积功晋三等公，顺治二年(1645)卒。 五女(1597-1613)：其母为努尔哈赤庶妃嘉穆瑚觉罗氏，与巴布泰、巴布海及穆库什及努尔哈赤的六女同母。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生，三十六年(1608)年12岁时嫁给后金开国元勋巴图鲁额亦都的次子党奇(达启)为妻。党奇自幼即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估宠而骄，成为额驸后，更是骄横，经常在努尔哈赤诸子面前行止无礼。额亦都虽多次训斥，但始终不改。为正门庭，是年额亦都将党奇杀死。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女卒，时年17岁。 六女(1600一1646)：其母为努尔哈赤庶妃嘉穆瑚觉罗氏，与巴布泰、巴布海及穆库什、五女为同母。明万历二十八(1620)生，四十一年(1613)年l4岁，嫁给海西女真叶赫纳喇氏苏鼐。苏潮鼐（苏纳孝慈)曾官至都督，后金天聪九年(1635)因故革去世职。祟德五年(1640)卒。六女于顺治三年(1646)去世，时年47岁。 七女(1604-1685)：乡君品级。其母为努尔哈赤庶妃伊尔根觉罗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月初十日生。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16岁嫁给骑都尉纳喇氏鄂托伊，崇德六年(1641)鄂托伊阵亡。七女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去世，终年82岁。 八女聪古伦(1612-1646)：和硕公主。其母为努尔哈赤侧妃叶赫纳喇氏。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二月初七日生。天命十年(1625)年14岁嫁给喀尔喀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台吉固尔布锡。固尔布锡于天命八年(1621)投附努尔哈赤，授二等子，并赐号青卓礼克固，十年(1625)又将幼女嫁给他。天聪年间为兵部承政。顺治七年(1650)晋一等子。八年(1651)坐罪削爵，晚年复爵，十八年(1661)卒，时年65岁。聪古伦于顺治三年(1646)二月去世，时年35岁。 养女巴约特格格(1590-1649)：和硕公主。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第四女，其母为舒尔哈齐继福晋瓜尔佳氏。明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二十一日生。后金天命初年努尔哈赤将其收养宫中，封为郡主。天命二年(1617)年28岁，嫁给喀尔喀蒙古博尔济吉持氏巴约待台吉恩格德里，遂称巴约特格格。恩格德里于万历二十三年(1605)投附努尔哈赤，天命二年(1617)娶公主。天聪九年(1635)迁居东京辽阳，后封三等子，祟德元年(1636)卒。公主在天聪九年晋封为和硕公主。顺治六年(1649)四月公主去世，时年60岁。

宋朝的《会计录》是继唐朝《国计簿》之后，有关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的著作，是以年报资料（包括户籍、计账报告在内）为基础，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据《玉海》第一百八十五卷记载，有《景德会计录》、《祥符会计录》、《皇佑会计录》、《绍兴会计录》等十几种。这些财计著作，在宋代层出不穷，是我国财计史上财计著作空前繁盛的时代。宋朝《会计录》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宋代官厅会计核算中的会计分析，首先是对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其次是对户籍、计账的分析，分析时主要运用比较法，有时也用因素法。评介《万历会计录》(明万历四年二月户部尚书王国光原编。万历十年二月户部尚书张学颜重编。四三卷。)梁方仲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政府会计制度，在中国发达甚早。