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会计有关

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夏代作为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商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会计思想的最初萌芽；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初步形成。 夏朝时的会计思想 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是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会，中期才可能是奴隶社会，“从物质文化的具体特点来说，商周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与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夏文化阶段。由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形态来观察，和传说记载中（关于）夏朝的情况有些类似。”有关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只能依靠推测和传说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会计思想。先来看一下夏朝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仅有石骨器、铜器和车舟的制作技术，而且陶器的制作技术比以前更加精细，生产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变为铜石并用，“自铜发明（按：指铜的冶炼），首先制造者为利器（按：指兵器）与工具。利器如刀，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铲，为耕种所必需。”由于铜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再加上农业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发明，原始社会的生产协作逐步向生产过程的个人化发展。土地所有制由原来的氏族所有渐渐演变为大家族所有，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来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逐步演化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分工。生产过程的个人化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又休戚相关，“生产过程的个人化既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私有财产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心投入与结果的比较，从而使会计思想从简单的计数反映发展到主动的核算和监督。家族间分工活动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商业活动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也逐渐产生计数的思想，这是人们识别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本能体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会计计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简单刻记”和“结绳计事”也应运而生，这种计量思想是人类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为了生产实践的基本需要而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们注意管理经济的最初表现。这种基本会计思想的出现，中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伏羲时代即有“结绳记事”之法的出现（虽然只是传说，但从文物和史料记载上，可以断定在伏羲时代已存在这种计数方法。），据说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法是十分全面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用绳结表示。“通常以主绳为干，上系各色小绳，因事物种类之别，而各异其结，如以黄色表示黄金；白色表示白银；绿色表示谷物。数星方面，见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二十，重结表示百，二重结为二百等等。”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部落间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仅靠结绳已无法满足交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最初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书契”开始出现，“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共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会计计量标准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现，则标志着会计记录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仅有明确的量的观念，而且对实物的确认也有质的思想，“书