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会计

宋朝的《会计录》是继唐朝《国计簿》之后，有关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的著作，是以年报资料（包括户籍、计账报告在内）为基础，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据《玉海》第一百八十五卷记载，有《景德会计录》、《祥符会计录》、《皇佑会计录》、《绍兴会计录》等十几种。这些财计著作，在宋代层出不穷，是我国财计史上财计著作空前繁盛的时代。宋朝《会计录》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宋代官厅会计核算中的会计分析，首先是对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其次是对户籍、计账的分析，分析时主要运用比较法，有时也用因素法。评介《万历会计录》(明万历四年二月户部尚书王国光原编。万历十年二月户部尚书张学颜重编。四三卷。)梁方仲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政府会计制度，在中国发达甚早。《周礼》所说的九式之法，岁会、月要，日成的制度，虽不见得实际地施行过。然秦汉之间，制度确已逐渐成立。如汉初三年一次的“上计”，便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其后至晚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府州县户口兵马及赋税之数，书凡十卷(《旧唐书》卷一四本纪一四《宪宗》)。这可说是政府会计编纂成书的第一部了。又据《宋史》卷二。三《艺文二故事类》所著录，还有李吉甫《元和国计略》一卷，想系国计簿的节略本子。此外据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史类第五职官上”，又有《元和会计录》三十卷，未注著者姓名，但亦系唐人所作。及文宗太和二年(828)，宰相韦处厚又成《太和国计》二十卷(《旧唐书》卷一五九列传第一○九《韦处厚》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四十八史录职官类》)。由上可知唐代会计典籍之盛。不过这些书到后来都已散失，所以在《文献通考》的《经籍考》内，已不见著录了。宋代的会计制度，特为完备。《宋史·食货志》有会计一卷，专论其事。会计的典籍，据《宋史》所载，有真宗时三司使丁谓所撰的《景德会计录》六卷；其后林持领司事亦继为之。又有《庆历会计录》二卷，不知作者姓名。仁宗时王尧臣曾进《会计书》七卷，其名称今已不传。此外还有田况的《皇祐会计录》六卷；韩绎的《治平会计录》六卷；李常的《元祐会计录》三卷。以上景德、皇佑、治平、元祐诸年的会计录，《宋史·艺文志》内均有著录。南宋以后，又有宁宗庆元二年(1196)三月度支司所上的《庆元会计录》；与理宗端平元年(1234)都司官同枢密院编修官所编汇的《端平会计录》(《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明承唐宋之遗制，会计录之作，亦代有所闻。《明史·艺文志》载有汪鲸《大明会计录类要》十二卷，及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汪著今已不传，其事迹亦无可考。至张学颜的《万历会计录》，则于民国二十二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八百金自山东购人，此三百余年前的政府会计，至今犹留存天壤，得与吾人相见，真是对于研究公家财政史的人们的一件最大的幸事。今略述其内容及编纂之经过，并说明其价值如下。一、《会计录》的内容《会计录》的体例，从地理上的区分去说，是先全国，然后以省冠府，以府冠县；从各收支款项的数目说，是以总数冠分数，以分数合总数，从收支的门类说，是先全国田粮旧额岁人岁出总数，次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额，次库监，次光禄，次宗藩，次职官，次俸禄，次漕运，次仓场，次营卫俸粮，次屯田，次盐法，次茶法，次钱法，次钞关，次杂课。共四十三卷，详细卷次如下：卷一 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附十三司分理各省直田粮岁额)卷二 浙江布政司田赋卷三 江西布政司田赋卷四 湖广布政司田赋卷五 福建布政司田赋卷六 山东布政司田赋(今已失)卷七 山西布政司田赋卷八 河南布政司田赋卷九 陕西布政司田赋卷十 四川布政司田赋卷十一 广东布政司田赋卷十二 广西布政司田赋卷十三 云南布政司田赋卷十四 贵州布政司田赋(附协济)卷十五 北直隶田赋(附庄田)卷十六 南直隶田赋卷十七 辽东镇饷额卷十八 蓟州镇饷额卷十九 永平镇饷额卷二十 密云镇饷额卷二一 昌平镇饷额卷二二 易州镇饷额(附井陉镇)卷二三 宣府镇饷额卷二四 大同镇饷额卷二五 山西镇饷额卷二六 延绥镇饷额卷二七 宁夏镇饷额卷二八 甘肃镇饷额卷二九 固原镇饷额卷三十 内库供应卷三一 光禄寺供应卷三二 宗藩禄粮卷三三 本部职官卷三四 文武官俸禄卷三五 漕运卷三六 仓场(附马房牧地)卷三七 营卫俸粮卷三八 屯田卷三九 盐法卷四十 茶法卷四一 钱法卷四二 钞船料商税卷四三 杂课(附积谷)以上各卷，又细分章目，如：饷额一门，又分屯粮、民运、漕运、盐引、京运、抚夷、马价、赈济、俸粮、修边、仓庾、职储各项目；漕运一门，又分漕粮额数、耗脚轻斋、席板筹架、运船官军、官军粮钞、土宜、漂流挂欠、禁令、河漕、海运、民运、军运、督运文武官各项目；盐法一门，又分两淮盐运司、两浙盐运司、长芦盐运司、山东盐运司、福建盐运司、河东盐运司、陕西灵州盐课司、广东海北盐课二提举司、四川盐课提举司、云南黑白安宁五井盐课四提举司各项目。