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内部会计控制现状

一、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会计信息失真 （一）违法性失真 违法性失真是指有关企业或个人故意违反法律或规章制度而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 根据契约经济学的解释，企业是由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组合而成的契约联结体。非人力资本的作用在于黏结企业各要素，从而具有了抵押功能，使其一旦被投入企业就处于一种锁定状态，成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人力资本的作用在于做出决策并更有效地利用非人力资本，但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能分离，可以随时抽回，相比之下其承担的风险要小得多（在不考虑资产专用性的前提下）。这样，企业组织上的决策功能便与风险承担功能产生了背离。人力资本所有者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加上其行为无法观察，使其完全可以通过滥用非人力资本使自己受益，其结果往往是使超标准的数据进入会计系统，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为避免上述弊端，人力资本所有者被赋予了具有激励功能的剩余索取权，但这只是部分地缓解了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问题，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操纵会计收益，虚增其所得的剩余，再将其卖出并从中获利。后者造成的损失以及会计信息失真程度要远甚于前者。 以上的分析将经理（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股东（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在了截然不同的对立面上，其实经理本着把企业搞好（客观上与股东利益一致），以提升其在经理人市场上价值的目的，也同样有动机去披露不实会计信息。例如，虚增企业盈利能力，以降低企业的债券发行成本。如果再考虑到大股东与中小股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冲突，出于转移利润、获取配股资格和提高配股价格等目的，不仅是经理，甚至大股东也会存在披露不实会计信息的动机。 （二）规范性失真 规范性失真是指由于会计规范不完善而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它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会计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能否绝对真实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二是会计规范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要求是否达到了目前供给能力的顶点。就第一种规范性失真来看，由于会计理论固有的局限性以及外界环境的复杂与多变，绝对真实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追求。虽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人，对信息的揭示会逐渐趋向绝对真实，但从短期来看，这种信息失真是无法消除的，况且绝对真实的会计信息并不一定是相关信息使用者所必需的，获得绝对真实信息的成本往往要大于其收益。 就第二种规范性失真来看，由于会计规范是经过社会各利益集团充分博奔后所形成的一种公共契约，需同时兼顾信息供需双方的利益，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取得平衡，以保证各方都能接受博奔的结果和降低交易费用，减轻规范执行的阻力，规范的要求一般都要稍低于现实的供给能力。另外，由于会计信息供给者的自我保护倾向以及规范制订者有限理性的限制，制订出来的规范也总会存在着种种不足。这就造成了会计规范的不完全性，即便会计人员完全遵循了规范要求，他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目前供给能力的要求，存在着失真情况。 （三）技术性失真 技术性失真是指会计人员素质不能满足会计工作需要而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 技术性失真发生的情况依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由于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相对较高，因技术性原因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概率一般较低。在我国，由于会计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相对较低，很多人难以达到准则要求，不能适应会计工作的需要，因而由技术性原因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也普遍存在。 从上述三类会计信息失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规范性和技术性失真主要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短期内无法消除，且这类信息失真由于没有明确的利益导向，所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违法性失真主要是由会计信息披露者主观因素造成的，有通过操纵会计信息从中牟利的利益导向目的，其结果是误导了相关利益人的投资决策，所造成的危害极大。违法性失真也是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最主要原因。下文关于我国情况的分析就主要是针对违法性失真而言的。二、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特有的原因分析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着质量低下，虚假会计信息层出不穷的问题。从已查明的情况看，1985－1994年的十年间，累计查出的违纪金额为1383亿元，1998年更是达到了268878．68亿元（估计数）。从未完全查明的情况看，自从中国证监会规定了有关配股和摘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标准后，每年便有大量的ROE落在10％－11％和0％－1％等刚好达标的区域之间。显然，这是会计操纵导致信息失真的结果。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会计信息供需双方效用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会计信息天生具有经济后果等原因，违法性失真在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会计造假已成为经理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会计信息失真愈演愈烈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造成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性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国企经理制度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国企经理制度中，对经理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收入制度和组织制度。 