契”作为记帐凭证的应用，使我国会计出现了最简单的轮廓，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会计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会计思想要想能够反映和促进技术的进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必须能够容纳和促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以文化为核心的制度背景，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以“帝王文化”为特征的产权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权所有的产权思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王权所有的思想是在国家出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在氏族首领间进行的，这为氏族首领利用公共权利为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氏族首领对公共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共权力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频繁的战争最终导致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国家的产生。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雅典和罗马均不相同，国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团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而是氏族内部先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国有；租税合一；专制主义；水利灌溉；农村公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和各种各样拟血缘关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产权都带有超经济的色彩，“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一的所有者”，最终形成“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会计作为反映产权变化的工具，产权超经济的特征必然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权家长制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的演化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家庭制，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必然使统治者把族权和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齐，构成政治体制的基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作为国家财产“唯一所有者”的需要，必然会把会计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韩非子·饰邪》所记载的“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传说，即反映了大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对各部落进行贡赋缴纳的会计考核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夏朝有关会计的传说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会计思想一些最简单的推测，夏代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交通工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会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质基础。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如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会计出现的必要性，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可能性和由处理人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必要性，两者有机结合，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邀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这三种说法反映夏代已有贡赋征收的制度，会计作为反映实物产权变化的工具，必然存在着会计对贡赋核算的思想。夏代时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人们已经开始用实物来度量，“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则是反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没有某种衡量形式，财产权就不可能建立，交换也不会发生。”