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与会计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会计的具体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物质文化的具体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物质文化的影响，开始表现在会计从业人员对会计工具的研究和探索停滞不前。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如果过度钻研工具及技术，就会陷入“奇技淫巧”的漩涡，所以从物质工具上来说，一把算盘从发明之日起，用了几千年，仍然一直在用。各种账目、会计工具，从历史上看，都是后来被动的从外来文化中引入。

2、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行为文化的具体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行为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人际关系表现的比较明显，在会计工作过程中强调搞好内部、外部“平衡”，侧重于人事关系的处理，内耗较大，这使得会计行为本身常常为了处理好人事关系不得不牺牲会计的科学性和政治性。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导致会计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文化的影响业人员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使得他们在会计业务处理的过程中一味的墨守陈规缺乏能动性和创新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制度文化的具体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会计制度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计惯例、价值观和模式。中国会计制度偏向集体主义，偏重统一的会计制度，权力距离较大，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着重法律管制。

4、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精神文化的具体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积累沉淀、形成了整个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中表现出一种很强的伦理性特点。

伦理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制约，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组织的行为规则，具体表现为：德治重于法制。要求会计从业人员公私分明、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干好本职工作。

但也存在过度重视道德衡量忽视了法制建设，同时在会计工作中也可能存在对领导过度讲“礼”，对同事过度讲“义”，对小团体讲究“忠诚”，而放弃了一些公信的原则。

这些都和我国传统文化凝聚性差，分散以及内耗严重有关，这些都和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会计建设中充分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发扬其优点，不断的促进我国会计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扩展资料：

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中国会计从萌芽到独立存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

研究中国会计文化，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会计的论述和思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凝缩出中国会计文化的关键词：尚德、明法、审数、立信。

一、尚德

操守为重是会计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崇尚“义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会计行业作为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行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会计人员在中华文化熏陶和长期的会计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实事求是、廉洁奉公、遵守法规、谦虚谨慎、客观公正等文化道德观念，对广大会计人员的思想、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尚德就是要让会计人员认知会计职业道德及其规范，而且是使他们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逐步形成自身的思想观念，并指导和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职业道德自律能力，形成良好、稳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二、明法

明纪守法是会计文化的底线。《管子》强调会计必须“明法审数”。“明法”就是要按照颁布的规章制度和法令条文办事。

《资治通鉴》中记载，唐代刘晏称“至于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碟，不得轻出一言。”这也是对会计人员遵纪守法的记载。

“明法”，就是要将会计法律制度转化为会计人员内心的信念，从而达到有效地规范会计行为，达到治本的目的。

因此，在规范会计行为时，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加强会计法制建设，依法规范会计行为，增强法律保障。同时，也要切实增强依法从业的自律意识，知法、守法、护法。

三、审数

客观真实是会计文化的基石。《管子》中“明法审数”中的“审数”，就是要求各项收支的数据做到真实客观谨慎。《孟子•万章下》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己矣’。

其意思即为“孔子曾经做过管理库房的小吏，他说：‘算账计数必须要准确才行啊！’”《秦律》中云:“计勿相谬”，也是要求记录正确。可见，古代“会计”中即有不弄虚作假的道德要求。

在现代生活中，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财务状况，做到账实相符、账证相符、账卡相符、账账相符，客观真实，维护社会各方财产的安全，为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服务。

四、立信

诚信公正是会计文化的生命。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曾指出：“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潘序伦对培养的会计人才不仅要求具有会计专业知识，更强调“立信”二字，要求会计人员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守信立法，严禁弄虚作假等思想为现代会计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对会计行业而言，客观公正是会计之本，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客观公正的意识和作风，坚持准则、依法理财、客观公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会计文化精髓

“会计”一词，早在西周就有。《周礼·天官》中指出：“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日成”为10日事之文书，相当于旬报，“月要”为一月成事之文书，相当于月报，“岁会”则是一年成事之文书，相当于年报。也就是说，“日成”，“月要”和“岁会”已初步具备现代会计报表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古代用的是算盘，现代用得是计算机，

