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师返援阿富汗时间

2022年6月22日，阿富汗爆发了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目前已有三千五百多人伤， 并且死伤的人数正在随着时间进一步的攀升。因为地震的原因，阿富汗的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的下降，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原则，中国决定向阿富汗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救助。该资金将应于阿富汗的震后设施重建和人民生活补助，中方所提供的除了资金上的帮助，还包括一系列灾民急需的救治品。

众所周知阿富汗的局势一直是国际热议的问题，早些年里阿富汗一直处于战争的状态。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因为战争的爆发而变的贫困又疾苦，这次地震的爆发为阿富汗的人民又带来了沉重的一击。阿富汗的人们一直以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对其给予的5000万人民币救助，为阿富汗人们带来了安慰，减缓了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经济上和心灵上的损伤。 人定胜天，在阿富汗临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阿富汗人民能守难相助共度艰辛。

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人民始终关心阿富汗灾区民众的安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经说过:“中国致力于援助全世界饱受战争和自然灾害侵袭的国家。”同于西方国家的利己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中方此次向阿富汗临时政府援助的5000万元人民币和物资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气质，中国成为了向阿富汗提供提供援助物资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以实际的行动诠释了中国，阿富汗两国人民的美好情谊，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始终心系阿富汗受灾群众。同时也会为阿富汗的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也祝愿阿富汗的人民能早日摆脱地震所带来的伤害。相隔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愿阿富汗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永存！

中国所援助过的国家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进行了武器装备对外援助，忠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向70多个国家及组织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中国武器装备对外援助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至1963年，为武器装备对外援助的起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答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请求，开始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及其他军需物资的援助。援助的品种，主要是陆军使用的枪炮及其配套装备。援助方式是无偿的。这一时期，中国还向阿尔及利亚、老挝、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10多个国家，相继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援助。第二阶段：1964年至1978年，是武器装备对外援助迅速增长的阶段。受援国家由原先的10多个发展为60多个；援助的品种由轻型武器装备发展为重型武器装备；援助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武器装备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计有各种枪420万支（挺），火炮9万余门，坦克、装甲车3620辆，飞机1430余架，艇船352艘，导弹系统15套，导弹449枚，各种枪弹43亿余发，炮弹5130万余发，以及其他装备物资。一些新型武器装备，如地空导弹、歼7型飞机也援助了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第一阶段相比，援外武器装备的品种增加了1倍多，数量增加了5～10倍。第三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武器装备的对外援助进行了认真的调整和改革。这主要是对新签协议的对外军事装备援助项目的金额和轻重武器的结构比例作了调整，并将单一无偿援助方式改变为依据受援国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无偿、收取成本费、贷款或延期付款等多种方式。在这期间，中国除对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坦桑尼亚、扎伊尔、津巴布韦、卢旺达、索马里等40多个国家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外，又对毛里塔尼亚、佛得角、泰国、布基纳法索等10多个国家开始提供武器装备的援助。其中，采用无偿方式援助的有30多个国家，采用其他方式援助的有20多个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同一些国家友好协商，以物易物，一方面满足对方的需要，一方面为自己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服务。

2001年阿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向阿方提供100万美元现汇作为政府启动基金以及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物资援助。2002年1月，我承诺5年内援阿亿美元，一半为无偿援助，一半为优惠贷款（后变更为无偿援助）。目前无偿援助已基本落实。在上述援款下，我为阿援建了帕尔旺水利修复工程、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等项目，并提供了物资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2004年3月，中阿在柏林签署议定书，中方免除阿方960万英镑债务。2005年2月，中国政府向阿提供1500万美元无偿援助。2006年和2007年中方向阿提供亿人民币无偿援助。2008年6月，杨洁篪外长在巴黎出席“支持阿富汗国际会议”期间宣布中国政府向阿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2009年3月，中方向阿捐赠价值万美元的清淤设备。6月，中阿签署矿业合作谅解备忘录。7月，由中冶-江铜联合体中标的阿富汗埃纳克铜矿正式开工。8月，中国在阿最大援建项目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竣工并移交阿方。中国向阿提供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8000多吨小麦无偿援助。2010年3月，卡尔扎伊总统访华期间，中方宣布向阿提供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同时，双方签署换文，规定自当年7月1日起，中方对阿60%的输华产品实施零关税待遇。此外，中方还同意为阿开设农业、卫生、教育、经贸、通讯和禁毒等6个人员培训班。6月，首次中阿经贸联委会在昆明举行。2011年3月，中阿签署援建阿科教中心项目换文。4月，签署中国援建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及招待所项目换文。5月，双方签署中方向阿捐赠救护车、教学物资和办公设备的援助换文。