会计作为反映财产权变化的思想也是计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宋朝的《会计录》是继唐朝《国计簿》之后，有关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的著作，是以年报资料（包括户籍、计账报告在内）为基础，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据《玉海》第一百八十五卷记载，有《景德会计录》、《祥符会计录》、《皇佑会计录》、《绍兴会计录》等十几种。这些财计著作，在宋代层出不穷，是我国财计史上财计著作空前繁盛的时代。宋朝《会计录》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宋代官厅会计核算中的会计分析，首先是对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其次是对户籍、计账的分析，分析时主要运用比较法，有时也用因素法。评介《万历会计录》(明万历四年二月户部尚书王国光原编。万历十年二月户部尚书张学颜重编。四三卷。)梁方仲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政府会计制度，在中国发达甚早。《周礼》所说的九式之法，岁会、月要，日成的制度，虽不见得实际地施行过。然秦汉之间，制度确已逐渐成立。如汉初三年一次的“上计”，便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其后至晚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府州县户口兵马及赋税之数，书凡十卷(《旧唐书》卷一四本纪一四《宪宗》)。这可说是政府会计编纂成书的第一部了。又据《宋史》卷二。三《艺文二故事类》所著录，还有李吉甫《元和国计略》一卷，想系国计簿的节略本子。此外据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史类第五职官上”，又有《元和会计录》三十卷，未注著者姓名，但亦系唐人所作。及文宗太和二年(828)，宰相韦处厚又成《太和国计》二十卷(《旧唐书》卷一五九列传第一○九《韦处厚》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四十八史录职官类》)。由上可知唐代会计典籍之盛。不过这些书到后来都已散失，所以在《文献通考》的《经籍考》内，已不见著录了。宋代的会计制度，特为完备。《宋史·食货志》有会计一卷，专论其事。会计的典籍，据《宋史》所载，有真宗时三司使丁谓所撰的《景德会计录》六卷；其后林持领司事亦继为之。又有《庆历会计录》二卷，不知作者姓名。仁宗时王尧臣曾进《会计书》七卷，其名称今已不传。此外还有田况的《皇祐会计录》六卷；韩绎的《治平会计录》六卷；李常的《元祐会计录》三卷。以上景德、皇佑、治平、元祐诸年的会计录，《宋史·艺文志》内均有著录。南宋以后，又有宁宗庆元二年(1196)三月度支司所上的《庆元会计录》；与理宗端平元年(1234)都司官同枢密院编修官所编汇的《端平会计录》(《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明承唐宋之遗制，会计录之作，亦代有所闻。《明史·艺文志》载有汪鲸《大明会计录类要》十二卷，及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汪著今已不传，其事迹亦无可考。至张学颜的《万历会计录》，则于民国二十二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八百金自山东购人，此三百余年前的政府会计，至今犹留存天壤，得与吾人相见，真是对于研究公家财政史的人们的一件最大的幸事。今略述其内容及编纂之经过，并说明其价值如下。一、《会计录》的内容《会计录》的体例，从地理上的区分去说，是先全国，然后以省冠府，以府冠县；从各收支款项的数目说，是以总数冠分数，以分数合总数，从收支的门类说，是先全国田粮旧额岁人岁出总数，次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额，次库监，次光禄，次宗藩，次职官，次俸禄，次漕运，次仓场，次营卫俸粮，次屯田，次盐法，次茶法，次钱法，次钞关，次杂课。共四十三卷，详细卷次如下：卷一 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附十三司分理各省直田粮岁额)卷二 浙江布政司田赋卷三 江西布政司田赋卷四 湖广布政司田赋卷五 福建布政司田赋卷六 山东布政司田赋(今已失)卷七 山西布政司田赋卷八 河南布政司田赋卷九 陕西布政司田赋卷十 四川布政司田赋卷十一 广东布政司田赋卷十二 广西布政司田赋卷十三 云南布政司田赋卷十四 贵州布政司田赋(附协济)卷十五 北直隶田赋(附庄田)卷十六 南直隶田赋卷十七 辽东镇饷额卷十八 蓟州镇饷额卷十九 永平镇饷额卷二十 密云镇饷额卷二一 昌平镇饷额卷二二 易州镇饷额(附井陉镇)卷二三 宣府镇饷额卷二四 大同镇饷额卷二五 山西镇饷额卷二六 延绥镇饷额卷二七 宁夏镇饷额卷二八 甘肃镇饷额卷二九 固原镇饷额卷三十 内库供应卷三一 光禄寺供应卷三二 宗藩禄粮卷三三 本部职官卷三四 文武官俸禄卷三五 漕运卷三六 仓场(附马房牧地)卷三七 营卫俸粮卷三八 屯田卷三九 盐法卷四十 茶法卷四一 钱法卷四二 钞船料商税卷四三 杂课(附积谷)以上各卷，又细分章目，如：饷额一门，又分屯粮、民运、漕运、盐引、京运、抚夷、马价、赈济、俸粮、修边、仓庾、职储各项目；漕运一门，又分漕粮额数、耗脚轻斋、席板筹架、运船官军、官军粮钞、土宜、漂流挂欠、禁令、河漕、海运、民运、军运、督运文武官各项目；盐法一门，又分两淮盐运司、两浙盐运司、长芦盐运司、山东盐运司、福建盐运司、河东盐运司、陕西灵州盐课司、广东海北盐课二提举司、四川盐课提举司、云南黑白安宁五井盐课四提举司各项目。分目之下，又附沿革事例。二、《会计录》编纂的经过《会计录》的初稿是由王国光主编。国光以隆庆六年(1572)七月(时神宗已即位)任户部尚书，在任时与侍郎李幼滋等辑部中前后条例，费时“逾年”，编纂成书。及万历四年(1576)二月己卯(即十五日)国光再疏乞休，神宗许之，命乘传归。二月戊子(即二十四日)，国光濒行，进所辑书册，请刊布中外，庚寅(即二十六日)奉旨嘉奖，书册著户部再加订正缮写进览(《神宗实录》卷四七及王国光原奏)。此为会计录的蓝本。订正这初稿的是继国光后第二任的户部尚书张学颜，以万历六年七月就职。