从收人制度来看，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理人员的目标函数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包括货币收入、在职消费和精神报酬。从现有的制度安排看，国有企业经理的货币收入普遍偏低，且与企业经营效益不挂钩，在职消费模糊（如形式的实物化、消费成本化、对象不明确等），精神报酬不合理。这样，理性的经理人必然会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并通过高额在职消费与资源转让来谋取额外好处。这些事项最终会进入会计系统，由此造成信息失真。从组织制度来看，首先，经理人员的任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的，由于其掌握了这种缺乏弹性要素的控制权，寻租行为难以避免，而这些租金支出最终会通过费用类项目进入会计系统。其次，国企经理作为政府官员，职务调动比较普遍，工作缺乏稳定性，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再次，经理人员的考核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的，为证明自己的眼力，主管部门对下属企业虚报业绩的行为往往不闻不问，间接纵容了会计造假行为。最后，退休制度使国企经理在离职时面临着巨大的控制权收益损失，加上在职期间较低的收入水平，使经理人员产生不平衡心理，通过会计造假谋取最后一笔个人收人的"59岁现象"便随之出现。 可见，经理人员的制度性缺陷（报酬制度、选拔考核与奖惩制度）引发的会计信息造假动机，客观上造成了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低下。 （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外部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则不充分，因此说，外部治理结构是不健全的。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何峻（1998）和周清杰（1999）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 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加上流通上的限制，促成了一种僵化、低效的产权结构。一方面，占有绝对控股地位的国有股权产权主体缺位，使其产生不了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股东受制于持股比例的限制，不仅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而且即便有高质量的信息需求，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其实，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社会公众股东已成为谋取短期收益的投机者，他们有时并不需要有关公司投资价值的信息，而是需要那种虚报公司业绩的失真会计信息。 "内部人控制"问题在我国同样十分突出，许多企业不仅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甚至连董事长和总经理也会二为一，为"内部人控制"大开方便之门。董事会不能起到监督经理层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何在新股发行及衡量配股资格时会计造假行为的盛行。在西方发达国家，为消除内部人的超级信息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般要求董事会下设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未做出明确规定，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内部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三）外部监管制度 既然制度性因素决定了我国各类企业内部都存在着披露不实会计信息的动机和可能，那么，外部监督应该是提高信息质量保证的另一条路径选择。可是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监管效果也十分有限。 从监督有效性来看，由于我国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大多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的，而这种监督权的授予却掌握在作为被监督者的经理人手中，权力安排错位的结果必然是监督不力。与《财政部会计信息抽查公告》所揭示的高达80％以上的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相比，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比率却低于20％，监督缺乏有效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处罚有效性来看，我国监管部门对会计信息失真的处罚目前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的运用少之又少，基本上构不成对造假者的威慑作用。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也使得声誉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各类财务报告总数超过10000份，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却不足100起，如此低的处罚比例，必然会使会计信息披露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大量带入其行为模式中。 三、可行的治理对颇：一个暂行框架 我国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泛滥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因此，端正经理人行为动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根据行为科学理论，端正行为主体的动机可从其内部需要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着手。当内部需要决定了经理人逐利的本性时，外部环境便成了调节的重点。结合我国实际来看，要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合理配置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制度安排问题，是指出资人和利益相关人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监督和控制高层经理人员的活动。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安排，同化出资人与经理人的效用函数，以降低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权利制衡机制安排，瓦解经理人的超级信息地位，以阻止其逆向选择，因此，它是会计信息如实披露的内部保障机制。