对于“文人”的理解，社会有社会的认识，文人有文人的认识。小的时候，认为戴眼镜的就是文人，比如老师；认为经常看书的就是文人，比如阴阳先生；认为记帐打算盘的就是文人，比如大队会计……用现在的观念理解，文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是知识阶层，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某个方面的知识建树，谈何文人。这应该是关于文人的起码标准。当然了，许多作家、诗人小时候没进几天校门，可他们都成了名家，成了文学创作方面的专家。比如高玉宝，你能说他不是文人吗？这里注重的是文人的能力，并非专指文凭而言。这和劳动人事部门所指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你要拿知识分子补贴等待遇，没有文凭怕是不行。也就是说有能力而没有文凭还不能算享受待遇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制度的机械性、强制性和残酷性。试想，不以文凭来衡量是否享受知识分子待遇又会是个什么景况。看来，能力和文凭是决不能划等号的。不管有没有文凭，没有能力算不得文人。古时候对文人的理解，是对“武”而言即非军事的，非武即文。所以，朝廷里有武官、文官之称。这样说来，文人就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了“武”之外的所有，当然也包括了任文职官位的写诗作赋之人。其实，传统意义上的古代文人，是指专门写诗作赋之人。是以诗、词、赋为主要形式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这样，文人就有了一个限定和界定，所谓文人骚客。这里的“骚”是特指诗人，是诗人的更高境界。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分出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小说等文体。更不包括诗人以外的其他文艺从业者。“文人”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上的文人，应该是专门从事诗歌、散文、小说、影视、戏曲等文学创作的人，不仅仅包括作家，编剧，还要包括导演、演员、作曲等。还要包括所有从事舞台艺术的人群。这就是文人概念的延伸和内涵的变化和发展。所以才有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你能说加入文联的不是文人。当然，文人和文化人应该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创作形式和创作方法上。多数情况下，写作是个体劳动，而艺术为集体创作。不管怎么说，文人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文人是文化生产力的代表，重视文化建设首先要重视文化“人”的建设。否则文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除了上述有用没有，或清晰或模糊的界定，文人是有其特点的。苦读书、耐寂寞、勤创作、淡名利、无强欲、独建树；生活宁静、不修边幅、铁骨铮铮、不畏权势。当然，“文人”也是有毛病的，且各种各样：其一，“文人”自傲，彼此看不起，所谓“文人相轻”。相互猜忌、相互不服，甚至相互诋毁侮辱。多为利、为名、为权而为之，此乃非文人也。实为商人的利，名人的名，官场的权所浸所引所造所致。其二，尖酸刻薄。对政治不满，对社会不满，对政策不满，对领导不满，对同事不满，对文人不满。甚至对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也要评论一番。看问题论是非，着眼于个别、着眼于个案、着眼于特殊、着眼于不足，甚至专门找问题挑毛病，且用放大镜视之。同朋友相处，嫌别人的“笑”姿不好、“坐”态不好，“走”相不好。本来自己来去无踪，却怨别人不送不迎不热情。此乃心态不正常，心理不健康。其三，自视清高。对社会不屑一顾，对同事不屑一顾，对朋友不屑一顾，对周围的一切不放在眼里。穷的就剩下个“骨气”了，还有钱不挣，有力不出，有主意不说，有方案不提。走在街上仰着头，坐在会场看顶棚，朋友聚会玩深沉，开句玩笑还训人。此乃不能适应社会，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差，是人体不健康的标志之一。其四，穷酸无赖，小家子烂气。君子有财取之无道，不懂经济规律，不懂金融政策，不熟取财之道。观念陈旧，思想固化。管个单位，无办公经费，无奖金，无福利，连自己的出差费也无从报销，办公桌上的灰尘比纸厚；管个家，既不会节流，又不会开源，既不会理财，又不会投资，常常上一些老头老太太在街头被骗的挡，还抱怨社会治安不好，诚信却失，而从不从自身找原因；小有聚餐时，经常吃别人，从不请客买单。下饭馆，有了汤面不吃拉面，有了素饭不吃肉，有了五块钱的酒，不喝十块的。还假装同别人争抢着交早点钱，且拉扯的面红喘粗气；出本书，讨吃无赖的挨个单位要钱。书出了，又难得赠人一本。此等文人何能写出大气的好作品！其五，依赖权贵，官本位意识膨胀。创作是为了改变身份而步入仕途和上流社会，书是敲门砖，出书是敲门。结交权贵，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今天想当协会秘书长，后天想当协会主席，过些天想当局长和书记。把个心态扭曲的，把个“文人”可怜的，像个小丑上下出溜。官隐大到填个表，写个名单都苦思冥想怎样把自己排在别人前头的程度。当了官，一不懂管理，二不懂行政，三不动财务，四不懂文书政秘人事，难受的让别人为之可怜和痛惜，自然是官场呆不久。下来了又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无车坐了，无饭局了，无随从了，心理又不平衡。如此文人的如此德行，行之见之，遇之有之，视之多之。使文坛变得不成熟、不规范、不确定。因而“文人”们普遍浮躁、迷茫。因而很难出现好作品。真正的文人是那些既坚守心灵道德，又渐入市场；既有个性又不牢骚满腹愤世嫉俗；既要广泛接触社会又要洁身自好；既有创作成果又不自视清高；既不排斥权贵又不追逐名利；即能耐得住寂寞又能适当参加社会活动；既注重节俭又不失大家风范；既能潜心读书勤奋创作，又不排斥现代网络创作与文明交流。注重的是文人自身个性性格的和谐，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和谐，文人与同事的和谐，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和谐，文人与自然、与环境、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真正的文人才会有真正的作品问世。时代需要真正的作品。