遵神宗谕旨，他会同仓场总督左侍郎刘思问，右侍郎王之垣，贵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周希毕，员外郎袁昌祚、主事钟昌、程沂、刘庭芥、房守士、曹楼、朱期至、萧良、顾宪成、苗淳然、温显、李时芳、李三才、赵南星等(按以上刘思问、刘廷芥、曹楼、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六人有事绩可考)订正国光所进书册，为期二年，编修成帙，由部臣缮写，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进呈，仍乞刊布。此时始拟名为《万历会计录》。二十二日奉旨书册留览，依拟刊行，仍送史馆采录(《神宗实录》卷一百十一及张学颜原奏)。其后张学颜复将户部新题事例，各省续报文册，督率司属郎中等官曹再行检阅，重加磨算增订，刊刻成书，计四十四册，分为四套，装订二部，以万历十年二月甲辰(即十五日)具题进呈御览，另将一部送史馆采录，再陆续印刷颁行省直边镇一体遵守(《神宗实录》卷一二一及张学颜原奏)。以上是《万历会计录》编纂以至成书的经过。不过我们还想进一步的追求《万历会计录》何以在此时编纂成书。我们知道，会计录之作，在唐宋时已甚流行。及至明代，在《万历会计录》未成以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孝宗初即位时，礼部右侍郎邱濬已上言“欲仿唐人国计录、宋人会计录，令掌财计之臣，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课程等，每岁起运若干，存留若干，供给边方若干，一一开具，仍查历年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共若干，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并呈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庶乎量入为出，国计不亏”(《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其实《万历会计录》的编纂体裁，大致正于邱溶所条陈的相同。不过濬的“每朝一卷”的意思，没有采用罢了。再从明代的财政史观察，可知《会计录》的编纂成书亦无非一种时代的表现。明代自嘉靖中年，迭遭俺答与倭寇之患，京边及沿海诸省饷额激增，加以世宗崇道教，土木祷祀之工，月无虚日，以致帑藏匮竭，司农不得不百计生财，为一切箕敛之法，于是创为提编。加派。赃赎、鬻爵、税契、折民壮、均徭力役，诸推广事例；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国用。是时帑藏空虚，每年收支不敷甚巨。这种情形直至隆庆末年间仍是如此。及神宗即位，张居正当国，极力整顿，财政渐有起色。居正为政，一主综核，其于簿书条例，尤所究心。故如王国光及张学颜，均为居正深相倚任之人(《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及卷二二五《王国光传》)。史载隆庆六年(1571)八月，时神宗已即位，国光以仓场总督还理户部尚书事时，以簿牒繁冗，公私交困，乃疏请归并裁减，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至万历三年(1575)十月，国光又题请归并各司职掌，以一法守，以便责成(《神宗实录》)。以上的改革，我们可以认出是编纂《会计录》的第一步工作。总计神宗初年的新政，如创立考成规条，酌定降罚则例，清积逋，核兵饷，减徭役，浚河漕，汰冗员，禁驰驿等，亦皆出于居正、国光、学颜诸人的筹划。故国库收入逐渐增加，至万历四年以后，我们知道太仓银库所藏的银两，以及京边各仓所存的粮米，均已有巨额的积存，非复正德、嘉靖间之虚耗旧观可比。直至万历十年间，国家财政基础日见稳固，一时号称开国以来未有的富庶。为勾稽出纳，及防止“吏胥舞文”与“豪强去籍”诸弊起见；还有，特别是为谋国家的收支稳定起见，《会计录》的编纂，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产品。所以我们固然看到重辑《会典》的命令，同时亦听见臣下刊布条例专书的奏请。如万历三年十一月湖广都御史沈椴奏乞将见行事例悉令诸司循年顺月，别类分门，举要刈烦，斟酌损益，汇书进呈，刊布天下，与会典律令诸书并传(《神宗实录》卷四四)。又如万历六年间发动的通行全国清丈之议，当各省直丈量完竣之日。无不以“刊刻成书，永为定额”为请，以至户部题覆各省直裁减实编条编均徭里甲银两之数时，亦皆以“刊定成书，永为遵守”为言(以上分见《神宗实录》)。又如万历九年八月湖广巡抚陈省奏请刊刻赋役全书，“永为定规”，他的理由是：“全楚钱粮浩繁，起解头绪甚多，每年一派，小民不知额数，吏书因以低昂”(《神宗实录》卷一一五)。吏书低昂舞弊，固然是刊刻成书及制为“定额”的原因，但“每年一派”也是当时理财者所不喜。“永为定额”是中国财政的特色，治财政史者所宜注意的。三、《会计录》研究的价值《会计录》一书除供给我们以明代国家收支的种类、数目及其沿革，使我们得以了解明代万历及万历以前的财政组织及其状况以外，从历史上看来，它对后来还发生重大的影响。清初入关，为收拾民心起见，顺治元年(1644)，即下诏蠲免明季所加派的三大饷及苛杂课程等。及顺治十三年诏户部右侍郎王宏祚编修《赋役全书》，又令各直省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为准(《东华录》)。盖清代财政，不但承袭了明的制度，而且赋税款项犹多沿用明的旧额。所以研究清代的财政，《万历会计录》也是一部极重要的典籍。今再就《会计录》内所载的资料，加以检讨。《会计录》所根据的大半是采用档案，如部中的卷宗及各巡抚与布政司的册报等。据张学颜《进书奏》内所说，其编修体例，是“首遵《大明会典》，次考历年条例，次查本部册籍”。这些都不失为比较上最原始及价值最高的材料。如果求全责备，我们或者会说这些材料略嫌陈旧。例如各省直的人口，犹多是用隆庆六年黄册所报之数，但根据我们所知万历九年间又当大造黄册之年，今《会计录》未能将万历九年册报之数列入，似乎不无遗憾。但如果我们知道当时黄册解报之惯于愆期(普通多愆期至一年以上)，以及《会计录》在十年二月中已刊刻成书进呈御览两种情形，我们便不能再有所非难了。又如关于田赋各卷虽多沿用万历六年和以前的旧额，但福建省的田赋已是万历八年九月清丈以后的纪录。这也可以证明《会计录》的材料可说是已极“新近”的。因为万历全国通行丈量之令下来以后，首先应诏者就是山东布政司，事情是在万历九年九月。《会计录》中的《山东布政司田赋》一卷，今已失去，很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会计录》是否采用了丈量以后的记载。其次呈报清丈者是江西布政司，那已是万历九年十二月的事。其呈报的纪录，《会计录》当然无法采入。至于以后呈报清丈的各省直，那更是不用说的了。而且张学颜《进书奏》内亦说过：“清丈田粮，候各省直奏报通完之日，另为一书，续辑刊布。”这本计划中的书不知后来得否编纂成功?但可见福建省奏报之数，已是可能得着的最接近当时的纪录了。再则湖广田赋卷内的沿革事例，及北直隶庄田沿革事例，都已载有万历九年的事件，更足以证明《会计录》的材料，并不陈旧。总之，我们得了《会计录》这一部书，参以毕自严《度支奏议》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前购人的《崇祯长编》诸书，我们对于明万历以后以至清初的财政史的研究，可说得到意外的珍贵的帮助(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2期)

