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版社库存问题的三点思考 俞晓群库存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这次《出版商务周报》旧话重提,一下子列出20个问题,大概是受到《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的刺激,那里说以2005年计,在7年的时间里,我国图书库存平均每年以12.28%的速度增长,远远超出定价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为6.93%);与7年前比较,总量几乎翻了一番。一 库存问题是对出版制度建设的挑战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上级主管部门”。在出版改革的进程中,许多热点问题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老的主管部门日渐弱化,甚至丧失了对出版社的控制;新的主管部门在忙于“笼权”的过程中,尚未定下神儿来,建立完整的、科学化的、尊重市场经济的、有道德的、有法治的、有文化责任的、成熟的管理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眼下中国出版社大体处于三种状态之下:一是依然处于弱化的出版局的麾下;二是处于管理与经营两手都硬的新建集团麾下;三是处于“无上级主管部门”的状态。总之,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并没有得到社会与行业管理部门有效地全覆盖。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出版社的经营,在许多支点上,只能靠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觉悟和追求来完成。在这里,“觉悟”讲的是雷锋精神;“追求”就复杂了,有政治追求,有文化追求,有经济追求,有个人利益的追求,有集体利益的追求。只要不追求犯罪,即使一些出版社的库存放大到极其夸张的程度,我们的管理也会表现出极其夸张的迟钝和麻木。我在与外国一些成熟的大公司合作时发现,他们的管理层的首要任务不是经常干预、替代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第一时间里,支持总经理完成好正确的工作计划;在第一时间里发现问题,及时制止总经理的错误决策和不良行为。对于这项工作,董事会的反应越准确,出手越快,企业就越有活力,越有竞争力,越能少犯错误。想当年,尼克松说过:“给一点自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说得有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任何“自由”都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它需要与某种“制度”互联。我们的制度呢?正在建设之中。一个库存问题的严峻性,正是呼唤这种建设的紧迫性和正确性。二 集团化对出版社库存的影响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化的覆盖面越来越大,我们在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无法回避它的存在。应该说,集团化是中国出版改革的探索与进步,集团化也是具有多样性的。不同的集团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相同之处还是有的,比如,对于下属出版社的管理都有所加强,其力度都远远高于当初出版局对出版社的管理。从前出版局重点管理出版社的“方向”,以及与此相连带的人事问题;对于出版社生产环节就不大关心,只是在资金收取与政绩的意义上,作以附加的关注。集团就不同了,它事实性地将这种管理调转过来,以管理经营为主,其触角大多渗入到出版社很深的生产环节。他们管选题,首先要管印数,印数又要管两步:第一步是预测印数,出版社大都多了一层向集团填表汇报的程序,这就增加了社长的压力。因为这个“预测”还不算完,他还要进入第二步,那就是在一个生产循环结束之后,集团还要检查或抽查出版社当初预测的准确性,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预测的准确律,用以评定一个出版社的信誉程度。显然,这一系列繁琐的管理,自然会影响出版社的生产,尤其是影响出版社的造货与库存。于是,在集团的管理之下,出版社的经营由黑箱、灰箱转化为白箱,生产的盲目性与个人冲动,都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与监督。从全国的出版数据上看,近年来出现的出书品种数的下降,是否也产生于这种管理的作用呢?是的,我们为集团化叫好。但同时另一种现象又来困扰我们,有言道:中国的事情“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确实,在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健全的中国企业中,一个好的政策能否成为一个好的管理、好的制度,吸纳人才,解放生产力,促进企业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保持出版社企业结构的完整性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然我们又会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二是社长的积极性与责任感的问题,这也不是一句空话。你管多了,破坏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削弱了法人代表的合法地位和权力,使出版社社长的责、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自主的经营行为变成了被动的审批制度,出版社的经营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由独立法人蜕变成二级法人,或者走向“科室化”的道路。事实上,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强化管理”与“改变企业性质”是两件事情,概念上的混淆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改革阵痛”。有人说,对于出版社的管理,“放弃管理会出问题,而胡乱管理会出更大的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管理呢?各个集团的差异很大。有的集团将下属出版社的发行与库房集中起来、统管起来,形成集团性的品种、门类和规模的市场优势,同时也使出版社的库存受到相应的管理。有的集团将本部财务中心的权利充分扩大,向出版社派驻总会计师,统一他们的报表,这样做也可以有效地掀开出版社“库存分析”的面纱,达到惩恶扬善、客观真实地掌握情况的目的。有的集团表面上管得很严,实际上,在生产的环节上却无法“越俎代庖”,最容易产生“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不良倾向,结果还影响了基层领导的责任心和积极性,造成图书生产秩序的混乱。所以说,就出版产业而言,库存的问题不会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当集团化、企业化、商业化的形势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对于“库存”的判断,当然要对它们的背景多做一些新形势下的分析。三 库存问题的市场责任分析说到库存的责任问题,人们自然会说到出版社。上面的分析,也主要是围绕出版环节展开的。其实,我国目前的图书市场状态也承担着极大的责任。回忆一下,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出版社不但没有库存,甚至连书库都没有。那时在计划经济的旗帜下,出版社编好的图书一律交给新华书店征订。订单一下,书店系统层层下发,直至门市、读者,再层层统计、上报。新华书店采取包销的形式,基层书店上多少数,他们就向出版社报多少数;他们报多少数,出版社印多少书。后来有了市场化的观念,书店发行人的商业头脑当然比出版人灵活,再加上大集体、二渠道的诞生,有了竞争的因素,包销就分解为经销、寄销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形式又统一起来,只剩下“寄销”一种形式。对此,我们不妨做一点全行业的分析。编、印、发,三位一体。印刷市场的率先放开,早早地打垮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印刷厂。新华书店的连锁模式,虽然与西方的流通概念貌合神离,但改造起来、贴身上去,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不是早就有人用上“新华书店”的标牌赚钱了吗?对于出版社,他们最初还很得意,什么龙头、阵地、行业保护、中心工作、知识密集型、知识经济等等,都是好概念。但是,随着以“库存”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不断累加与恶化,在全国500多个出版运营的网点上,恶性循环的比重越来越大。归根结底,是目前的图书市场的游戏规则,并没有给出出版链条上的一个合理的双赢或多赢的模式。在这一轮变化中,“国营的出版人”显得有些呆头呆脑。他们经常受到流通界人士的嘲笑;灵活的民营工作室,也经常把“国营出版社弱智”这样的话作为口头禅。不过当这些“民营”陷入其中不久之后,他们大多也被“寄销”带来的随意退货、单方承担风险的市场规则吞噬掉了。一个国外著名的金融中介公司在考察中国出版社时惊呼,怎么那么多的发货单都没有回告?也没有结算的约定、退货的限制?是的,这就是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现实。所以说,当我们讨论“库存”问题的时候,单纯地责怪局部的作用,或使用“大崩溃”一类诺查丹玛斯式的寓言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冷静地从市场经济中寻找答案,尤其是西方成熟的图书市场,就不是这样对待“库存”的。找到了问题的结症所在,制定出正确的出版“路线”,或者组织起有效的行业联盟,我们才能及早地走出“库存”的困境。正如毛主席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