中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1.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2.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3.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4.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5.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6.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现代的会计制度是古代发展而来的，基本上记账方法是相同的。只是现在借鉴了一些国外的记账模式，同时改用电算化会计，但记账原理是一样的。

古代文人的“风月情结” 田园 发表于 2007-3-28 10:06:48 少年时读杜牧的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从中虽然悟出了诗人的悔悟之意，但作为诗人这一正面形象，杜牧的放任之举还是大惊了我一番。后来，从诗词、影视作品等各中发现，古代文人对青楼声色的眷恋决非个别现象，甚至近乎一种潮流。 白居易大约在五十四岁任苏州刺史时，始有关于家妓的记载：“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觎。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对酒吟》） 才华卓越的大词人柳永则更为突出。柳永一生沉迷酒色，终日混迹于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为歌舞娼妓填词无数，深受妓女们的爱戴。他的一首首动人心魄的美词中，无不透着妓女的影子。一首《西江月》就满写了三个妓女，“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著我”，坦荡表现了柳大才子的风流禀性。当时妓女中流行着“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唱词，便是妓女对柳永喜爱崇拜之情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柳永死时乃是妓女们合金而葬，死后还频有妓女前去凭吊。 此外，元稹、温庭筠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都与青楼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古语云：“万恶淫为首。”作为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很自然地对风月场所充满抵触情绪。但客观地分析古代文人的这种情结则不难发现，古代的妓院作为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存在不无一定的原由，文人对它的依恋也不能完全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评判。 首先，娼妓业在古代虽社会地位低下，为主流文化所鄙夷，但毕竟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容纳的，属合法经营。这是一个大前提。 其次，我以为，古代文人对青楼的留恋并非纯粹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寄托。众所周知，在那个被礼教重重包围的时代，结婚要听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身伴侣之间可能毫无感觉、毫无交流可言，要人们忠实于这样的婚姻，实则极不人道。与此同时，古代的主流文化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无法受到文化教育，她们所接受的教化中，“三从四德”更胜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使她们变得棱角平平，天性全无；妓女则恰恰相反，她们是针对人性化的需要而专门调教出来的，大多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同时又挣脱了礼教，秉月貌，擅风情，真实自然，可以说，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妓女比一般妇女更富有才情和浪漫气息，这也是中国古代出名妓的最有力解释。对于追求浪漫、渴慕知音的文人骚客们来说，妓女显然比良妇更令他们心驰神往了。 实际上，古代的青楼是被诗化了的青楼，是激发诗人灵感的特殊土壤，它具有诗意和浪漫，富于文化气息，由此还产生了所谓的“青楼文学”：不但咏赞妓女的诗词大量涌现，更有文人为妓女写传，如《赛金花》、《李师师》、《小凤仙》等。 然而，从杜牧的“十年一梦”中，我们还是读出了诗人的悔意。对风月场所的青睐到了“沉迷”的地步，仍是不可取的。之所以会沉迷，除了正常的情感需求外，更多的是对现实的逃避。仕途坎坷、江湖落魄是这些文人墨客的共同遭遇，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面对“学而优则仕”的主流价值取向，文人们无不感到失意、落寞，满腹才学却无用武之地，只得躲进风月场里偎红依翠，寻欢度日了。 与此相应，在以男性为尊的封建社会中，妓女即使得到喜爱，也不过是被男人当作赏玩的工具而已。柳词中对妓女的歌咏，如“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鸳衾暖、凤枕香浓”、“娇波艳冶，巧笑依然”等，多是对妓女容貌体态的赞美，难见真情真意，俗语云“多情便是无情”一语中的。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更充分说明了古时文人对妓女的狎弄和贱视。 再则，妓女虽才艺出众，但毕竟以卖笑为生，迎来送往逢迎讪笑是家常便饭，始终难脱商业本质。所以，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感情仍然没有超出娱乐之情的俗流，并非现代意义上平等、专注的“爱情”，不值得歌颂和提倡。 我们在欣赏古诗词时切不可忽略时代背景，混淆道德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