明史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贺逢圣（傅冠 尹如翁） 南居益（族父企仲（族弟居业 周士朴 吕维祺（弟维祮） 王家祯 焦源溥（兄源清） 李梦辰 宋师襄麻僖 王道纯田时震朱崇德 崇德子国栋贺逢圣，字克繇，江夏人。与熊廷弼少同里闬，而不相能。为诸生，同受知于督学熊尚文。尚文并奇二生，曰：“熊生，干将、莫邪也；贺生，夏瑚、商琏也。”举于乡。家贫，就应城教谕。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二人，授翰林编修。天启间，为洗马。当是时，廷弼已再起经略辽东矣。广宁之败，同乡官将揭白廷弼之冤，意逢圣且沮之。逢圣作色曰：“此乃国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草上之。湖广建魏忠贤生祠，忠贤闻上梁文出逢圣手，大喜，即日诣逢圣。逢圣曰：“误，借衔陋习耳。”忠贤咈然去。翌日削逢圣籍。庄烈帝即位，复官，连进秩。九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阁。明年再致政。逢圣为人廉静，束修砥行。帝颇事操切，逢圣终无所匡言。其再与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告，宴饯便殿，赐金，赐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汍澜动容焉。是时，湖广贼大扰。明年春，张献忠连陷蕲、黄，逼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逢圣门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来贻逢圣。逢圣反其衣曰：“子第去，毋忧我。”如翁去。五月，壬戌晦，贼陷武昌，执逢圣，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无礼！”贼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贼来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梦于湖之人，“我守贺相殊苦，汝受而视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征是。”觉而异之，俟于湖，赫然而尸出，验之果是，盖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殓，大吏挥泪而葬之。初，城之陷也，逢圣载家人以其句鹿出墩子，凿其氐艡，皆溺。贺氏死者，妻危氏，子觐明，子妇曾氏、陈氏，孙三人，次子光明自他所来，凡二十余人。福王时，赠少傅，谥文忠，祭葬廕子如制。如翁去，归大冶。大冶城破，其慷慨而死者，如翁也。其后有傅冠。冠，字元甫，进贤人。祖炯，南京刑部尚书。天启二年，冠举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崇祯十年秋，由礼部右侍郎拜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性简易，有章奏发自御前，冠以为揭帖，援笔判其上。既知误，惶恐引罪，帝即放归。唐王时，命以原官督师江西。嗜酒，或劾之，乃致仕。大清下江西，冠走匿门人泰宁汪亨龙家。亨龙执而献之有司，杀之汀州，血渍地，久而犹鲜。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尚书企仲族子、师仲从子也。曾祖从吉与曾伯祖大吉皆进士。两人子姓，科第相继。企仲，大吉孙，万历八年进士。以祖母年高，请终养。祖母既殁，授刑部主事。客寓赀其家，夫妇并殁，企仲呼其子还之。吏部尚书孙丕扬以为贤，调为己属。历文选郎，擢太仆少卿，进太仆卿。三十年，帝以疾诏免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贬斥诸臣。既而悔之，命矿税如故，余所司议行。吏、刑二部尚书李戴、萧大亨迟数日未奏，企仲请亟罢二人，而敕二部亟如诏奉行。帝大恚，传谕亟停二事，落企仲一官。给事中萧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亦请信明诏，帝益怒，并夺其俸，且命益重前贬谪官邹元标等罚，欲以钳言者。诸阁臣力争，乃止。而给事中张凤翔迎帝意，劾企仲他事，遂削籍。天启初，起太常卿，累迁南京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师仲父轩，吏部郎中，尝著《通鉴纲目前编》。师仲至南京礼部尚书。居益少厉操行，举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三迁广平知府，擢山西提学副使，雁门参政，历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并在山西。天启二年，入为太仆卿。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红毛夷者，海外杂种，绀眼，赤须发，所谓和兰国也，自昔不通中土，由大泥、咬留吧二国通闽商。万历中，奸民潘秀引其人据彭湖求市，巡抚徐学聚令转贩之二国。二国险远，商舍而之吕宋。夷人疑吕宋邀商舶，攻之，又寇广东香山澳，皆败，不敢归国，复入彭湖求市，且筑城焉。巡抚商周祚拒之，不能靖。会居益代周祚，贼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留吧及海寇李旦等为助。居益使人招旦，说携大泥、咬留吧。