从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经理制度以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来看，不合理的治理结构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力显然是相当薄弱的。要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首先就要从这种内部保障机制上着手。 1．激励机制。激励机制设计是假定已知代理人偏好与委托人选择而设计的一种机制，以同化二者的效用函数，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尽力工作，并如实披露信息，减少代理成本。 为达到这一目的，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让经理人拥有一定量的股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让经理人分享企业剩余从而激发出其积极性，另一方面，这部分股权也成了经理人不损害股东利益的物质担保。Andtrei Shelfer的研究表明，经理人持股比率在5％－20％之间，可较好地避免道德风险行为，从而也就消除了经理人披露不实会计信息的动机。从我国目前经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来看，短期内达到5％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另外，即便经理人内部持股达到一定比例，也并不能完全消除因其道德风险行为而引发的会计信息失真。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假定经理人拥有企业100％的股权，Ct为企业第t年的预期成本，Pt为企业第t年的预期收益，年利率为i，则企业价值为＊。 再假定经理人对企业的持股比率为a（0＜a＜1），（1－a）的股权为外部股东所持有。在这种情况下，精明的经理人必然会提高在职消费水平△C（因为他只需承担其中a△c的成本），而寻找新收益△P的努力也会因此下降（因为他只能得到其中a△P部分的收益），企业价值随之降为＊。其中，经理人拥有的企业价值为aV，股东拥有的企业价值为（1－a）V。 Jensen和Meckling证明，如果股市完全有效，股东将不会支付（1－a）V*，而只会支付预期企业价值（1－a）V，V*－V部分构成的剩余损失将完全由经理人承担。但现实的情况是，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并不存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理人对外披露的企业价值只会是V*，由此造成了会计信息失真，且股市越无效，经理人持股比率越低，会计信息失真的程度越高，这正好验证了我国的情况。 可见，激励机制并不能保证经理人披露完全真实的会计信息，因而内部保障机制不得不求助于第二条途径??监督机制。 2．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指通过以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为主体的内部监控机制来约束经理人的行为。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虽然都设有董事会、监事会，但由于上市公司本身大多是经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企业，不仅国有股权缺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且董事会和经理层往往高度重合，董事会形同虚设，监控职能严重弱化。监事会亦是如此。为达到有效监控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都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和外部审计师选聘工作。如果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可以起到防止会计造假的作用。理由如下：（1）审计委员会由外部独立董事组成，与企业绩效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不可能存在会计造假动机；（2）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会计专业知识水平较高，洞察力强，容易发现造假行为；（3）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内部审计工作，保证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4）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外部审计师选聘工作，有效防止了经理人的"意见采购"。 目前，我国已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引入了审计委员会制度，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不规范和不健全，从而制约了其效力的发挥。 （二）完善外部监督管理体系 设计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能有效防止失真会计信息的生成，但这种保障机制由于缺乏对造假者的实际惩罚，其效力往往是有限的。当造假能够带来预期收益时，造假者还是会毫无顾虑地生产虚假会计信息。当这种内部保障机制存在缺陷时，虚假会计信息便得以对外披露。因此，要杜绝会计信息失真，外部惩罚机制的威慑力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会计信息生产者的造假成本超过其造假收益，会计操纵的剩余收益小于零，才能从源头上阻止失真会计信息的生成。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奔模型进行分析。 博弈双方分别为会计信息披露者和监管者，会计信息披露者有两种战略选择，即造假与不造假，监管者也有两种战略选择，即监管与不监管。具体倏设如下：会计信息披露者造假的概率为P，造假若不被查出，给其带来的收益为A，造假若被发现，给其带来的损失为-B。监管者监管有效（查出所有造假行为并进行处罚）的概率为Q，查出造假行为给其带来的收益（或避免的损失）为C，监管成本为D。A、B、C．D均大于0，P、Q为大于0小于1的参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混合战略博弈模型（见表1）。 表1信息监管者与造假者的战略博弈模型 ┌─────────┬─────┬─────┐ │信息披露者行为空间│ 造假P│不造假1－P│ │/监管者行为空间 │││ ├─────────┼─────┼─────┤ │监管有效Q │－B，D－C │0，－C│ ├─────────┼─────┼─────┤ │监管无效1－Q│A，0│0，0│ └─────────┴─────┴─────┘ 由以上模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监管机构监管有效的预期收益为：（D－C）XP＋（－C）×（1－P）＝P×D－C。 监管机构不监管或监管无效的预期收益为：0×P＋0×1－P）＝0。 显然，只要会计信息披露者造假概率P与造假造成损失D的乘积大于监管成本C，监管便有了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来看，根据《财政部会计信息抽查公告》的调查数据，造假概率已达80％以上，造假造成的损失通过市盈率的扩大效应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相比之下，监管成本简直微不足道。