分目之下，又附沿革事例。二、《会计录》编纂的经过《会计录》的初稿是由王国光主编。国光以隆庆六年(1572)七月(时神宗已即位)任户部尚书，在任时与侍郎李幼滋等辑部中前后条例，费时“逾年”，编纂成书。及万历四年(1576)二月己卯(即十五日)国光再疏乞休，神宗许之，命乘传归。二月戊子(即二十四日)，国光濒行，进所辑书册，请刊布中外，庚寅(即二十六日)奉旨嘉奖，书册著户部再加订正缮写进览(《神宗实录》卷四七及王国光原奏)。此为会计录的蓝本。订正这初稿的是继国光后第二任的户部尚书张学颜，以万历六年七月就职。遵神宗谕旨，他会同仓场总督左侍郎刘思问，右侍郎王之垣，贵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周希毕，员外郎袁昌祚、主事钟昌、程沂、刘庭芥、房守士、曹楼、朱期至、萧良、顾宪成、苗淳然、温显、李时芳、李三才、赵南星等(按以上刘思问、刘廷芥、曹楼、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六人有事绩可考)订正国光所进书册，为期二年，编修成帙，由部臣缮写，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进呈，仍乞刊布。此时始拟名为《万历会计录》。二十二日奉旨书册留览，依拟刊行，仍送史馆采录(《神宗实录》卷一百十一及张学颜原奏)。其后张学颜复将户部新题事例，各省续报文册，督率司属郎中等官曹再行检阅，重加磨算增订，刊刻成书，计四十四册，分为四套，装订二部，以万历十年二月甲辰(即十五日)具题进呈御览，另将一部送史馆采录，再陆续印刷颁行省直边镇一体遵守(《神宗实录》卷一二一及张学颜原奏)。以上是《万历会计录》编纂以至成书的经过。不过我们还想进一步的追求《万历会计录》何以在此时编纂成书。我们知道，会计录之作，在唐宋时已甚流行。及至明代，在《万历会计录》未成以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孝宗初即位时，礼部右侍郎邱濬已上言“欲仿唐人国计录、宋人会计录，令掌财计之臣，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课程等，每岁起运若干，存留若干，供给边方若干，一一开具，仍查历年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共若干，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并呈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庶乎量入为出，国计不亏”(《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其实《万历会计录》的编纂体裁，大致正于邱溶所条陈的相同。不过濬的“每朝一卷”的意思，没有采用罢了。再从明代的财政史观察，可知《会计录》的编纂成书亦无非一种时代的表现。明代自嘉靖中年，迭遭俺答与倭寇之患，京边及沿海诸省饷额激增，加以世宗崇道教，土木祷祀之工，月无虚日，以致帑藏匮竭，司农不得不百计生财，为一切箕敛之法，于是创为提编。加派。赃赎、鬻爵、税契、折民壮、均徭力役，诸推广事例；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国用。是时帑藏空虚，每年收支不敷甚巨。这种情形直至隆庆末年间仍是如此。及神宗即位，张居正当国，极力整顿，财政渐有起色。居正为政，一主综核，其于簿书条例，尤所究心。故如王国光及张学颜，均为居正深相倚任之人(《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及卷二二五《王国光传》)。史载隆庆六年(1571)八月，时神宗已即位，国光以仓场总督还理户部尚书事时，以簿牒繁冗，公私交困，乃疏请归并裁减，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至万历三年(1575)十月，国光又题请归并各司职掌，以一法守，以便责成(《神宗实录》)。以上的改革，我们可以认出是编纂《会计录》的第一步工作。总计神宗初年的新政，如创立考成规条，酌定降罚则例，清积逋，核兵饷，减徭役，浚河漕，汰冗员，禁驰驿等，亦皆出于居正、国光、学颜诸人的筹划。故国库收入逐渐增加，至万历四年以后，我们知道太仓银库所藏的银两，以及京边各仓所存的粮米，均已有巨额的积存，非复正德、嘉靖间之虚耗旧观可比。直至万历十年间，国家财政基础日见稳固，一时号称开国以来未有的富庶。为勾稽出纳，及防止“吏胥舞文”与“豪强去籍”诸弊起见；还有，特别是为谋国家的收支稳定起见，《会计录》的编纂，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产品。所以我们固然看到重辑《会典》的命令，同时亦听见臣下刊布条例专书的奏请。如万历三年十一月湖广都御史沈椴奏乞将见行事例悉令诸司循年顺月，别类分门，举要刈烦，斟酌损益，汇书进呈，刊布天下，与会典律令诸书并传(《神宗实录》卷四四)。又如万历六年间发动的通行全国清丈之议，当各省直丈量完竣之日。无不以“刊刻成书，永为定额”为请，以至户部题覆各省直裁减实编条编均徭里甲银两之数时，亦皆以“刊定成书，永为遵守”为言(以上分见《神宗实录》)。