贼帅高文律惧，遣使求款，斩之，筑城镇海港，逼贼风柜。贼穷蹙，泛舟去，遂擒文律，海患乃息。五年迁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魏忠贤衔居益叙功不及己，格其赏。给事中黄承昊复论居益倚傍门户，躐跻通显，遂削籍去。闽人诣阙讼之，不听。乃立祠以祀，勒碑于彭湖及平远台。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陕西镇缺饷至三十余月，居益请以陕赋当输关门者留三十万，纾其急，报可。畿辅戒严，居益在通州，为城守计甚备。会工部尚书张凤翔坐军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诏居益代凤翔。未几，试炮而炸，兵部尚书梁廷栋劾郎中王守履失职。守履惧，诋兵部郎中王建侯诬己。廷议不如守履言，遂下狱。居益疏捄，帝以为徇私，削籍归。廷杖守履六十，斥为民。寻叙城守功，复居益冠带。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责南氏饷百六十万。企仲年八十三矣，遇害。诱降居益及企仲子礼部主事居业，皆不从。明年正月，贼遣兵拥之去，加炮烙。二人终不屈，绝食七日而死。周士朴，字丹其，商丘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曲沃知县。泰昌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中官王添爵选净身男子，索贿激变。守陵刘尚忠鼓陵军挟赏。刘朝等假赍送军器名，出行山海外，势汹汹。织造李实讦周起元。群珰索冬衣，辱尚书钟羽正。士朴皆疏争。士朴性刚果，不能委蛇随俗，尤好与中官相搘柱，深为魏忠贤所恶。会当擢京卿，忠贤持不下，士朴遂谢病归。崇祯元年，起太常少卿，历户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书。帝命中官张彝宪监户、工二部出纳，士朴耻之，数与龃龉。彝宪讦于帝，士朴疏对辞直，帝无以难。未几，驸马都尉齐赞元以遂平长公主茔价，士朴不引瑞安大长公主例，而寿宁大长公主薨则引瑞安例，上疏丑诋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荐，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与妻曹、妾张、子举人业熙、子妇沈同日缢死。吕维祺，字介孺，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节被旌。父孔学，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振饥，两旌孝义。维祺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历四司。光宗崩，皇长子未践阼，内侍导幸小南城。维祺谒见慈庆宫，言梓宫在殡，乘舆不得轻动，乃止。天启初，历考功、文选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告归。开封建魏忠贤生祠，遗书士大夫戒勿预。忠贤毁天下书院，维祺立芝泉讲会，祀伊洛七贤。崇祯元年，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明年四月，廷议军饷，维祺陈奏十五事。其冬，奏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则疑虑起，当防一。初虚怀商榷，及拟旨一不当，改拟径行，岂无当执奏，当防二。初无疑厌，疑厌诸臣自取，今且共、夔并进，当防三。初日御讲筵，今始传免，当防四。初寡嗜欲，慎宴游，今或偶涉，当防五。初慎刑狱，今有下诏狱者，且登闻频击，恐长嚚讼风，当防六。初重廷推，今间用陪，非常典，当防七。初乐谠言，今或谴诃时及，当防八。”帝优旨报之。三年，擢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设会计簿，钩考隐没侵欺，及积逋不输，各数十百万，大者弹奏，小者捕治。立法严督屯课，仓庾渐充。条上六议，曰稽出入以杜侵渔，增比较以完积案，设本科以重题覆，时会计以核支收，定差序以杜营私，禁差假以修职业。帝称善，即行之。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清冒伍八千余名。请申饬江防，凤陵单外为忧，弗省。八年正月，贼犯江北，遣参将薛邦臣防全椒，赵世臣戍浦口。世臣溃走，南京震动，凤阳亦旋告陷。大计拾遗，言官复劾他事，遂除名。时维祺父孔学避贼洛阳，维祺乃归留洛，立伊洛会，及门二百余人。著《孝经本义》成，上之。十二年，洛阳大饥。维祺劝福王常洵散财饷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尽出私廪，设局振济。事闻，复官。然饥民多从贼者，河南贼复大炽。无何，李自成大举来攻，维祺分守洛阳北城。夜半，总兵王绍禹之军有骑而驰者，周呼于城上，城外亦呼而应之，于是城陷。贼有识维祺者曰：“子非振饥吕尚书乎？我能活尔，尔可以间去。”维祺弗应，贼拥维祺去。时福王常洵匿民舍中，贼迹而执之，遇维祺于道。维祺反接，望见王，呼曰：“王，纲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贼！”王瞠不语。见贼渠于周公庙，按其项使跪，不屈，延颈就刃而死。时十四年之正月某日也。维祺年五十有五，赠太子少保，祭葬，廕子如制。而维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维祮，字泰孺，由选贡生为乐平知县者也。至是解职归，亦抗节死。赠按察佥事。福王立南京，加赠维祺太傅，谥忠节。王家祯，长垣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间，历官左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松山部长银定、歹成扰西鄙二十余年，家祯至，三犯三却之，先后斩首五百四十。擢户部右侍郎，转左。崇祯元年摄部事，边饷不以时发。秋，辽东兵鼓噪，巡抚毕自肃自缢死。帝大怒，削家祯籍。已，叙甘肃功，复其冠带。九年七月，京师被兵，起兵部左侍郎，寻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代卢象升讨贼。会河南巡抚陈必谦罢，即命兼之。督将士会剿贼马进忠等于南阳，复遣兵救襄阳，大战牌楼阁。其冬，家丁鼓噪，烧开封西门。