因此，监管绝对是必要的，而且监管力度（成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二，会计信息披露者造假的预期收益为：（－B）×Q＋A×（1－Q）＝A－Q×A－Q×B。 会计信息披露者不造假的预期收益为：0×Q＋0×（1－Q）＝0。 显然，要从源头上杜绝造假，使造假者无利可图，A－Q×A－Q×B必须小于0，即A＜，因此，提高监督有效性和惩罚有效性势在必行。 从提高监督有效性方面来说，监督覆盖面的加大和监督能力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到实际的监管（非注册会计师审计）大多采用抽查方式，不可能一次全面覆盖到所有企业，为避免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通过合理的抽查制度安排，使若干次抽查可以覆盖到全部企业，并在这一周期内规定追溯处罚时效，应该是一个好办法。至于监督能力方面，则取决于监督人员素质的提高。 从提高惩罚有效性方面来说，首先，由于利用会计信息系统舞弊并做出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决策的是经理人，因此，具体惩罚也必须落实到具体责任人，避免发生对企业的惩罚最终造成股东代经理人受过的问题。其次，惩罚力度必须大到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否则客观上就形成对造假行为的纵容。再次，惩罚方式的选择上也应避免单一化的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可以调动起受害人起诉的积极性，刑事手段可以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使有效的声誉机制和代理权竞争机制发挥强大的威慑作用。

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进入了百年的寒冬，一批批企业的倒闭暴露出企业管理的种种问题。虽然这些企业的倒闭原因不尽一致，但最根本的原因都一样：风险意识淡薄，内部控制形同虚设。此时，如不思考如何建立和规范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那么，将有更多的企业倒下。上海市组织部、国资委也于本月向社会征集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为市管国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打下良好基础。本文在回顾内部控制理论沿革及其内涵，分析现阶段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先进的内部控制理论及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智力支持、法规建设、制度安排和监督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内部控制在我国运用的12点建议。一、内部控制的理论沿革及内涵内部控制作为一项管理技术，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内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的不断演化。回顾内部控制发展史，主要有内部牵制、内部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等五个阶段。1、内部牵制阶段作为内部控制的最初形式，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双人记账制”等内部牵制思想。但正式提出内部牵制概念的是L.R.Dicksee于1905年提出的。1930年George E.Bennett在此基础上对内部牵制概念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内部牵制是账户和程序组成的协作系统，这一系统使员工在从事本身工作时独立地对其他员工工作进行连续性检查以确定其舞弊的可能性。2、内部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阶段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首先提出了内部会计控制(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 System)概念。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下属的审计程序委员会（CAP）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报告中，对内部控制作了权威性定义。1958 年10月该委员会发布的《审计程序公告第 29号》对内部控制定义重新进行表述，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1972 年，AICPA下属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发布其第1号公告（SAS No . l），对管理控制和会计控制提出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定义：一、内部会计控制是由组织计划以及与保护资产和保证财务资料可靠性有关的程序和记录构成。会计控制旨在保证：经济业务得到适当的授权；经济业务的记录遵循适当的标准；接触资产受到适当的限制；资产得到适当的盘查；二、内部管理控制包括但不限于组织计划以及与管理部门授权办理经济业务的决策过程有关的程序及其记录。这种授权活动是管理部门的职责，它直接与管理部门执行该组织的经营目标有关，是对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控制的起点。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1988年4月，AICPA发布《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SAS NO.55），规定从1990年1月起以该公告取代SAS NO.1。该公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Internal Control Structure）”的提法替代了“内部控制”的提法，正式将内部控制环境纳入内部控制范畴，并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该公告可视为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性成果。公告中内部控制结构是指为了对实现特定公司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而建立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构成的有机总体，包括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三个要素。4、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1992年，美国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所属的内部控制专门研究委员会发起机构委员会（COSO）发布报告，即《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 — Integrated Framework），也称COSO报告。不久AICPA全面接受了COSO报告的内容，于1995年据以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第78号》（SAS NO.78），并自1997年1月起取代了SAS NO.55。