《周礼》所说的九式之法，岁会、月要，日成的制度，虽不见得实际地施行过。然秦汉之间，制度确已逐渐成立。如汉初三年一次的“上计”，便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其后至晚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府州县户口兵马及赋税之数，书凡十卷(《旧唐书》卷一四本纪一四《宪宗》)。这可说是政府会计编纂成书的第一部了。又据《宋史》卷二。三《艺文二故事类》所著录，还有李吉甫《元和国计略》一卷，想系国计簿的节略本子。此外据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史类第五职官上”，又有《元和会计录》三十卷，未注著者姓名，但亦系唐人所作。及文宗太和二年(828)，宰相韦处厚又成《太和国计》二十卷(《旧唐书》卷一五九列传第一○九《韦处厚》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四十八史录职官类》)。由上可知唐代会计典籍之盛。不过这些书到后来都已散失，所以在《文献通考》的《经籍考》内，已不见著录了。宋代的会计制度，特为完备。《宋史·食货志》有会计一卷，专论其事。会计的典籍，据《宋史》所载，有真宗时三司使丁谓所撰的《景德会计录》六卷；其后林持领司事亦继为之。又有《庆历会计录》二卷，不知作者姓名。仁宗时王尧臣曾进《会计书》七卷，其名称今已不传。此外还有田况的《皇祐会计录》六卷；韩绎的《治平会计录》六卷；李常的《元祐会计录》三卷。以上景德、皇佑、治平、元祐诸年的会计录，《宋史·艺文志》内均有著录。南宋以后，又有宁宗庆元二年(1196)三月度支司所上的《庆元会计录》；与理宗端平元年(1234)都司官同枢密院编修官所编汇的《端平会计录》(《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明承唐宋之遗制，会计录之作，亦代有所闻。《明史·艺文志》载有汪鲸《大明会计录类要》十二卷，及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汪著今已不传，其事迹亦无可考。至张学颜的《万历会计录》，则于民国二十二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八百金自山东购人，此三百余年前的政府会计，至今犹留存天壤，得与吾人相见，真是对于研究公家财政史的人们的一件最大的幸事。今略述其内容及编纂之经过，并说明其价值如下。一、《会计录》的内容《会计录》的体例，从地理上的区分去说，是先全国，然后以省冠府，以府冠县；从各收支款项的数目说，是以总数冠分数，以分数合总数，从收支的门类说，是先全国田粮旧额岁人岁出总数，次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额，次库监，次光禄，次宗藩，次职官，次俸禄，次漕运，次仓场，次营卫俸粮，次屯田，次盐法，次茶法，次钱法，次钞关，次杂课。共四十三卷，详细卷次如下：卷一 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附十三司分理各省直田粮岁额)卷二 浙江布政司田赋卷三 江西布政司田赋卷四 湖广布政司田赋卷五 福建布政司田赋卷六 山东布政司田赋(今已失)卷七 山西布政司田赋卷八 河南布政司田赋卷九 陕西布政司田赋卷十 四川布政司田赋卷十一 广东布政司田赋卷十二 广西布政司田赋卷十三 云南布政司田赋卷十四 贵州布政司田赋(附协济)卷十五 北直隶田赋(附庄田)卷十六 南直隶田赋卷十七 辽东镇饷额卷十八 蓟州镇饷额卷十九 永平镇饷额卷二十 密云镇饷额卷二一 昌平镇饷额卷二二 易州镇饷额(附井陉镇)卷二三 宣府镇饷额卷二四 大同镇饷额卷二五 山西镇饷额卷二六 延绥镇饷额卷二七 宁夏镇饷额卷二八 甘肃镇饷额卷二九 固原镇饷额卷三十 内库供应卷三一 光禄寺供应卷三二 宗藩禄粮卷三三 本部职官卷三四 文武官俸禄卷三五 漕运卷三六 仓场(附马房牧地)卷三七 营卫俸粮卷三八 屯田卷三九 盐法卷四十 茶法卷四一 钱法卷四二 钞船料商税卷四三 杂课(附积谷)以上各卷，又细分章目，如：饷额一门，又分屯粮、民运、漕运、盐引、京运、抚夷、马价、赈济、俸粮、修边、仓庾、职储各项目；漕运一门，又分漕粮额数、耗脚轻斋、席板筹架、运船官军、官军粮钞、土宜、漂流挂欠、禁令、河漕、海运、民运、军运、督运文武官各项目；盐法一门，又分两淮盐运司、两浙盐运司、长芦盐运司、山东盐运司、福建盐运司、河东盐运司、陕西灵州盐课司、广东海北盐课二提举司、四川盐课提举司、云南黑白安宁五井盐课四提举司各项目。