家祯夜自外归，慰谕犒赏，诘旦，发往南阳讨土寇杨四以去。杨四者，舞阳剧盗也。初，四与其党郭三海、侯驭民等降于必谦，至是复叛，故家祯有是遣。其后南阳同知万年策与监纪推官汤开远，诸将左良玉、牟文绶等连破四，四焚死，其党亦为诸将所擒诛云。当是时，流贼尽趋江北，留都震惊。言者谓家祯奉命讨安庆贼，未尝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变心轻之。明年四月乃以总理授熊文灿，令家祯专抚河南。文灿未至，诏遣左良玉援安庆，家祯不遣。秋，刘国能犯开封，裨将李春贵等战殁。议罪，家祯落职闲住。久之，李自成陷京师，遣兵据长垣，设伪官。家祯与其子元炌并自经死。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知沙河、浚二县，考最，召为御史。熹宗嗣位，移宫议起，刑部尚书黄克缵请宽盗宝诸奄。源溥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为元子者为忠，则为福籓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郑贵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李选侍者非忠。贵妃三十年心事，人谁不知？张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当先帝御极之初，忽传皇祖封后之命，请封不得，冶容进矣。张差之梃不中，则投以女优之惑；崔文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贵妃，始终恩礼，而郑养性之都督不可不夺也，崔文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问，不几于忘父乎！李选侍一宫人，更非贵妃比，如圣谕阻陛下于暖阁，挟陛下以垂帘，及凌虐圣母状，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为选侍乞怜，第可求曲宥前辜，量从优典，而移宫始末不可得而抹摋也，盗宝诸奄不可得而宽宥也。若竟置诸奄弗问，不几于忘母乎！”疏上，举朝寒惧。天启二年忧归。服阕还朝，出按真定诸府，例转凤阳兵备副使。时崔文升出镇两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归。崇祯二年起故官，分巡河东道，迁宁武参政，有平寇功，就迁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时边事日棘，兵缺伍，饷又久乏，岁洊饥，民淘马粪以食。源溥请蠲振增饷，当事不能应。逾年，自劾求去，遂罢归。十六年冬，李自成陷关中，与从兄源清同被执，勒令输金。源溥瞋目大骂，贼拔其舌，支解之。源清，字湛一，由进士历官宣府巡抚。七年秋，坐万全左卫失守，夺官谪戍。久之释还，年七十。至是抗节，不食七日死。李梦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时盗起陕西，山东曹、濮间之盗，道梗三百余里，河北有回贼。梦辰历陈其状，请敕将吏急防。五年，上疏言：“中外交讧，秦、晋、齐、鲁多乱，两河居中尤要地。铅硝久市直未偿，漕米岁输累无已，宗禄并征，南阳加派，河决岁歉，邮传催科之患百出，民室如悬罄，生计日不支，急难谁肯用命？两河标兵、磁兵，新旧不满七千，一有警，防御何资？今日之务急防河，缮城，备器，练乡兵，治甲胄，尤以收拾人心为本。”帝命所司严饬。六年冬，钜盗尽萃河北。梦辰虑其南犯，请敕河南诸道监司急防渡口，而巡抚移驻卫辉，与山西、保定二抚臣掎角急击。帝方下兵部议，贼已从渑池潜渡。自是中州郡县无日不告警矣。累迁本科左给事中。复言：“将骄军悍，邓、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诏、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尤世威、徐来朝之兵离汛而遁，今者，张全昌、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荥泽劫库杀人，偃师列营对垒。且全昌等会剿豫贼，随处逗遛，及中途兵变，全昌竟东行，光远始西向。骄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颇采其言。进吏科都给事中。都御史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周维京，冀并翻逆案。梦辰疏驳之，世济、喜臣皆下吏谪戍。寻擢太常少卿，累迁至通政使。坐代人削章奏，贬秩调任。未几，有持金嘱中书舍人某贿大学士，求为副都御史者。逻卒廉得之，词连梦辰。帝令梦辰自奏，事得白。然梦辰竟坐是削籍。十五年春，贼攻开封，不克，遂去，陷西华，屠陈州，逼睢州。时州缺正官，梦辰归，即乘城主守。无何，贼从他门入，拥梦辰见罗汝才。汝才问所欲，曰：“我大臣，但欲死尔。”汝才去，遣其客说降，且进之酒。梦辰覆杯于地，太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闻之，不食死。宋师襄，耀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御史。天启三年五月请罢内操，言：“自刘朝营脱死，与沈纮谋为固宠计。纮以募兵为朝外护，朝以内操为纮内援。宫府内外，知有朝而不知天子。天牖圣聪，一旦发露，屏之南京。然朝虽去，而三千虎旅安归？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潜布左右而不为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夫平日卵翼朝者，黄克缵也，亡何以戎政内宣；抄参朝者，毛士龙也，未几以构陷削籍。岂非握兵据要，转相恐喝，以至是乎？”帝以内操祖宗故事，不纳。又陈足财之策，请减上供，汰冗官，核营造，省赉赏。皆宦官所不便，格不行。奉圣夫人客氏子及中官王体乾、宋晋、魏进忠等十二人俱世袭锦衣。进忠者，魏忠贤也。师襄力谏。又言左都御史熊尚文、工部侍郎周应秋、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去不去，光禄卿须之彦、太常卿吕纯如不当来而来。帝皆不听。四年，巡按河南。陛辞，言：“今之言者，皆曰治平要务，乃终日筹边事、商国计、饬吏治、计民生、弭盗贼，而漫无实效。所以然者，台谏以进言为责，条奏一入，即云尽职，言之行否，置弗问矣。六曹以题覆为责，题覆一上，即云毕事，事之行否，置弗问矣。