COSO报告中把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效果以及现行法规的遵循等目标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COSO 报告指出：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受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员工影响，旨在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以及现行法规的遵循。报告认为内部控制整体架构主要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项要素构成。5、风险管理―总体框架2004 年9 月COSO颁布了《 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 (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 Integrated Framework）新报告，提出了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八个相互联系的内部控制要素。新报告标志着内部控制进入风险管理―总体框架阶段，强调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全面内部控制，旨在对企业内部风险实施管理和战略制定而建立的事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从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内部控制目标的多重化发展。由最初的防弊纠错、保护资财发展到能使公司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由单纯遵循管理政策发展到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的遵守。随公司规模的扩大，董事会与经理层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公司经营的有效性须有良好的内部控制做保证。同时与公司有关的各种法规也日趋完善，公司的顺利运行必须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由最初的只重视会计控制发展到会计控制及管理控制并重，进而形成了内部控制的整体框架，更突出了对风险的重视。公司的内部控制应辐射所有重要的方面，是一种全方位、宽领域的控制。内部控制应合理保证提供的财务、管理及其他信息的准确及时性，各种信息又有助于对现有控制的分析评价，内部控制不是一个僵化的模型，而是要通过不断的评价、沟通等逐渐完善。二、我国内部控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一）现状从理论研究及相关法规看：虽然我国早在西周就有了实施了分权控制方法和交互考核制度等内部控制的思想，但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内部控制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直到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开始，内部控制才得以在我国发展。之后，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中注协、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内部控制规范。2006年7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牵头发起，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门共同参与组成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2007年3月，该委员会发布了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17个具体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并于2008年5月发布了正式的基本规范，目前还没有具体规范。2008年6月，该委员会发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三项指引的征求意见稿。从实务应用看：在我国，对内部控制要求较多的是上市公司，但从实际情况看，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也不容乐观。据《沪市上市公司2007年内部控制报告分析》显示，沪市共有146家上市公司出具了公司内部控制报告，占沪市披露2007年年度报告上市公司总数的17%，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及其审核意见的数量较少。（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内部控制研究起步比较晚，虽然已加大研究力度，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影响，人们对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理论认识不够，加上内部控制体系尚未完善，缺乏相关的内部控制人才，所以内部控制在我国的发展应用还存在不少问题：1、管理和控制理念淡薄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和传统管理思想、方法、手段的影响，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对于几乎属于“引进”而来的内部控制的理论缺乏认识，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几乎处于陌生状态

这明显就是内部的资金控制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会计在挪用款项的时候，并没有进行一些审查，建议是应该每半年或者一年进行一下审计，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了。

近年来，国内企业的重大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整体来看，突出有三类重大风险：一是多元化投资，二是金融工具投机，三是生产安全事故。撇开生产安全事故不说，前两类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大特点：一是风险发生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巨大，动辄就会使企业“伤筋动骨”；二是同类事故在大型国有企业时有发生。鉴于此，我们称此两类风险为大型国有企业典型的高风险业务。下面我们通过案例对此两类重大风险做深入分析。

1.多元化投资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风波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 （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 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年度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