分目之下，又附沿革事例。二、《会计录》编纂的经过《会计录》的初稿是由王国光主编。国光以隆庆六年(1572)七月(时神宗已即位)任户部尚书，在任时与侍郎李幼滋等辑部中前后条例，费时“逾年”，编纂成书。及万历四年(1576)二月己卯(即十五日)国光再疏乞休，神宗许之，命乘传归。二月戊子(即二十四日)，国光濒行，进所辑书册，请刊布中外，庚寅(即二十六日)奉旨嘉奖，书册著户部再加订正缮写进览(《神宗实录》卷四七及王国光原奏)。此为会计录的蓝本。订正这初稿的是继国光后第二任的户部尚书张学颜，以万历六年七月就职。遵神宗谕旨，他会同仓场总督左侍郎刘思问，右侍郎王之垣，贵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周希毕，员外郎袁昌祚、主事钟昌、程沂、刘庭芥、房守士、曹楼、朱期至、萧良、顾宪成、苗淳然、温显、李时芳、李三才、赵南星等(按以上刘思问、刘廷芥、曹楼、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六人有事绩可考)订正国光所进书册，为期二年，编修成帙，由部臣缮写，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进呈，仍乞刊布。此时始拟名为《万历会计录》。二十二日奉旨书册留览，依拟刊行，仍送史馆采录(《神宗实录》卷一百十一及张学颜原奏)。其后张学颜复将户部新题事例，各省续报文册，督率司属郎中等官曹再行检阅，重加磨算增订，刊刻成书，计四十四册，分为四套，装订二部，以万历十年二月甲辰(即十五日)具题进呈御览，另将一部送史馆采录，再陆续印刷颁行省直边镇一体遵守(《神宗实录》卷一二一及张学颜原奏)。以上是《万历会计录》编纂以至成书的经过。不过我们还想进一步的追求《万历会计录》何以在此时编纂成书。我们知道，会计录之作，在唐宋时已甚流行。及至明代，在《万历会计录》未成以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孝宗初即位时，礼部右侍郎邱濬已上言“欲仿唐人国计录、宋人会计录，令掌财计之臣，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课程等，每岁起运若干，存留若干，供给边方若干，一一开具，仍查历年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共若干，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并呈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庶乎量入为出，国计不亏”(《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其实《万历会计录》的编纂体裁，大致正于邱溶所条陈的相同。不过濬的“每朝一卷”的意思，没有采用罢了。再从明代的财政史观察，可知《会计录》的编纂成书亦无非一种时代的表现。明代自嘉靖中年，迭遭俺答与倭寇之患，京边及沿海诸省饷额激增，加以世宗崇道教，土木祷祀之工，月无虚日，以致帑藏匮竭，司农不得不百计生财，为一切箕敛之法，于是创为提编。加派。赃赎、鬻爵、税契、折民壮、均徭力役，诸推广事例；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国用。是时帑藏空虚，每年收支不敷甚巨。这种情形直至隆庆末年间仍是如此。及神宗即位，张居正当国，极力整顿，财政渐有起色。居正为政，一主综核，其于簿书条例，尤所究心。故如王国光及张学颜，均为居正深相倚任之人(《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及卷二二五《王国光传》)。史载隆庆六年(1571)八月，时神宗已即位，国光以仓场总督还理户部尚书事时，以簿牒繁冗，公私交困，乃疏请归并裁减，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至万历三年(1575)十月，国光又题请归并各司职掌，以一法守，以便责成(《神宗实录》)。