又如万历九年八月湖广巡抚陈省奏请刊刻赋役全书，“永为定规”，他的理由是：“全楚钱粮浩繁，起解头绪甚多，每年一派，小民不知额数，吏书因以低昂”(《神宗实录》卷一一五)。吏书低昂舞弊，固然是刊刻成书及制为“定额”的原因，但“每年一派”也是当时理财者所不喜。“永为定额”是中国财政的特色，治财政史者所宜注意的。三、《会计录》研究的价值《会计录》一书除供给我们以明代国家收支的种类、数目及其沿革，使我们得以了解明代万历及万历以前的财政组织及其状况以外，从历史上看来，它对后来还发生重大的影响。清初入关，为收拾民心起见，顺治元年(1644)，即下诏蠲免明季所加派的三大饷及苛杂课程等。及顺治十三年诏户部右侍郎王宏祚编修《赋役全书》，又令各直省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为准(《东华录》)。盖清代财政，不但承袭了明的制度，而且赋税款项犹多沿用明的旧额。所以研究清代的财政，《万历会计录》也是一部极重要的典籍。今再就《会计录》内所载的资料，加以检讨。《会计录》所根据的大半是采用档案，如部中的卷宗及各巡抚与布政司的册报等。据张学颜《进书奏》内所说，其编修体例，是“首遵《大明会典》，次考历年条例，次查本部册籍”。这些都不失为比较上最原始及价值最高的材料。如果求全责备，我们或者会说这些材料略嫌陈旧。例如各省直的人口，犹多是用隆庆六年黄册所报之数，但根据我们所知万历九年间又当大造黄册之年，今《会计录》未能将万历九年册报之数列入，似乎不无遗憾。但如果我们知道当时黄册解报之惯于愆期(普通多愆期至一年以上)，以及《会计录》在十年二月中已刊刻成书进呈御览两种情形，我们便不能再有所非难了。又如关于田赋各卷虽多沿用万历六年和以前的旧额，但福建省的田赋已是万历八年九月清丈以后的纪录。这也可以证明《会计录》的材料可说是已极“新近”的。因为万历全国通行丈量之令下来以后，首先应诏者就是山东布政司，事情是在万历九年九月。《会计录》中的《山东布政司田赋》一卷，今已失去，很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会计录》是否采用了丈量以后的记载。其次呈报清丈者是江西布政司，那已是万历九年十二月的事。其呈报的纪录，《会计录》当然无法采入。至于以后呈报清丈的各省直，那更是不用说的了。而且张学颜《进书奏》内亦说过：“清丈田粮，候各省直奏报通完之日，另为一书，续辑刊布。”这本计划中的书不知后来得否编纂成功?但可见福建省奏报之数，已是可能得着的最接近当时的纪录了。再则湖广田赋卷内的沿革事例，及北直隶庄田沿革事例，都已载有万历九年的事件，更足以证明《会计录》的材料，并不陈旧。总之，我们得了《会计录》这一部书，参以毕自严《度支奏议》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前购人的《崇祯长编》诸书，我们对于明万历以后以至清初的财政史的研究，可说得到意外的珍贵的帮助(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2期)

中国会计史是指自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会计活动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会计、审计和国库组织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会计与出纳、会计与国库、现金出纳与实物出纳、签证单位与财物发放单位，以及审计与会计之间都有了明确的分工,各由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唐代的“度支部”和宋代的“总计司”、“会计司”等专门组织的设置，表明了当时对会计的重视。唐代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审计组织机构──比部，和行使财计监察的御史台及御史监察制度，以及后来宋代的“审计司”、“审计院”的设置，都反映了当时对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视。唐宋时期计算各项赋税收入的计帐户籍制度，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的岁入岁出预算制度，财物出纳保管制度，要求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簿”的上计制度，以及监察制度等，已成为封建统治者加强经济控制的基本财计制度。唐宋时期出现了“四柱结算法”和“四柱清册”。“四柱结算法”是按照“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期末结存）这“四柱”特定的格式，定期结算帐目的一种会计方法。“四柱清册”是以“四柱”为基本格式，以“四柱结算法”为基本方法所编制的一种会计报告。“四柱结算法”的创立、运用和发展，“四柱清册”编报形式的产生、运用，是唐宋时代在会计方法方面的重大贡献。“四柱结算法”是系统反映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科学方法,它集中归结了中式会计的基本原理,是中式会计方法体系的核心与精髓，为中国会计从单式帐法向复式帐法的演变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世界范围讲，“四柱结算法”中的“四柱平衡公式”（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和“四柱差额平衡公式”（新收－开除=实在－旧管）的建立、运用，比西式簿记中的平衡结算法的出现要早得多。在唐宋时代,会计分析工作也有了进展,如在唐朝的《元和国计簿》和宋朝的《元佑会计录》中，就有计帐、户籍的分析,国家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以及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的专门分析。宋代的《太平经国之书》和《玉海》，则是汇集会计史料的重要著作。在这一时期,中国民间会计也得到了发展,中国早期的金融业──柜坊，典当业──质库，以及为商业服务的货栈──邸店等行业也运用四柱结算法。

