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事考试网 1. 简介
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概念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周光全《刑法理论》（第3版）、张明凯《刑法》（第5版）
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夺取他人生命的行为。——陈兴良《刑法解释》
2. 如何界定刑法意义上的“人”
人之生命始于生，终于死。关于出生标准，刑法上有三种学说：分娩疼痛说（出生开始说）、部分暴露说、充分暴露说、独立呼吸说。张明凯主张充分暴露说，周光权、陈兴良主张部分暴露说。笔者主张部分暴露说。
对于死亡标准，张明凯主张综合标准说，即自主呼吸停止、心跳停止、瞳孔反射功能停止。张明凯还认为，既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人体器官移植包括活体移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亡判断可以采取二元标准：一般情况下采用综合标准说，器官移植则采用脑死亡标准说。但陈兴良认为，采用脑死亡标准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为依据，条例并未明确规定采用脑死亡标准，目前也没有采用脑死亡标准的必要性。周光全认为，心源性死亡仍应作为刑法上判断人体死亡的标准。对脑死亡但仍有心跳、呼吸的人摘除内脏器官，应以摘除活体器官来评价，只要不存在防止违法、责任追究的理由，就不能否定该罪的成立。 笔者认同单纯的综合标准论，因为人的死亡应是一个客观概念，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另外，《器官移植条例》虽然表明可以进行活体器官移植，但并未明确规定可以提前终止脑死亡患者的心跳等身体机能。因此，在当前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环境下，采用心脏骤停等符合国民认知的综合标准，更符合当前的现实和法律规定。
上述法律规定了“故意杀人”，但学者们却把这个罪名定义为“他人”。这是为什么呢？刑法的一般理论认为，自杀不构成犯罪，只有杀害自己以外的他人，才构成故意杀人。
那么，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其理论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区分教唆、帮助自杀和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二者的区别在于教唆、帮助自杀并没有控制他人行为的行为，只是使他人产生一定的故意，而间接正犯则具有控制他人行为的行为。
这里，我们首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情况下，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
（1）如果教唆犯有能力操控、控制被害人的自杀意志，可以认定为间接正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3号）第十一条规定：“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造、传播迷信邪说，组织、策划、教唆、胁迫、教唆、帮助其成员或者他人自杀、自残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定罪处罚。”在这里，被害人的死亡不是基于自我选择的自杀，而是被邪教组织操控、控制的，应当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 这一规定是恰当的。（2）教唆、欺骗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者其他认知能力低下的人，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因为此时的自杀，并不是出于结束生命的初衷。
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属于间接正犯的教唆、帮助杀人行为，一般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情节较轻。但根据从犯责任理论，如果自杀行为人不构成犯罪，教唆人也不应被定罪。若要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定罪，必须探究其理论和法理依据，否则就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以下对不同的理论路径进行分析：
1. 先前行为产生的义务：
先前行为必须存在造成法益损害的现实危险，但教唆自杀往往不具备法益损害的现实危险。另外，对先前行为的救助义务必须具备现实可能性，但如果教唆者通过电话、网络等远程方式教唆，则不存在救助的可能性，这条路径不可取，否则可能扩大对先前行为的救助义务范围。
2.单一主犯制度：
该制度认为，只要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有因果关系，就应当认定为正犯。即教唆自杀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正犯。但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教唆犯的存在，专门条款中也有“作为共犯处理”的规定，因此单一正犯制度不可取。
3. 根据该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教唆自杀属于“情节较轻”：
这种做法认为，法律上的“情节较轻”包括教唆、帮助等，但这种解释会导致分则中很多条款对“情节较轻”的解释过于扩大化、随意化，也是不可取的。
4.纯粹挑衅：
该说既承认无共犯的主犯，也承认无主犯的共犯，主张共犯具有完全的违法独立性，侵犯了共犯的从属性，存在明显的缺陷。
5.受限依赖理论：
该理论的前提是，自杀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且自杀实质上违法，侵犯法益。据此可以判定教唆自杀的行为同样违法。将自杀实质上违法判定不符合社会公众对自杀的认识，且该路径对公众的接受存在一定的障碍。
6.最低限度从属理论：
该理论认为共犯成立仅要求主犯具备犯罪要件，并从三层级视角界定犯罪要件、违法性、过失性三者的符合性。该路径认为，自杀是自害行为，不侵犯其他法益，不构成实质违法。最小从犯理论并不要求主犯的违法性必须是最终的、实质的，而可以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具体而言，首先，在犯罪要件阶段，教唆犯和自杀者都已经形式上满足了故意杀人罪的要件；其次，在违法性阶段，由于自杀是自害行为，存在违法性原因，因此不构成实质违法，而教唆者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原因，因此构成实质违法；最后，在责任层面，教唆者负有明显的责任，因此构成犯罪。 这一路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一结果的前提是自杀在形式上属于违法行为，而最低从犯理论很可能会扩大对教唆者的处罚范围。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教唆自杀不应定罪。首先，上述六条路径中后两条更为合理，但后两条路径的大前提是自杀行为是违法的（无论是实质违法还是形式违法）。对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目前尚无必要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难以符合民众的普遍认知，具有一定的“家长主义”或“男权主义”色彩。结合目前的法律规定和理论，如果无法找到对该行为量刑的依据，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和共犯从属理论，教唆者和帮助者只能被判无罪。