以上的改革，我们可以认出是编纂《会计录》的第一步工作。总计神宗初年的新政，如创立考成规条，酌定降罚则例，清积逋，核兵饷，减徭役，浚河漕，汰冗员，禁驰驿等，亦皆出于居正、国光、学颜诸人的筹划。故国库收入逐渐增加，至万历四年以后，我们知道太仓银库所藏的银两，以及京边各仓所存的粮米，均已有巨额的积存，非复正德、嘉靖间之虚耗旧观可比。直至万历十年间，国家财政基础日见稳固，一时号称开国以来未有的富庶。为勾稽出纳，及防止“吏胥舞文”与“豪强去籍”诸弊起见；还有，特别是为谋国家的收支稳定起见，《会计录》的编纂，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产品。所以我们固然看到重辑《会典》的命令，同时亦听见臣下刊布条例专书的奏请。如万历三年十一月湖广都御史沈椴奏乞将见行事例悉令诸司循年顺月，别类分门，举要刈烦，斟酌损益，汇书进呈，刊布天下，与会典律令诸书并传(《神宗实录》卷四四)。又如万历六年间发动的通行全国清丈之议，当各省直丈量完竣之日。无不以“刊刻成书，永为定额”为请，以至户部题覆各省直裁减实编条编均徭里甲银两之数时，亦皆以“刊定成书，永为遵守”为言(以上分见《神宗实录》)。又如万历九年八月湖广巡抚陈省奏请刊刻赋役全书，“永为定规”，他的理由是：“全楚钱粮浩繁，起解头绪甚多，每年一派，小民不知额数，吏书因以低昂”(《神宗实录》卷一一五)。吏书低昂舞弊，固然是刊刻成书及制为“定额”的原因，但“每年一派”也是当时理财者所不喜。“永为定额”是中国财政的特色，治财政史者所宜注意的。三、《会计录》研究的价值《会计录》一书除供给我们以明代国家收支的种类、数目及其沿革，使我们得以了解明代万历及万历以前的财政组织及其状况以外，从历史上看来，它对后来还发生重大的影响。清初入关，为收拾民心起见，顺治元年(1644)，即下诏蠲免明季所加派的三大饷及苛杂课程等。及顺治十三年诏户部右侍郎王宏祚编修《赋役全书》，又令各直省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为准(《东华录》)。盖清代财政，不但承袭了明的制度，而且赋税款项犹多沿用明的旧额。所以研究清代的财政，《万历会计录》也是一部极重要的典籍。今再就《会计录》内所载的资料，加以检讨。《会计录》所根据的大半是采用档案，如部中的卷宗及各巡抚与布政司的册报等。据张学颜《进书奏》内所说，其编修体例，是“首遵《大明会典》，次考历年条例，次查本部册籍”。这些都不失为比较上最原始及价值最高的材料。如果求全责备，我们或者会说这些材料略嫌陈旧。例如各省直的人口，犹多是用隆庆六年黄册所报之数，但根据我们所知万历九年间又当大造黄册之年，今《会计录》未能将万历九年册报之数列入，似乎不无遗憾。但如果我们知道当时黄册解报之惯于愆期(普通多愆期至一年以上)，以及《会计录》在十年二月中已刊刻成书进呈御览两种情形，我们便不能再有所非难了。又如关于田赋各卷虽多沿用万历六年和以前的旧额，但福建省的田赋已是万历八年九月清丈以后的纪录。这也可以证明《会计录》的材料可说是已极“新近”的。因为万历全国通行丈量之令下来以后，首先应诏者就是山东布政司，事情是在万历九年九月。《会计录》中的《山东布政司田赋》一卷，今已失去，很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会计录》是否采用了丈量以后的记载。其次呈报清丈者是江西布政司，那已是万历九年十二月的事。其呈报的纪录，《会计录》当然无法采入。至于以后呈报清丈的各省直，那更是不用说的了。而且张学颜《进书奏》内亦说过：“清丈田粮，候各省直奏报通完之日，另为一书，续辑刊布。”这本计划中的书不知后来得否编纂成功?但可见福建省奏报之数，已是可能得着的最接近当时的纪录了。再则湖广田赋卷内的沿革事例，及北直隶庄田沿革事例，都已载有万历九年的事件，更足以证明《会计录》的材料，并不陈旧。总之，我们得了《会计录》这一部书，参以毕自严《度支奏议》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前购人的《崇祯长编》诸书，我们对于明万历以后以至清初的财政史的研究，可说得到意外的珍贵的帮助(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