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老师教育健康管理师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樊登解读—陶行知先生三颗糖故事背后的意义：为孩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事为一大事来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拜人民为老师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千教万教教人求真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