宋代官厅中，办理钱粮报销或移交，要编造“四柱清册”，通过“旧管（期初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见在（期末结存）”的平衡公式进行结账，结算本期财产物资增减变化及其结果。这是中国会计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就。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使您满意。

隋唐至宋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会计、审计和国库组织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会计与出纳、会计与国库、现金出纳与实物出纳、签证单位与财物发放单位，以及审计与会计之间都有了明确的分工,各由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唐代的“度支部”和宋代的“总计司”、“会计司”等专门组织的设置，表明了当时对会计的重视。唐代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审计组织机构──比部，和行使财计监察的御史台及御史监察制度，以及后来宋代的“审计司”、“审计院”的设置，都反映了当时对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视。宋唐时期计算各项赋税收入的计帐户籍制度，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的岁入岁出预算制度，财物出纳保管制度，要求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簿”的上计制度，以及监察制度等，已成为封建统治者加强经济控制的基本财计制度。宋唐时期出现了“四柱结算法”和“四柱清册”。“四柱结算法”是按照“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期末结存）这“四柱”特定的格式，定期结算帐目的一种会计方法。“四柱清册”是以“四柱”为基本格式，以“四柱结算法”为基本方法所编制的一种会计报告。“四柱结算法”的创立、运用和发展，“四柱清册”编报形式的产生、运用，是唐宋时代在会计方法方面的重大贡献。“四柱结算法”是系统反映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科学方法,它集中归结了中式会计的基本原理,是中式会计方法体系的核心与精髓，为中国会计从单式帐法向复式帐法的演变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世界范围讲，“四柱结算法”中的“四柱平衡公式”（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和“四柱差额平衡公式”（新收－开除＝实在－旧管）的建立、运用，比西式簿记中的平衡结算法的出现要早得多。在唐宋时代,会计分析工作也有了进展,如在唐朝的《元和国计簿》和宋朝的《元佑会计录》中，就有计帐、户籍的分析,国家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以及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的专门分析。宋代的《太平经国之书》和《玉海》，则是汇集会计史料的重要著作。在这一时期,中国民间会计也得到了发展,中国早期的金融业──柜坊，典当业──质库，以及为商业服务的货栈──邸店等行业也运用四柱结算法。在唐朝，征收盐铁税所使用的“令式”及征收商税所用的“印纸”，也属于收入类原始凭证。《旧唐书•食货志》所记“……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帐欺没，仍委按察使纠觉奏闻。”便是指盐铁税收的征收必须按照令式进行记账，如果发现有没有按照令式入账的落账及贪污行为，相应的官员将会受到按察使等监督官员的审查。而“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则是指商税的征收应当由负责商业交易的管理人员“市牙”在统一的官方发放的“令式”上对所发生的商品交易进行记录，以便当天定时进行汇总计算。由此可见，“令式”与“印纸”一类的凭证，具有专用性质。在《敦煌掇琐》收录的唐代经济史料中，有四件官马管理官员马善昌呈报的关于官马死亡事件的“官马死亡状”，这种“状”实质上也是唐代的一种属于报损之类的原始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