内阁以票拟为责，票拟一定，即为明纶，旨之行否，置弗问矣。上谩下欺，酿成大患。今人怨已极，天怒已甚，灾害并至，民不聊生，相聚思乱，十而八九。臣恐今日之患，不在辽左、黔、蜀，而在数百年休养之赤子也。”明年复命荐部内人才，首及尚书盛以弘。魏忠贤责以徇私，贬一秩调任，师襄遂归。崇祯元年召复官，擢太仆少卿，累迁至太常卿，致仕。奸人宋梦郊假师襄手书营兵部。事觉，师襄被逮，系狱者二年。至徐石麒为刑部，始得雪。十六年冬，贼陷耀州，师襄死之。麻僖，庆阳人。父永吉，由庶吉士为御史，终湖广按察使，以清操闻。僖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代王长子鼎渭讦父废长立幼，僖劾代王无君鼎渭无父。四十年，疏陈纳谏诤、举枚卜、补大僚、登遗佚、速考选数事，不报。已，复请重武科、复比试、清纳级、汰家丁、恤班操、急边饷，时亦不能用。辽东巡抚杨镐请用旧将李如梅，以僖言，改用张承廕。承廕未至而镇远堡、曹庄相继失事，镐皆不以实闻。僖两疏劾之，镐旋引去。已，与同官孙振基等劾熊廷弼杀人媚人。又言汤宾尹取韩敬，关节显然，语具《振基传》。寻乞假归。四十五年京察，宾尹党用事，以僖倚附东林，谪山西按察知事。天启二年，起兵部主事，历尚宝丞、少卿，改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贤党御史陈世飐劾之，遂落职。崇祯初，复官，致仕家居。十六年冬，李自成陷庆阳，僖死之。王道纯，字怀鞠，蒲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三年擢御史。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太低昂，宜变通，则贤才日广。帝命所司即行，而甲科势重，卒不能返。流贼躏关中，道纯请急振饥民，毋使从贼，报可。已，劾罢光禄卿苏晋、参政张尔基。四年，劾吏部尚书王永光当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纳。巡按山东。其时李九成、孔有德叛于吴桥，南下。道纯移书巡抚余大成，令讨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托疾请告，与登莱巡抚孙元化遣使招抚。道纯以为非，请敕二抚速剿。及贼陷登州，元化被絷，大成犹主招抚。道纯愤，抗疏力争，帝即命道纯监军。及徐从治代大成，谢琏代元化，并入莱州，为贼困。在外调度，止道纯一人。贼遣人伪乞抚，道纯焚书斩使，驰疏言：“贼日以抚愚我，一抚而六城陷，再抚而登州亡，三抚而黄县失，今四抚而莱州被围。我军屡挫，安能复战？乞速发大军，拯此危土。”时周延儒、熊明遇主抚议，道纯反被责让。明遇遣职方主事张国臣赞画军事，国臣入贼中招谕。贼佯许之，攻围如故。及总督刘宇烈至，进兵沙河，道纯与之俱。宇烈中情怯，顿兵不进，日议抚，寻弃军奔。道纯复请速讨，不纳。迨巡抚谢琏被执，帝震怒，逮宇烈，召道纯还京，而明遇亦罢去。宇烈下吏，引道纯分过。道纯疏驳其所奏十余事，命所司并按。又劾明遇、国臣交通误国十罪，语侵延儒。疏未下，延儒泄之国臣，国臣亦劾道纯十罪，道纯遂并劾延儒。帝皆不问。已而贼平，道纯竟坐监军溺职，斥为民。十五年以廷臣荐，将起用，未果。及李自成陷蒲城，道纯抗节死。福王时，赠恤如制。田时震，富平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光山、灵宝。崇祯二年入为御史，疏劾南京户部尚书范济世、顺天巡抚单明诩、御史卓迈党逆罪，而请免故御史夏之令诬坐赃，并从之。劾刘鸿训纳田仰金，嘱吏部尚书王永光用为四川巡抚，仰迄罢去。时震以发鸿训私，进秩一等。未几，又劾永光及温体仁，忤旨切责。御史袁弘勋者，永光心腹也，被劾罢职，永光力援之。时震言：“弘勋因阁臣刘鸿训贿败，辄肆渎辩。不知鸿训之差快人意者，正以能别白徐大化、霍维华诸人之奸而斥去之，安得借此为翻案之端耶？弘勋计行，大化、维华辈将乘间抵隙，害不可胜言。”因荐故光禄少卿史记事，萧然四壁，讲学著书，亟宜召用，帝不纳。时震既屡忤永光，遂以年例出为江西右参议，调山西，就迁左参政，罢归。十六年冬，流贼陷富平，授以伪职，不屈死。同邑朱崇德，字淳庵，侍郎国栋父也。国栋中天启二年进士，历户科给事中。吏部侍郎张捷荐逆案吕纯如，国栋上疏力诋。已，又劾两广总督熊文灿，招抚海盗刘香，奏词掩饰欺罔五罪，帝切责文灿。而国栋累迁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督治昌平。十五年卒。国栋卒之明年，富平陷于贼。贼驱崇德往长安，中道称病。贼见其老，以为果病也，听之归。崇德曰：“始吾所以隐忍者，为九族计也，今得死所矣。”乃北面再拜，自缢死。是时关中诸死节者甫议恤，而国变至。福王立，始赠崇德右副都御史。赞曰：流贼荼毒中原，所至糜烂。士大夫遘难者，不死则辱。然当其时，徘徊隐忍、蒙垢而终以自戕者，亦不少矣。贺逢圣诸人从容就义，临患难而不易其节，一死顾不重哉！逢圣与南居益、周士朴公方清正，吕维祺邃学纯修，固中朝贤士大夫。宋师襄所谓“上谩下欺，酿成大患”，末季之习，痛哉其言之也。

中国古代会计概要如下：1、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2、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3、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4、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5、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6、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古代会计我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春秋以至秦汉，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唐宋时期，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经历了文字叙述式到定式表达式、从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的演变过程。单式簿记经历了从三柱结算法到四柱结算法的沿革，而复式簿记则经历了从龙门账法到四脚账法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