非洲的有很多

——我国外交档案解密透露1960年底以前的实情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1 蒙古国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中，这一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对此，外交部给使馆的回电中颇显为难：“此次蒙古所提出的工人种类繁多，要求去蒙的时间又急，并且所涉及的问题甚广……进行动员是有困难的。”“又如去渔工，蒙方有无渔船、渔工？”后来，根据中方建议，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也很早。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2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我们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3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4 11年外援总额：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亿元(无偿援助亿元，贷款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亿元(无偿援助亿元，贷款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则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5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了10亿美元。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中国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同胞兄弟有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这笔钱将会用在很多地方，会用在大家平时吃饭的地方，还有就是出行的地方，还有就是物资方面，还有就是衣服方面，还有就是交通运输方面。

飓风袭击重创美国一场大天灾暴露出美国惊人的阴暗面，其造成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广泛而深远。8月下旬，美国遭遇了强力飓风“卡特里娜”的袭击。在每年的大西洋飓风季节，美国都会遭遇飓风侵袭，但这次的“卡特里娜”却格外厉害。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天灾不仅给美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它更将美国政府救援迟缓、忽视隐患、贫富分化、种族差异、忽视环境保护等问题赤裸裸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南亚大地震地震无情人有情，一场伤亡惨重的大地震成为印巴关系进一步缓解的契机。2005年10月8日上午，南亚次大陆发生里氏级地震，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都有强烈震感。截至10月19日的统计结果，这场大地震共造成万多人死亡，成为百年来死亡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巴基斯坦在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西北边境省有37958人遇难，死亡人数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高官也表示，当地至少有4万人死亡。此外，印度方面宣布，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目前已有1360人死亡。然而，地震无情人有情。南亚大地震发生后，贫困的巴基斯坦灾区不仅得到了来自联合国、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和组织的金钱和物资援助，还首次得到了多年来与之龃龉不断的印度的大力援助，这为进一步缓解印巴关系提供了契机。神舟六 太空行 开创新纪元10月1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随飞船升空。经过115个多小时太空飞行、完成多项太空科学实验后，神舟六号返回舱于10月17日凌晨在主着陆场平稳着陆，两名航天员安全返回。这是中国飞船首次进行多人多天往返太空的航天试验。否宪法 危机起 欧盟须思量5月29日和6月1日， 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全民公决相继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英国、丹麦等原计划举行公决的国家，也随之搁置了公决计划；一些欧盟成员国宣布，在欧盟宪法的前景明朗之前不会批准该法。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近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由此爆发。欧盟各国经济水平不齐，文化背景迥异，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也因各自利益不同而不尽相同。2004年欧盟扩大为25国之后，这些矛盾和分歧越加凸显。法兰西 骚乱起政府受质疑10月27日，法国巴黎东北郊克利希苏布瓦市2名非洲裔少年因躲避警方追捕意外触电身亡。数百名当地青少年因此冲上街头，焚烧汽车、打砸店铺，以表达愤怒和不满，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事态迅速扩大至法国其他地区，最终引发全国性骚乱。法国25个省的39个市镇或地区被迫从11月8日夜起实施宵禁。在骚乱事件中，法国政府一方面强调严惩违法分子，维护公共秩序；同时呼吁对话，表示愿采取措施解决有关街区的实际问题。这次事件折射出法国多年来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移民融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和由此产生的绝望情绪，导致他们选择暴力来发泄不满。全球抗击禽流感2005年，禽流感在全球多个国家的迅速扩散，不仅给有关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人们留下了诸多警示和思考。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共同的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人类安全的整体性日益突出，进一步显示出全球共同治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印度洋大地震及海啸 遇难者或逾12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26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因此引发的海啸波及印尼、斯里兰卡、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缅甸、马尔代夫、肯尼亚、索马里毛里求斯等国，遇难者总数已超过12万，还有大量人员失踪。国际社会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俄北别斯兰劫持人质事件 335人死亡9月1日清晨，数十名恐怖分子冲进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1000多名师生和家长扣作人质。经过3天对峙，俄特种部队开始抢救行动。事件共造成335人死亡，包括30名绑匪。西班牙311恐怖袭击 欧洲深受伤害3月11日上午7时，西班牙马德里3列车同时发生爆炸，造成190人死亡，1800多人受伤，成为西班牙二战结束以来遭受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恐怖袭击。这一事件被称为“欧洲的911”，卡达组织宣称负责。阿拉法特逝世 考验中东和平阿拉法特驰骋中东政治舞台几十年，对中东局势，特别是巴以关系发挥着重大影响。他的去世使中东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海外中国工人频遇害 北京采取措施保护海外华人6月11日凌晨，中国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以援建阿富汗公路建设项目劳盖尔工地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另有4名工人受伤；10月9日，两名在巴基斯坦从事水利工程的中国工程师遭武装人员绑架，其中一人遇害；7月21日，西班牙埃尔切市10月也发生了抗议低价倾销、焚烧华人鞋店事件；7月21日，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美加边境一名中国女商人遭执法人员殴打。今年以来，海外华人华侨遇袭时间增多，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全球各地华侨华人的保护，已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外交部专门设立涉外安全事务司，显示“外交为民”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